1974年1月30日冯雪峰写给包子衍的信中，提到冯达：“1931年6月7日的‘冯君’和6月11日的‘冯君’都不是指我。有可能是指冯达，当时是史沫特莱的秘书，后来堕落为国民党特务的。”
楼适夷称他是“自首变节的冯达”。
1933年1月底，2月初，丁玲和冯达搬到北四川路昆山花园，此处亦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点。
现在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推到1933年5月14日这一天。
这天早晨，冯达要去看《真话报》的两个通讯员，因昨晚去，见他们屋里灯光摇晃，还隐约听到屋里有凌乱的脚步声，在窗下叫了两声，没回音，就转身走了。冯达对丁玲说，今天还得再去一下，不然那两人的组织关系就会断。丁玲也没阻止他。
冯达临出门，猛然想起昨晚回到家，开门时，回头一望，发现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个人，是半路上尾巴没甩掉，一路跟踪到家？不安的念头一闪而过，更没想到采取应急措施，就进门了。于是，他又叮嘱丁玲：“约定十二点以前都一定回家，到时候如有一个人未回，另一个人就要立即离开家，并且设法通知有关同志。”
八点多钟，两人分手，丁玲到正风学院去开文学座谈会，冯达出门准备去看通讯员。
到十一点半，丁玲回到家，冯达还没回来。她不知道此刻冯达已被国民党政府抓去，正在受讯。
原来昨晚两个通讯员的家确实出事了。冯达一进门，便被守株待兔的敌人扭住盘问，他竭力分辩，说自己是个普通人，跟共产党没关系。但已无法脱身。敌人说：“你既然是一个普通人，那你总有妻室，总有家，总要到你的家看看，证明你不是共产党，与共产党也没有关系，就没事了，就立即放你。”
冯达想，只要我拖延过十二点，那时丁玲已经离开，家中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没有，你们查不到东西，就可以放我了。就这样，冯达说出了家中的地址。他没意识到，这一说，将给他和丁玲带来多大的灾难啊！
再说丁玲，在家等了半个小时，不见冯达回来，正准备收拾一下，离开屋子，不料潘梓年来了。
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弟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中设立党团(即党组)时，第一任党团书记是朱镜我，杜国庠、潘梓年、王学文、彭康等人是成员。1932年潘梓年是《真话报》的总编。冯达是社联成员，又是《真话报》的负责人，因此两人很熟，潘梓年常到冯达家去。
丁玲见潘梓年进门，忙把异常的情况告诉他，可他不但不走，反而拿起一份《社会新闻》，坐在沙发上笃悠悠地看起来了。丁玲“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丁玲“有点不好意思再催”。
当冯达带着敌人回家时，万万没想到丁玲还没离开，看见妻子和潘梓年，他“猛的一惊，然后就低下头”，“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呆若木鸡”。
冯达和丁玲关在一起的时候，“冯达只是赌咒、自己骂自己，他承认犯了罪，连累了别人，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人。但他死不承认他自首。一再分辩自己没有一点点要自首的念头。他恨自己太愚蠢，轻信了敌人的谎言。”
丁玲听了他的话后，似乎有所理解，又说：“他也许是受了骗，上了当，以为可以混过去，所以讲出了我们家的地址，还可以说是一时的错误，酿成了大罪。”
冯达的女儿也曾说：“他不是有意出卖的，后来他也没有带敌人去找自己的同志，没有人因他的出卖而被捕。”
笔者在阅读、查找有关资料时，发现有个疑问：国民党政府派人到北四川路昆山花园来，究竟是冲着丁玲来的？还是冲着与冯达约会的潘梓年和应修人的？
丁玲在1932年下半年，接替钱杏的工作，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又经常在“左倾”刊物上发表作品，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据丁玲自己说，她有两次差点被捕：“有一次国民党特务去《大陆新闻》抓我，因我并不在那里，所以未抓到。有一次，我到湖风书店去，三楼是我们接头办事的地方。我还未进去，书店已经坐满了特务。我走进书店，煮饭的工人便对我示意，保护我；我就没有上楼，装着买书的样子，很快离开。又未被抓。”
这第三次，丁玲在昆山路被捕，完全是国民党的意外收获。那天“跟着又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叫胡雷。”这人1930年到丁玲家访问过胡也频和丁玲，那时胡雷在《真话报》工作，约丁玲和胡也频“去参加《真话报》的读者座谈会”。当胡雷进屋，看见丁玲“很诧异”，如果胡雷知道是来抓丁玲的，就不会显出“很诧异”的神情。因此他们并不是冲着丁玲来的，而是冲着潘梓年和应修人的。
地下党的纪律是非常严密的，互相见面的地点、时间，都是预先约好，不可能没联系就擅自闯来。
如果说潘梓年是常客，他的到来，纯属巧合，那么应修人来，又作何解释呢？
丁、潘被绑架走后不久，另一个左翼诗人、20年代湖畔诗社的成员应修人就来了，“他不晓得这屋已被破坏，直跑到二楼，他刚要回去的时候，探员已跟从在后面，他跑上三层楼，探员们也跟上去。他和他们打了。没有人晓得在这一刹间有什么发生，但是应修人的身体在三层楼底街上躺着”。
第二天，上海大报就发出消息，称：昨日下午三时五十分左右、北四川路昆山路第八号后门口、忽发现一无名男尸、身穿灰雨纱长衫、头戴呢帽、足穿直贡呢鞋、年约二十岁、形似广东人、经由虹口捕房巡逻捕查见、当即上前查看见头部鲜血直流、并已气绝、乃亟车送同仁医院、经该院医生检验之下、发现该尸头骨已断、形似由高处失足坠地、伤重致命、衣袋内有大批反动传单及钞洋五十余元、当由探捕带回捕房存案、一面派探追究。应修人和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在文坛上被称为湖畔诗人。1920年，他们四人合作的新诗集《湖畔》和《春的歌集》出版，成为当时生气勃勃的新诗运动中的一支突出的新军。他曾自己主编小型文学刊物《支那二月》，常与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叶圣陶等人联系，取得他们的帮助。
1917年，只有十九岁的应修人在一首《自题小影》中，流露了报国无门，对民无建树的惆怅心情，他吟道：空说男儿意气雄，
春过二十无微功。
生涯今日何堪问，
万恶沪滨侍富翁。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动情地写：“妈妈，我不会忘记妈妈的，为了妈妈，为了世界上万万千千的妈妈，我不能不离开了自己的妈妈。”1930年，应修人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即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以作家的身份参加了左联。1931年，他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先任秘书，后任宣传部长。
冯达是1932年下半年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负责《真话报》，应修人是宣传部长，与冯达有直接的工作关系。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宣传部长和下属报刊的负责人和总编，约好谈工作的情报，被国民党政府的探员获得，并派出先前已经叛变的《真话报》通讯员(或称记者)胡雷和另一个人，到昆山路来辨认自己的上级？
这种可能性在应修人的老朋友文章中，可得到一个证明：1933年5月14日，应修人被发现后不畏强暴，徒手搏斗，最后堕楼而死。在另一位老人的回忆文章中，还可获得应修人去冯达家的目的线索：当1933年5月14日，他在丁玲被捕后的家里，遇上守候在那里的特务，奋勇搏斗，拒捕堕楼，牺牲街头……那时他身上只带一页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而写的宣言草稿。应修人此去是否是为了“宣言”修改或刊登的事呢？
冯达如果和潘梓年、应修人有约，时间应该在下午。丁玲到十二点不见冯达回来，就清理东西。这清理东西，应该有两个内容：处理书刊文件和找一些替换的衣服，这需要花点时间。潘梓年进门看报，又拖去一些时间，估计冯达是在一点左右，才带敌人来。因为这时，丁玲已离去；相约的同志来了，见关着门，屋内无人，也会立刻离开。敌人来后，定会扑空。
现在笔者只是推测和假设，因手头没有冯达被审的档案，无法考证。如果前边的假设不成立，那么有一点是可以非常肯定的，那就是冯达不想出卖丁玲。他入党时间不长，斗争经验不丰富，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手足无措，可他心中有丁玲，要想方设法保护她，不让她受到危害。因此他与丁玲分手前，约定时间，被捕后，又拖延时间，好让丁玲安全撤离。但有时命运是无法抗拒的，冯达想保护丁玲，结果却事与愿违，丁玲还是被捕，冯达的美梦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