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达的形象、性情如何？沈从文的一段文字描述得相当生动：那翻译恰是有着一个女性型模的青年，脸色白皙，衣帽整洁，缺少广东人的火气，却不缺少受过相当绅士教育的谨饬。躯干适中。不爱放口说谈，办事时见得大有条理，爱人时则显得忠厚无二。这种人若还有可以称为特别长处的地方，即是为人“稳重可靠”，这分长处若用在生活事业上，可以“办事”而不能“创业”。这分长处若用在爱情上，则可以称为“一个妇人合用的丈夫”，而不适宜作“一个女孩子的情人”。如果我们来对照一下丁玲自己的感觉，沈从文写得很是贴切。丁玲说：冯达“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作一顿简单的饭”。
冯达比丁玲小两岁，这时该是二十五岁的青年，从没谈过恋爱，与女性也没有密切地接触过，当他见到一位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女作家时，他对她的崇敬要超过爱恋好几倍。他很软弱、胆小、谨慎，但他有一颗帮助对方的心，他知道自己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生活小事还是能做得令对方满意，正如沈从文所说：“爱人时则显得忠厚无二”，为人“稳重可靠”。冯达以他的方式赢得了丁玲的信任，“慢慢生活下来”，丁玲“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如果当时冯达拼命地追求丁玲，向她表白自己的感情，丁玲肯定会想：你想和我谈恋爱，配吗？必将遭到丁玲的断然拒绝。那么丁玲的历史将是另外一种情况。
在胡也频牺牲以后，遇到冯达之前，丁玲从来没想过再与人恋爱。因为她“相信不会有谁能像也频那样的纯朴热情”。不过，她还年轻，只有二十七岁，“需要一个爱人”，她需要的是“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
如果我们客观而冷静地分析一下丁玲当时的境况，这只是她一时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流逝，人要变，事要变。其实，世界上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人，所以丁玲要找“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是句空话，永远无法实现的。以前她对朋友的一句玩笑话，却是表现了她的真实要求。
丁玲说：我要讨个太太，同男子一样，要一个肯同我过穷日子，不嫌恶我，知道爱我能敬重我的人。你们男子图方便，找情人时就熟人中去选择，我却预备要一个生人。冯达的闯入，无意中与丁玲的要求相符合，这是天意？还是巧合？无从考证。
冯达是个“生人”，丁玲称他“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
冯达爱她，敬重她，“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她听；陪她“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饿了，给她做饭；工作了，悄悄离去；累了，两人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天幕上的星星，娓娓谈心，聊天。冯达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从丁玲的意志出发，从不提出任何要求，包括性的要求，完全像朋友一样。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搬过三次家，第一次在环龙路(今南昌路)租的三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第二次搬到姚蓬子家，那是上海的本地房，姚的一家住厢房，丁玲住在客厅；第三次搬到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德安里，即六十二弄一号，沈起予和李兰夫妇住在三楼，丁玲和冯达住在二楼，李一氓住在底楼，时间是1931年11月。丁玲曾有过回忆文章，谈到此事。她说：“这年11月，我们就一起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廿元房租，和楼下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廿元饭钱，并和他们共用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
丁玲在此记忆有误，善钟路现名常熟路，安福路与常熟路是垂直关系，她住的安福路六十二弄与常熟路非常近，丁玲误记为住在善钟路上了。
丁玲和冯达同居的事，“在左联的同志都知道”，看法不一。有的同志认为冯达气质不好，不像个正派人，就会讨好丁玲，跑跑街，干干杂事，两人不相配，甚至认为丁玲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地找个人同居，是错误的。看法归看法，相处还是很融洽的，因为那毕竟是丁玲个人生活的私事，别人无权干涉。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同这样一个男子同居，原是十分自然毫不出奇的事情。她要做什么，他便好好的去做，要玩，总极有兴致的陪她去玩，要独自作事，不许他来相混了，他又很听命的走开。他并没有‘热’，却永远是那么‘温和’。一个已二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又恰当这种年龄，失去了她生活中的伴侣，生命所需要的，原就是那么温和！”
1932年夏天，沈从文在上海，见到丁玲，问起她和冯达相处的情况：“两人生活怎么样，是不是还好？”
丁玲很坦率地回答：“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又不是年青小孩子。一切都平平常常，住在那里也同公寓一样，白天各人有各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
沈从文听了，也许是想起了那个屈死的海军学生，他不无揶揄地说：“本来应当这样。年青男女无正经事可作，把日子消磨到恋爱上去，在爱情得失之间，发誓，哭脸，做诗，失眠，并不希奇。年纪大一些，便明白精力应得尽在社会方面去，不至于再来胡闹了。这不胡闹处从另一方面说来，自然也就叫做平凡。”
锣鼓听音，听话听声，沈从文话中有话，隐隐约约提到丁玲以前和胡也频一会儿好，一会儿闹，好起来，头也可以割下，闹起来，就像仇人，过后，又是发誓，又是赌咒。也许，这就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因此，丁玲轻轻地反驳道：“但能够年青胡闹，也是有趣味的事！”
丁玲是个需要爱情滋润，但又极其敏感，争强好胜的女人。也许在她的内心深处，潜在着强女意识。这或许是一种潜意识，丁玲并不自觉。在一个个如泰山压顶般的雄狮面前，丁玲总是在好胜与渴望中失去他们，而接踵来的，征服了她也满足了她痛失雄狮后的虚荣的，又总是文弱体贴的男子。她的悲剧是历史的，性格的，又是性别的，她一生就似乎在这两类男人中作悲剧性的旋回。似乎只有胡也频，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完美在于他是一个发展中的人格，从一个温柔如小弟弟的海军学生，发展到作雄狮吼的革命者。他的性格里完整地体现了男人的两个侧面，在驾驭和渴望之间，两个方面都满足了丁玲的强女意识。因此说到这个男人的名字，丁玲不能不心软了下来。
沈从文不想搅乱丁玲平静的心绪，立刻换了个话题，问起冯达的事。
“他性情还好不好？”不等丁玲回答，沈从文立刻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照我看来这个人一切还好。”因为沈从文在见到丁玲之前，已“先在棉业银行第四楼通讯社，见到了那个白脸青年，稍稍问过一些两人生活的话语”。
听了沈从文的话，丁玲表示赞同，她说：“就正是性情好方使生活平凡。凡事很客气，凡事能原谅，——你说，行吗？”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好，局外人当然是无话可说。沈从文心中对自己说：丁玲啊，“你到四十岁，于你生活最相宜的，还是你所习惯的那个海军学生的一切！”
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丁玲和冯达过得不错，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丁玲“为数月来的忧愁，惶恐，穷困，劳苦所包围，身心俱十分疲倦，为那翻译的殷勤处与忠顺处，于是一堆无法排遣的疲倦日子，却居然被打发了。”丁玲开始创作、办刊物、参加社会活动，例如：1931年12月，丁玲与叶圣陶、周建人、胡愈之、郁达夫等二十多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1932年1月，与楼适夷等人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同年2月3日，与鲁迅、茅盾、周起应(周扬)等四十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一·二八”事变，疯狂侵略中国的法西斯暴行；同年8月，参加上海著作者抗日会第一次会议；1933年4月，与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九人合署《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强烈抗议日本帝国政府的鹰犬2月20日杀害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
史沫特莱请冯达当她的私人秘书之前，一定通过有关人士打听过他的政治情况，绝对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让冯达来的。有人说：“冯在史沫特莱手下工作，思想受了影响，也有进步的表现”，“冯达与丁玲同居后表现更益积极，加入了党。”这是不确的，在这以前，冯达已是中共党员，丁玲在回忆录中说：“他原是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普通盟员。他已参加了党。”在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担任对外宣传。1932年下半年，冯达调到中共江苏省委，负责《真话报》工作。
冯达当了史沫特莱的秘书后，又认识了一些国际友人，如当代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尤尔根·库钦斯基的胞妹汉堡嘉夫人。她十八岁加入德国共产党，1929年与一位犹太裔建筑师罗尔夫·汉布尔格结婚，1930年7月两人离开德国途经当时的苏联，到中国上海，结识了史沫特莱，通过她，又认识了鲁迅、丁玲、宋庆龄、冯达等人。
冯达当时还陪汉堡嘉夫人去拜访鲁迅，兼翻译。鲁迅在1931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晚冯君与汉堡嘉夫人来”，这个“冯君”就是冯达。
汉堡嘉夫人在1977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索尼娅的报告》，曾获前民主德国国家奖金。她在文中有一段讲到丁玲和冯达：“星期天晚上我们去阿格妮丝家接她时，我径直奔向她那些德文、印地文、中文和英文藏书。然后我们同她，还有两个中国朋友去一家中国餐馆吃饭。一个是一座学校的中国文学教员，另一个是她的秘书。
阿格妮丝的秘书后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女作家丁玲的伴侣，我也结识了丁玲，我很喜欢她。她曾长期在中国红军里，我遇见她时，她正积极参加新成立的左联的活动。”作者在附录里还写道：“丁玲在‘文革’时曾长时间被关在狱中，现在是在世的中国最伟大的女作家。不久前我还收到她几本新作，题词是：索尼娅留念，丁玲。”
笔者曾写信给陈明，请教此事的详细过程。1993年8月3日，陈明来信说：我测想，也搜索记忆，我以为1931年到1933年，丁玲在上海正处于“苦斗”的时期。胡也频的牺牲，她自己今后的去向，左联党团书记的职务，《北斗》编辑的繁忙，个人生活的艰辛等等困扰着她，这时经过史沫特莱或冯达与汉堡嘉夫人见面，相识是可能的。但格于当时的环境和彼此都应遵守的地下工作纪律，她们不可能有更多往来，便也不能深交。因此，丁玲生前，从未和我谈过，也从没有听到她和旁的同志谈过这位汉堡嘉夫人(与史沫特莱不同)。
……
80年代中期，我记不清通过什么渠道，听到一个信息说：在东德有一位30年代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党员，名索尼娅，认识丁玲，一向关心丁玲，而且怀念丁玲。(信息可能是在东德的华裔教授杨恩霖先生为译介丁玲的短篇小说［1987年版］与丁玲通讯中谈到的。)丁玲对此人却没有印象。但为着感谢这位关注中国革命，关心自己的一位异国老同志，同时也为了对这位暮年处境艰辛的老人以点滴安慰，便签名题赠了一本近作托人带去给她。她们之间未曾有过书信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