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将出生才一百多天的儿子送到湖南母亲身边，随即向中共党组织要求到苏维埃区去工作。
“为此冯雪峰介绍我去见党中央的张闻天同志，我在兆丰公园与张闻天碰头。我对他说了我的愿望。我说，我是搞创作的，只有到苏区去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张闻天答应了，叫我等消息。”丁玲等来的消息，不是整装去苏区，而是让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左联自1930年成立后，创办过许多刊物：《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等，先后给当局查禁了，主编和编辑都受到敌人的注意，不便行动。而丁玲在一般人眼中不太红，只是写小说的女作家，由她出面办刊物，不会太引起敌人的注意。冯雪峰在给她交代任务时，特别强调：“《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并派沈起予和姚蓬子来协助她工作。
有冯雪峰的安排，丁玲自然乐意去干。丁玲出面负责联系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负责跑印刷所，也担任部分编辑事务工作；沈起予懂日文，他就管翻译。《北斗》就这样办了起来。丁玲一接受负责《北斗》的任务时，心中就想到了左联的真正盟主——鲁迅。虽然几年前，鲁迅没有给她回信，但丝毫没有影响她对鲁迅的崇敬，还是“把他指的方向当作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写作的途程中，逐渐拨正自己的航向”。平时读鲁迅的各种长短文章，关心他的活动，她不理解创造社为何要对鲁迅“笔伐围攻”？感到这些人“革命的甲胄太坚，刀斧太盛，火气太旺，而且是几个人，一群人攻击鲁迅一个人”。丁玲“眼看着鲁迅既要反对当权的国民党的新贵，反对复古派，反对梁实秋新月派，还要不时回过头来，招架从自己营垒里横来的刀斧和射来的暗箭”，丁玲心中实在为他不平，同时又“为鲁迅的战斗不已的革命锋芒和韧性而心折”。
丁玲在1931年7月30日，到鲁迅家去之前，只在当年5月左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远远地见过他。那天鲁迅迟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神，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
现在去见鲁迅，请求他为《北斗》提供一些插图，虽有冯雪峰陪着，但心中总有点忐忑不安，“原以为去见鲁迅这样的大人物，我一定会拘谨，因为我向来在生人面前是比较沉默，不爱说话的。可是这次却很自然”，“很自由，一点也不拘束”。丁玲对鲁迅说：我很喜欢你的文章。接着就向鲁迅要文章。鲁迅很愉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事后，鲁迅果然用冬华、长庚、隋洛文、洛文、丰瑜、不堂等笔名，在《北斗》上发表了十几篇杂文和译文，其中有脍炙人口的名篇《我们不再受骗了》、《答北斗杂志社问》等。
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里，鲁迅长期伏案疾书，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檄文，在紧张的生活中，鲁迅和青年谈话，就是一种休息。他给朋友的信中曾说：“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萧红曾问过鲁迅一个问题：“您对青年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鲁迅答：“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鲁迅当年没给丁玲回信，后来真相大白，误会解除。鲁迅也没找机会去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本节开首写的：他看过丁玲不少作品，并对丁玲的才华是欣赏的。现在冯雪峰带丁玲上家里来，双方都没提及写信和回信之事。鲁迅很热情地拿出许多版画，并且逐幅给丁玲讲解。
那天丁玲不像其他女性一样穿旗袍，而是穿了件她“最喜欢的连衣裙”，更加衬托出丁玲活泼开朗的性格，她和鲁迅随意谈笑，给鲁迅的印象是“丁玲还像一个小孩子”。鲁迅喜欢和这样的“小孩子”相处。
丁玲去见鲁迅时，胡也频去世才几个月，以丁玲的话来说，“是一个被风雨打蔫了的衰弱的女人”，但鲁迅对她，却是“小孩子的感觉”。这里也可看出丁玲为人豪爽、开朗的性格特点。
从许多材料上看，丁玲身上有股阳刚之气，她剪辫、废姓，为抗议学校开除教师，毅然离校转学；在举目无亲的上海、南京、北京，她敢于闯荡……万事能拿得起，甩得下。她天性活泼，聪明，口齿伶俐，这是她纵然遭受命运的无情打击，也是无法改变的。她母亲余曼贞在日记中曾写到丁玲小时候的事：新生女儿长得极可爱，又肥胖，小脸儿就是一个苹果红红，两颗黑黝黝的大眼睛，小小的嘴。教他些手式〔势〕都会做，非常灵巧。
假若经济充足，可怜的爱女何至病得这样呢！真是做父母的害了你。每抱伊怀中，一念及此，则心中极其酸痛，眼雨直洒满脸，她就明白，对我说：妈妈不要哭，爷爷不来，等他去。我长大了用心读书，还做官，弄几多钱把你买东西，帮你做花衣，请些人照护你，不要你做一点事。妈妈好不好？你教我读诗呢！ 丁玲长大后，琴棋书画，不算精通嘛，也是很入门的，每逢回到母亲身边，就设法让母亲开心，“买了几盆茉莉、珠兰、夏兰等”，让母亲“朝朝赏花饮酒，夜夜月下谈心”。她和女伴“不是抚琴则唱歌吟诗”。丁玲四岁时失去父亲，现在母亲无论付出多少爱，也弥补不了缺陷的父爱。鲁迅在她的心目中，除了敬仰、崇拜，在潜意识里，是否还有一种对父辈的信赖和敬爱呢？丁玲渴望父爱，而在鲁迅的身上正具备着这种爱。鲁迅是一代伟人，他那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气概是众人皆知的，而在他内心深处却又充盈着无微不至的“母性”的爱。他愿意将这种爱贡献给他喜爱的青年人，尤其是女青年。如他对萧红的爱护是很典型的故事。丁玲在他的身边肯定能寻找到这种爱，因此，她才会显得天真活泼，无拘无束，自由放松，可以任意谈笑。
在鲁迅的心中，当年没回丁玲的信，“觉得不舒服”，如今用写稿、选画的方法，来表示自己的歉意，这种可能性也并不是不存在。总之，从七年前的那场“误会”，到七年后的这次见面，鲁迅对丁玲的关照和支持来看，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缘分，丁玲的内心充满着珍惜之情。
丁玲来之前，鲁迅已从冯雪峰处得知她的要求，把珂勒惠支的版画整理好，做些准备工作。鲁迅对珂勒惠支的版画一向很推崇，这位德国女画家独特的刀法和造型，使作品极具感召力。鲁迅在1931年亲自主办了木刻讲习会，第一次向中国青年画家们介绍她。1992年珂氏八十余幅木刻、石版及铜版画原作在中国展出，美术界的老前辈和青年艺术家们看了，无不击节称好。此为后话。
鲁迅为丁玲挑的是珂勒惠支木刻组画《战争》中的一幅，叫《牺牲》。后来鲁迅在文章中，几次提到这幅画。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道：“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但是，鲁迅是否注意到与柔石一起就义的还有丁玲的丈夫胡也频呢？
鲁迅在《写于深夜里》又写道：“1931年——我忘记了月份了——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北斗》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是珂勒惠支教授(Prof．Kaethe Kollwitz)的木刻连续画《战争》的第一幅，题目叫做《牺牲》；也是她的版画绍介进中国来的第一幅。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纪念。……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
鲁迅最早的打算，是请珂勒惠支“画一幅被害的图画，作为我们的纪念。但她来信说不能，因为她没有看过真实的情形，而且对于中国的文物，又生疏，没有答应”。
1931年9月20日，《北斗》创刊号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刊登了《牺牲》版画和鲁迅撰写的说明。第二期上，又发表了鲁迅选的一幅《墨西哥理惠拉壁画之一——〈贫人之家〉(一九二七)》，仍由鲁迅写了说明，在编排上与第一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