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中国文坛上一颗灿烂的星，尽管乌云时有密布，但终究遮不住那夺目的光彩。她升起在20年代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她恨那死一般的黑暗，她鄙视那魑魅魍魉充斥的社会，精神上的极端痛苦催发她那孤独的灵魂，发出倔强的呐喊，她拿起了笔，从此走上了作家的道路。像是命运注定她要受苦受难，当她踏上这条布满荆棘的坎坷之路时，磨难便随之降临。纵观丁玲坎坷的一生，可以那么说，她的苦难历程之行，始于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秘密绑架的失踪事件。丁玲奔赴延安后，尽管中共党组织在1940年对她作过政治审查并有了肯定的结论，但笼罩在她头上的阴云始终未散。在1943年整风、审干中，她又被怀疑，1955年蒙受“自首变节”的不白之冤乃遭批判，1957年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送往北大荒，“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叛徒”入狱。直到1980年这些帽子才被摘掉，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她全部的历史又作了进一步的审查，结论是：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1957年以后，在二十多年的长时间里，虽身处逆境，但一直表现很好。1979年恢复工作以后，她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顾年高体弱，仍积极写作，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1984年，离丁玲去世只有两年了。但1933年的“失踪”事件始终是丁玲的一个心病，一个痛苦，她早该说，早该写了，但她却无奈地忍耐着、沉默着、积蓄着、期待着，在“文革”结束后中国思想界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喷发出批判极左政治路线的解放运动中，她却处处低调地保持着与官方态度的一致性，直到198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给她一个肯定的结论后，她才如愿以偿地敞开心扉，写出了生命最后的两部回忆录《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前者是描写她1933年被国民党囚禁期间的生活；后者是写她50年代流放北大荒的苦难经历。
丁玲曾经说过，写散文，要“文字优美，意境深邃，发展有层次，叙事不啰嗦，文字不是大白话，读时令人着迷、动情。文章结束而情未完，使人辗转思索，不能忘怀”。还说“每写一篇都要注重文字，不只把事情写出来，还要把文字写好，写得准确、鲜明、生动；特别注意不要虚假，要有真实感情”。
《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可以说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她对散文的理解。这是作者用血和泪、爱和恨筑起的一座丰碑。它的魅力不仅来自作者讲述的那段鲜为人知的沧桑屈辱的生活，更来自她那与生俱来的人生体验。正是这极为细腻、极为真诚的情感世界的袒露，那种仅属于她所有的悲郁、凄苦、辛酸、哀痛、仇恨、忧虑交织着激动、欢欣、喜悦、柔情、爱恋、宽容，奏出了一首震撼人心的命运交响乐。
在戏剧、小说、叙事诗中，作者往往隐藏在叙述故事和人物的背后，作者思想的表达、感情的抒发，往往不是直露的，或多或少都要经过一番虚构和掩饰，因而作者本人的自我形象就大大地淡化了。但在散文中，作者毫不掩饰自我，除依赖自我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感受外，更重要的是要以其真实、坦诚的态度，去面对读者，敢于敞开心扉，剖析自我，从而打动人心，赢得读者的敬佩和信任。
几十年来，最最为人们所忌讳谈到的人——冯达，在丁玲的笔下出现了。她写了他们共同生活的五年中所发生的种种事：相识、同居、被捕、囚禁、自杀、生女、分手。那令人震颤的坦率的心灵解剖，没有遮掩，没有粉饰，她用细腻而又大胆、生动而又质朴、深刻而又无雕琢的笔触，将内心最隐秘、痛楚的情感世界，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她既要忍受内心的折磨，又要顶住外部的非难，在双重磨难的压迫下，她撑过来了。这是何等的苦难，又是何等的悲壮！
丁玲写得是否真实，当事人最有发言权。冯达晚年看了《魍魉世界》后，曾对人说：“作者的记忆力惊人的好，我没有什么补充的。”但也有人说：丁玲写的的确是事实，可是遗漏了一些内容。
说这话的人叫万宏达，是当时负责关押丁玲的国民党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手下的小头目，现在在美国定居。1983年他到内地访问，安全部和公安部的有关方面负责接待，廖承志还接见了他，欢迎他下次再来。第二年，廖承志不幸去世，但官方不食言，仍请他来。
万宏达第一次来，曾寻找过蒋祖慧，但没有找到。第二次方才找到。他们首次见面时的对话，非常有趣。
蒋祖慧问：“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万宏达回答：“我以前是特务，反共的。”
“你现在怎么回来了？”
“我现在脱离国民党了。”
万宏达还对蒋祖慧说到冯达，人特别老实，没有朋友，更没有知心朋友，心情一直很忧郁。
蒋祖慧把《魍魉世界》借给万宏达，并关照他，从外地旅游回到北京后，一定要把书还给她。后来万宏达没能把书亲手还给她，托人代转。万宏达在书中夹了一张条子，谈到丁玲在南京的生活很好，特别优待，每逢周六，徐恩曾就把她接去吃饭。万宏达说：“我当时都妒忌她。”
徐恩曾在回忆录中，曾谈到过丁玲在南京的生活情况：她除了失去对外行动的自由外，饮食起居都是很舒适的。她夫妇二人同住一间大书房，外面有个小院子，种了一些花草，他们可以随便读书、谈天，或做其他他们所愿做的事，没有人去干扰，所有床铺被褥，衣服用品，书籍报刊，文具纸张，以及丰盛的三餐茶饭，应有尽有，都是免费招待，她自己说，在上海时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这回忆录的夸张、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取舍材料的可能性很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丁玲在“南京三年并未坐牢，也未审判”。丁玲自己也说，被捕之后“未审讯、也未用刑”。
丁玲在《魍魉世界》中没有详细描写万宏达所提的内容，并不意味着丁玲想故意隐去什么。对她来说，在她心中留下的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不是国民党如何“优待”她，而是她在囚居时心灵所受到的摧残和伤害。她要倾吐出强烈的内心体验，写尽那丰富、复杂、令人心碎的情感世界。近七万的文字，写出了她和冯达的真实生活，她和冯达的情变以及她和冯达的感情纠葛，主角就是她和冯达，其他的人和事都属于陪衬地位，显得并不重要。
冯达和丁玲之间的情感，不像胡也频与丁玲之间，像火山爆发那样炽热、奔放，是悠悠的、淡淡的，但平平淡淡也是真啊。
丁玲对冯达的印象还不错：我一直认为冯达是一个好党员。他工作负责，耐劳，有病也不休息。听说他有母亲、弟弟，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很少通信；他没有别的社会关系。有一个时期，他在党领导的“时闻通讯社”工作，每天上班。他生活上无嗜好，也没有多余的钱。他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费(后来我们的房子成为党的秘密机关后，每月补贴二十五元房租)，他从不乱花，也不叫苦。冯达政治上可靠，生活上无恶习，社会关系简单，对妻子体贴入微，照顾得当，是个理想的丈夫。
丁玲被捕后，她恨冯达。冯达说出家中地址，连累妻子，心中着实地痛恨自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没有前途，可他还要活着，其目的只是向妻子表白心迹，帮助她脱离这险恶的囚牢，让她能回到自由中去。
冯达再怎么表白、解释，丁玲说：“我是不原谅他的，但那时我认为他讲的是真话。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他的确没有供出别的同志的住址，也没有写自首书。我想，只要他不是存心为敌人做事，不再陷害我和别的同志，假如他真能给我一星半点帮助，我是可以忍耐一下的。”
后来女儿出生，冯达病重，没有任何收入，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冯达成了丁玲的负担，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丁玲说：“但我不能一下子把他推掉，因为我还可以借助他……他的存在，还可以掩护我，让国民党放心，似乎我已消沉，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
利用冯达做挡箭牌，是一层意思，在她潜意识里，是否还有另一层意思呢？他是她的丈夫，他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她、帮助她，她愿意接受和承认他的存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联络，丁玲和地下党接上了关系，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离开囚禁三年的石头城，离开相处五年的冯达，飞向向往中的圣地陕北。冯达的价值全无了，丁玲已没有“任何留恋”，冯达对于丁玲急于想离开南京，重新回到共产党内去的心情，是看得出来，也猜得出来的，但他没有向国民党官方(包括姚蓬子)泄露，也没有劝阻妨碍过丁玲。
想到这些，丁玲心中升起一股说不清是什么样的感情，三年来，她对冯达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现在这一走，丁玲心中明白，从此，两人不会再见面。冯达的病很重，医生似乎已给他判了死刑，将不久于人世。丁玲一走，必将会牵扯到冯达，国民党政府会不会迁怒于冯达？丁玲一方面担心自己的计划被破坏，另一方面也担忧冯达的前途。此刻，丁玲“只希望他不要把自己陷落太深，越早离开南京回老家去越好”。
让激动的心静一静，让迈开的脚步停一停，丁玲从口袋里掏出“原来还剩有十来块钱”，放在“桌子抽屉里，留给冯达”。让他发现丁玲离家出走后，整理东西时，看到她留下的钱。“他可以用这笔钱回他的老家广东，离开国民党，不再在这伙狐群狗党淫威下苟延残喘混日子。”
丁玲是共产党员，她有坚定的信仰，有不屈的意志，有倔强的精神，但她食人间烟火，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的人之常情。她恨冯达，因为他泄露机密，出卖了她；她关心冯达，因为他是一个懦弱的人，一个比别人更需要鼓励帮助的人；她担心他，因为他是她的丈夫，这时虽然夫妻之情已荡然无存，但女人特有的同情犹存。丁玲对冯达的情，从丁玲留下的“十来块钱”中，读者可以细细品味。
真实和情浓是丁玲的散文特点，她的真实，来自她对世界及人生的深刻体验和坦诚的剖析；她的情浓，来自她内心独特的感受和激情。丁玲善于这样写，丁玲也敢于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