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被捕后约一年时间里，无法同外界取得联系，大家一直不知道她的确切消息，包括鲁迅在内，多以为她牺牲了。其实，丁玲仍软禁在南京，国民党方面的人，几次三番地对她说：“你们有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吧。老太太总会十分思念你的。她会很希望来南京看看你，要有你的一封信就好了。”丁玲心中非常矛盾，苦难中的女儿多么希望见到母亲，但真的来了，又怕敌人把母亲当“人质”。怎么办呢？丁玲在左右为难中，给母亲写了封短信，说：“我失去自由已一年，你一定很想念我。现在有一个机会，你如能来南京一趟，我们或可相见。但这里能否适应，请你，仔细定夺。”
丁玲的母亲在乡下正为打听不到女儿的消息而万分焦急的时候，一天“忽来一面生之客，其所探询之名姓乃伊父之号，近来少人知道的。吾甚是奇怪，即请至客室。伊云有事返里，因受当局所托，便道一询，暗示女函及通信处，并云，人很好，不必挂念。客说伊现居某旅馆某号，有信下午送去，明晨即走。客走后，阅信，确是吾女亲笔，虽蓼蓼(寥寥)数语，能治我半年之苦痛。琳与侄均不赞成回信，未卜吉凶，如何？我则痛女心切，若胆小不写，岂不失此机会？只略写几句，使她也安心。下午自己送去，管什祸福？谢天谢地，从此信函相通了”。
母女俩联系上之后，上海还在流传丁玲的种种谣言：“有的说在莫干山，有的说在西子湖，有的竟说在南京和‘男妾’姚蓬子，谈谈精神恋爱。……又据近日由京来沪的朋友说，潘梓年、楼适夷等有在最近伏诛讯。那丁玲女士呢？消息却更奇特，说已由某机关判处无期徒刑。”在《女声》杂志社发起的选举女伟人的活动中，丁玲被列为十大女伟人之一。
1934年4月上旬，老太太带着蒋祖林到南京，至此，社会上才知道丁玲还在人世。鲁迅是5月以后才得到丁玲还活着的消息，因为他在5月1日给娄如映的信中还说：“丁玲被捕，生死尚未可知。”
1934年9月4日鲁迅给王志之的信中说：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丁玲被捕后，鲁迅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丁玲的命运。先前以为她去世了，现在忽然听到她还活着，自是庆喜。但又不免担心，鲁迅经历的事、见过的人太多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经历一多，便能从前因而知后果，我的预测时时有验，只不过由此一端。”在那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年代里，抓到作家，不顾舆论的谴责，要杀就杀的事，并不是没发生过。如今敌人没杀丁玲，反而把她的母亲、儿子接来同住，给犯人以“优厚”的生活条件，在鲁迅眼中是很反常的，其中有什么名堂？有什么暗示？有什么默契？不知详情，不好说，但鲁迅在猜疑，在担心。
作家与世相争，全靠手中一支笔，敌人看中的也就是这支笔。以笔换自由，以笔换生命，以笔为他们服务……鲁迅的猜测没错，对方是想借用丁玲手中的笔，但没成功。那是在1934年5月间发生的事。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道藩去看丁玲，第一次是建议丁玲写点文章，或写剧本，并将一些戏剧创作素材提供给丁玲，希望她来执笔。丁玲“推诿说身体不好，无意于此”，又说“从来没有写过剧本”。话不投机半句多，张道藩没坐多久，就走了。第二次，还是希望她写剧本，如一定不肯写的话，就为这个剧本编写一个故事梗概。但又遭拒绝，张道藩对此表示遗憾。张回去后，还不死心，第三次又来找丁玲。丁玲说：“剧本他自己写好了，只希望我看看，提提意见，或者就请我动笔替他修改一下。我简直奇怪，他太屈尊了。我仍用第一次见面说过的话拒绝，说自己不懂戏，也无意于此。他才索然无趣地走了。”
鲁迅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件事，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去分析，因此他用了一个“大约”。“大约”就是不肯定，但也不排斥丁玲有与敌人达成某个协定的可能性。鲁迅是害怕、担心、忧虑，恐怕丁玲“转向”，写些趋炎附势的文字。
丁玲后来读到这封信，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这话的确是一句有阅历、有见识、有经验，而且是非常有分寸的话。本来嘛，革命者如果被敌人逮捕关押，自然是无法写文章、演戏或从事其他活动的；倘如在敌人面前屈从了，即“转向”了，自然不可能写出“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读到这样的话，我是感激鲁迅先生的。他是多么担心我不能写文章和不能写出“再有以前那样的文章”。11月12日鲁迅在信中，回答萧军、萧红的探问时，说：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姚蓬子开过作家书屋，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与冯雪峰、丁玲等一些作家都很熟，鲁迅与他也有交往，曾送书给他，还写了一首即兴戏作《赠蓬子》。1934年4月姚蓬子在天津被捕，不久在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自首，写了《脱离共产党宣言》，登在5月30日出版的《十日谈》上，鲁迅知道后，极为鄙视，立即同他断绝了一切来往。因此，“蓬子转向”，这句话就很好懂。后一句，就令人费猜详了。
一种是针对政府而言。政府抓到丁玲，要她成为他们的御用文人，作他们的舆论工具，在丁玲没有屈服之前，暂且“养”她，所谓放长线钓大鱼之策。
一种是对丁玲而言。丁玲活着是事实，政府在养她，也是事实。但这个“养”，有主动和被动两种可能性：丁玲“转向”了，那是主动被政府养着；丁玲出于无奈，违心地被养着。鲁迅如果肯定丁玲已“转向”，按照他疾恶如仇的性格，早就拍案而起，横眉冷对了。这儿鲁迅的文字很平淡，很平静，只写了“政府在养她”。其实平淡中有复杂，平静中有激浪。对于像丁玲这样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鲁迅是很看重的，如果丁玲“转向”，这对鲁迅的打击太大了，他不敢想象，也不愿去想，但社会上，传来的种种消息，又似乎证明丁玲已经“转向”，鲁迅心中充满了疑惑。
多少年来，人们对鲁迅的这段话作了几种解释，有的如丁玲所说：1957年以后，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初的年代，还有个别同志根据前面摘录的鲁迅的文字，作些不符合事实的注释，或说我曾在南京自首，或说我变节……还有的如萧军所说：关于丁玲，鲁迅先生信中只是说“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并没有只字有责于她的“不死”，或责成她应该去“坐牢”。因为鲁迅先生明白这是国民党一种更阴险的手法。因为国民党如果当时杀了丁玲或送进监牢，这会造成全国以至世界人民普遍的舆论责难，甚至引起不利于他们的后果，因此才采取了这不杀、不关、不放……险恶的所谓“绵中裹铁”的卑鄙办法，以期引起人民对丁玲的疑心，对国民党“宽宏大量”寄以幻想！但有些头脑胡涂的人，或别有用心的人……竟说“政府在养她”这句话，是鲁迅先生对于丁玲的一种“责备”！这纯属是一种无知或恶意的诬枉之辞！ 很显然，这两种解释都有其片面性。丁玲是否“转向”之事，鲁迅当时既不相信有，又不相信无，是极其矛盾的心理状态，他用了一个“养”字，这个动词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妙也就妙在这个“养”字上。
尽管鲁迅说过：“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但对宁为玉碎，不愿瓦全的中华民族的节气，鲁迅是赞赏的。他在1925年3月1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讲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
从鲁迅“遇虎上树，尸体不留”的话中，可以看出他那种坚决不妥协的态度。但他对于丁玲被捕之事，确实没有轻率地下定论：要么死，要么背叛。丁玲暂且被养着，就是被养着，鲁迅没有再作进一步的猜测。但他也一定没有想到，他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后来被人利用了作为来陷害丁玲的证据，简单的事情又变得多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