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史沫特莱到延安后，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社联合集会欢迎她，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吴亮平等出席了会议。
丁玲在上海时就认识史沫特莱，与其是好朋友，况且丁玲又是中国文艺协会的主任，因此，毛泽东就特意让丁玲来主持这个会议。丁玲的开场白后，朱正明致欢迎词，接着，史沫特莱讲话。随后，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亮平等相继讲话。最后，丁玲宣布会议结束。
史沫特莱到延安后，不是采访，就是写作。有一次，丁玲和毛泽东谈到史沫特莱时，说：“史沫特莱是一个很勤奋的作家，悠闲同她无缘，她从早到晚都认真工作。她喜欢广泛搜集材料，了解各种情况，但总把话题抓得很紧，从不爱闲谈。每当我看到她工作时，不免总有内愧，觉得自己常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了，有时冥想太多，显得散漫，缺少现代人应有的紧张。”毛泽东很赞同她的看法，因为他平日里到史沫特莱的住处去看看，有时谈材料。3月1日，毛泽东还在凤凰山住处会见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所以毛泽东说：那你就向她学习吧！
丁玲陪史沫特莱到延安后，毛泽东又一次问她，想做些什么工作？丁玲说，还是想当红军。毛泽东便亲自安排她去中央警卫团当政治部副主任。这是一个主要负责部队文化生活、后勤给养，包括战士家属家眷安排事宜的工作，这对一个从大城市到农村、部队的作家来说，也许不是最合适。丁玲自己的设想是，发挥自己的特长，以笔为枪，做一名随军记者，而不是去做自己不熟悉的事。董志英在《毛泽东轶事》里，记录了当时丁玲和毛泽东的一段对话：
丁玲问：“当主任，我能行吗？”
“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
“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
“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
“……”
“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要的是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
“那就试试吧。”
从一个作家到一个政治部的副主任，丁玲一时很难习惯。
在《华中师院学报》1985年第二期上，有一篇丁玲的文章，叫《读生活这本大书》，说到这段生活经历。她说：可是政治处副主任干些什么事呀，我一点也不懂！我也没有看过别人当的副主任，干部、战士也不来找我，我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团部没有我的办公室，我就天天坐在我那个小房间里，没有事就翻书。后来我向政委提出来，说给我一点工作吧！他说，好哇，你是文化人，刚从外面进来的，这里有个列宁室(以后叫做救亡室，又叫俱乐部)，你管列宁室吧。列宁室干些什么呢？就是要到连队，把战士组织起来，教他们唱歌，写稿子，出墙报，上文化课、政治课，等等。可惜这些当时我都不懂。俱乐部的一个干事来问我：主任，你会不会吹口琴呀？我说，不会吹口琴，工作不知道该怎样做。晚上，政委、团长、主任和我一块听汇报，九个连的干部在这里汇报连队今天干了些什么事，我一听，一点意思也没有，没有大问题，尽是鸡毛蒜皮的：这里缺一个理发师；那里有一战士的老婆来了，要找一间房子住；那里又要毛驴，去拖柴禾……这些我没有办法插嘴，而且我，哎呀，太瞌睡了，太瞌睡了，我听了一点也引不起兴趣，他们三人一起，有说有笑，我一走近去，他们三个人都不笑了。我心里想，我一定要学这一手，什么时候我走近他们中间去，他们还是笑，或者非常高兴。我就要学这个东西，但是没有学好。我以为我的幻想太多了，要经过脱胎换骨才可以在那个地方当个副主任。丁玲感觉到力不从心，但她对这项自己不熟悉的工作，还是抱了极大的热忱。丁玲后来回忆道：“毛主席教育我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地去认识。我在政治部当了一个月的副主任。那里的团长、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处，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一个月，尽管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会做，也做不好，但这一个月的经验，却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我在搞土改工作时，就是按照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去了解人开始的。这时我在感情上开始了很大的变化。”
认识人和熟悉人是有一个过程的，丁玲到延安不久，还没学会处理当时那个环境下的各种人际关系，似乎还是和知识分子比较谈得拢。当时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女学生和一些红军里的青年女性，都喜欢到丁玲那儿去玩，听她谈文学、谈人生。丁玲呢，也爱和她们聊天，她觉得：“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里面的六十个女学生，值得我们的敬慕，是因为她们能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之下，还有到这里来读书的勇气和忠实性。她们差不多都是中学校毕业生，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她们又都抛撇了父母和家庭，或许还牺牲着惰性的奢华的前途，来到这里，每天吃三餐栗子，读八小时的书，并准备着牺牲她们许多生命的一个斗争。”
有一次，抗大的学生到丁玲处玩，正好毛泽东也来看丁玲，他一见这么多学生，便笑着对丁玲说：“丁玲，我看这些知识分子很喜欢同你接近，你这里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丁玲知道这是在批评她，不能坚持深入工农兵。后来又有一次，毛泽东说丁玲“有点名士气派”，丁玲说：“我懂得这个批评更重了，但心里却感到舒服，认为他真正了解我，我是有这个缺点。后来我把毛泽东同志给予我的这一印象告诉别的同志，他们都有同感。”
正因为毛泽东“真正了解”丁玲，所以两人常常在一起聊天。90年代，陈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率地说：丁玲经常到毛泽东窑洞里谈闲天。去毛泽东那里的人，能和他谈闲天的人不多。丁玲是一个。丁玲很敬重毛泽东，头脑中也没有上下级关系的概念，又是搞文化工作的，所以谈起来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毛泽东每到这个时候也很松弛，两人还时不时开些玩笑。有一次，丁玲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毛泽东接着话茬说，那么，那你得给我封官啦。丁玲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到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毛泽东又笑着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宫、西宫呢！丁玲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还不跟我打架啊！两个人都说得热闹开心。谈闲天，开玩笑，他们的关系的确很和谐，也很融洽。其实，丁玲和毛泽东早先是从文学谈起的，她说：“我记得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我去看毛主席，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很钦佩他的旧学渊博。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谈小说则是《红楼梦》。那时他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每次他去讲课，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在露天广场上，他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事为例，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听课的人都非常有兴趣。”
丁玲和毛泽东除了谈文学，也谈艺术。丁玲在50年代初的时候，曾和康濯谈起过毛泽东的一些事。丁玲去世后，康濯在悼念文章里写道：有一回，她对我说：“告诉你，毛主席不光重视艺术，也喜欢艺术。他自己是个很了不起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也很赞美浪漫主义。在延安有一次对我称赞郭沫若，说他很喜欢郭沫若浪漫主义的诗和剧本。当然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最高喽！对郭老评价也很高呢！”
“主席谈过茅盾同志没有？”我忍不住发问。
“谈了，也是在那一次。”丁玲接着说，平静中显得极其严肃和庄重。“主席说茅盾的小说写得好，他的浪漫主义不多，他是严格的现实主义，需要冷一点，不然就不是茅盾了。”
“主席还谈过别的作家吗？”我又问。
“不是前不久还谈过冯雪峰的电影《上饶集中营》？你不知道？”她随口应答，“主席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好好看看这部影片，说这部片子不大一般，比较有深度。”
“我是想问，主席看没看过这些年的新作品？还谈没谈过其他现代作家？”我仍不放松，“当然喽，即使没看过新作品也是正常的，主席太忙了。”
丁玲同志转过眼看了我一下，身子往沙发背一靠，默神、思虑似地不吭声。我也闭口无言，等着。后来她陡然抬起上半身靠近我，庄严而又止不住兴奋地轻声说道：“也是在延安，一次我问主席，看过孙犁的《荷花淀》那几篇小说没有。那是1944年前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喽！主席说，看过的，又拿一个指头点着说，孙犁，我看是个风格家呢！”
她又说：“当然主席上面这些话都是闲谈中说的啰！不过总反映了他的爱好，他的意见。”1992年11月出版的《中国风》创刊号上，首次发表了毛泽东手迹三幅：《贺新郎》、《临江仙》和《归国谣》。这是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书赠丁玲的，实际上，毛泽东送给丁玲的远不止这三幅，关于这个情况，丁玲曾写过回忆文章。她说：毛泽东“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填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他把《娄山关》那首词抄给我时，还问我印象怎么样，我虽觉写得雄伟有力，却一下说不清，只说‘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一幅多么好的图画呵！”
现在留存的这三幅词中，《贺新郎》系毛泽东早年写给妻子杨开慧的词作，即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贺新郎》，写于1923年，字句与后来的定稿有数处差异。《临江仙》系民国时期著名革命家黄兴的词作。《归国谣》是毛泽东自己还是其他人的词作，目前尚难确定，暂仍存疑。
毛泽东自己喜欢写诗，看到丁玲和别人一起写诗就更高兴了。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致信给徐特立，祝贺他六十岁生日。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贺信称赞徐特立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不躲避责任；祝愿他健康长寿，“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徐特立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1913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徐特立在那里任教。为了庆祝徐特立的生日，一天，丁玲和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还有徐梦秋，三个人一起买了一块红缎子，准备写一首诗祝贺徐老的寿辰。“我们三个人在那里凑句子，毛主席来了，知道我们在做‘诗’，高兴得大笑。我们把凑成的几句念给他听，他说：‘前面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其实，这诗有点打油，没有什么好。毛主席之所以有兴趣，不在诗，是因为我们在凑着写‘诗’。”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为了《长征记》征稿的事，同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说：“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要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总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毛泽东和杨尚昆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来稿二百多篇，约五十万字，都是出自红军将士之手。在选入的一百一十篇作品的作者中，有许多令人敬重的红军老战士，如：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张云逸、耿飚、谭政、刘亚楼、陆定一、萧华、黄镇、舒同、杨成武、莫文骅等。
《长征记》本来预定在1936年冬和1937年初的期间付印出版，但当时适逢西安事变爆发及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据当时红军总政治部后方政治部宣传处负责人徐梦秋说：“毛主席为了照顾统一战线的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指示《长征记》暂缓出版，等到以后适当时机再出。”所以原定的出版计划就暂时放下了。1937年10月1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太原时，丁玲对来访者也说过同类的话，她说：《长征记》早已经整理好了。不过，为了避免现在有不必要摩擦，所以暂缓发表，只抄了几部，有一部，现存在上海。
《长征记》的作者们，由于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因此有的写得好些，有的写得差些。现在既然暂缓出版，何不做一些加工整理呢。丁玲在1937年5月任“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也参加了《长征记》的编选工作。当时，有个到延安来访问的记者，看到丁玲在忙着修改这部稿子，后来他记录了他和丁玲的谈话：当我到达延安的时候，大家已忙着在修改这稿子。
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二寸的一份，似乎在和她书架上的《海上述林》、《高尔基全集》争美。
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皮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的写上无数极小的字。据说，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样的改得糊涂满纸了。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我在到延安的第二日问丁玲。
“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现在大家都在加速率地努力。”
“将来怎样发行呢？”
“能在外面发行更好，有困难呢，我们自己来印。这部东西自然的有它历史的价值，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流传到全世界去的。”
“你对它的感想怎样呢？”
“它会使我感动，也会使我惭愧。我对这些伟大的事迹惊奇，受它们的感动。我觉得我们没有好好的多做一点事情，所以惭愧？从写作的观点上来说，我越看它越觉得自己生活经验不够，伟大的著作，决不是文人在纸上掉弄笔墨所可以成功的。”1942年11月，这部书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出版，书名为《两万五千里》，在解放战争年代又出过选本。1949年10月以后，该书中有的篇章收入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中。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烈火遍地燃烧。延安青年的心也都飞向了抗日前线。7月23日，毛泽东在抗大操场上做报告，说：“只要是不怕死的，都有上前方去的机会，你们准备着好了，哪一天命令来，哪一天就背起毡子走。延安并不需要你们，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干部。我们欢送你们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国弄好起来，把日本赶出去，那时再欢迎你们回来。”从8月3日起，延安大批人员陆续出发，开赴前线。
面对这样的形势，丁玲也不肯坐守后方，她和吴奚如商量，准备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到前线去，消息一传出，有很多人想要参加，于是就扩大成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
毛泽东非常赞赏丁玲组建西战团之举，他多次对丁玲说：“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以前，需要什么，找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边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没有搞清楚，这不要紧。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对他们不要有成见，不轻易作结论，要帮助他们；有这样几个人，你们就有事情做了。”
毛泽东的话对丁玲的鼓励很大，她在8月11日，西战团成立的前一天，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却自己的渺小。
不要怕群众，不要怕群众知道你的弱点。要到群众中去学习，要在群众的监视之下纠正那致命的缺点。
领导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所以不是一两个英雄能做成什么大事的。多听大众的意见，多派大众一些工作，不独断独行，不包而不办，是最好的领导方式。
要确立信仰。但不是作威作福，相反的，是对人要和气，对工作要耐苦，斗争要坚定，解释要耐烦，方式要灵活，说话却不能随便。
明天我就要同一群年轻的人在一道了。大部分的人我都不认识，生活年龄都使我们有一道距离，但我一定要打破它，我不愿以我的名字领导着他们，我要以我的态度去亲近他们，以我的工作来说服他们，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但我的生活将更快乐，而且我在一群年轻人领导之下，将变得比较能干起来。我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第二天，8月12日，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正式成立。共有成员三十多人，他们中有的是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参加《母亲》和《回春之曲》演出的主要演员。朱光代表中共宣传部宣布：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陈克寒为通讯股长，陈明为宣传股长，李唯为总务股长。通讯股采访战地消息，撰写通讯报道，编辑发行出版《战地》。成员有王玉清、戈矛、天虚、高敏夫、黄竹君等。宣传股下分戏剧、歌咏、演讲等组。不久，又新添地方工作股，专门负责组织地方民众参加抗战工作。
西战团还发布成立宣言，说：“现在大规模的抗战已经开始了。我们愿赴疆场，实行战地服务；我们愿意以我们的一切贡献于抗日前线，与前线战士共甘苦，同生死，来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牺牲性，唤醒、动员和组织战地的民众来配合前线的作战。组织前线民众抗战后援会的团体，组织救护队，担架队，慰劳队，运输队来帮助前线的作战。我们将随时报告战地的状况，使全国远处后方的民众，都时刻与前线紧紧的联络着，使全世界同情中国的人士，得到他们的关怀。同胞们，青年们，到前线去，到前线服务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自由，把我们的一切贡献到前线去！”
西战团在出发前作了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准备。政治上的准备，就是进行理论学习，请毛泽东、莫文骅、何长工、李富春、凯丰、吴亮平、李凡夫来做专题报告。工作准备就是创作和排练一批文艺节目。
同志们给丁玲一个任务：写剧本，而且限期交稿。丁玲写过许多小说，对写剧本却是生疏的。推脱不掉，只得硬着头皮写。在短期内，她写了两个剧本：《重逢》和《河内一郎》。丁玲说：“说实在话，这两个剧本的写作都不是我本人在生活中有什么灵感，也不是经过仔细酝酿、构思、精雕细刻出来的作品，而只是适应宣传工作的需要、完成戏剧组分配给我的一项写作任务。”
《重逢》的剧情是：抗日女战士李白芝与同志们一起被捕，日军队长山本看上了她，派秘书张达明做说服工作。李、张狱中相见，悲喜交集，原来他俩是一对情侣。李愤恨张投敌，手刃张达明。但是，这是个误杀，张是我地下工作人员。张在临终前，说明了原由，安排李逃跑，自己却倒在血泊之中。
西战团在延安、山西、西安都演过《重逢》这个戏，但《河内一郎》没演过，大后方倒有几个地方演过。
西战团在出发前赶排了一些话剧、歌剧、大鼓、相声，还把秧歌改写成《打倒日本升平舞》，丁玲说：“毛主席和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来看了汇报演出。一次在南门外戏台上为群众演出后，朱光同志跳上台来兴奋地连声说道：‘成功了！成功了！’毛主席看完演出，极有兴趣笑着对我说：‘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
西战团在延安举行汇报演出时，丁玲在诗人张天虚写的《王老爷》中扮演一位八路军的宣传员，对富绅王大爷进行教育。丁玲推辞不掉，只好答应。丁玲想这个角色的台词不多，就不用排练，台上见吧。这天演出，恰好毛泽东来看戏，丁玲后来回忆道：那天演出，我仍穿我那一身灰军服，系皮带，打裹腿，也没有怎么化装，薄薄地在脸上涂了一层油彩，门帘一掀，我走上台。台下观众都是干部，平日都是熟人，出其不意地看见是我，都轰的笑了起来。我一眼瞥去，台下张张笑脸，我一下晕了，觉得心跳得厉害，脸上直发烧，幸好我涂的油彩也是红色。演戏同演讲到底不一样。多亏那个饰王老爷的同志赶快走过来，客客气气地讲话，我再定下神来，慢慢地走过去，分几次把我的台词讲完。我的戏完了，这幕剧也完了，我回到后台一看，毛主席还站在台上侧幕旁边，从缝隙里看戏呢。原来毛主席来迟了，前门挤不进来，只好绕后台进来。过去，开晚会，有一些剧团的熟人来迟了，常常就从后台进来，台上还演戏呢，他们就从前台跳下去入座，影响观众看戏。这次西战团建立舞台新秩序，规定节目进行中不能在前台上下，后台工作人员向毛主席解释了一下，毛主席就站在侧幕旁边等这一幕演完才跳下舞台。我一进后台，他便对我笑道：“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我听了好惭愧。丁玲演戏并不是第一次，1922年在上海大学当旁听生，过新年时，就在一个戏里扮演过一个只有几句台词的小丫环，那次，王剑虹演另一个没有台词的小丫环。
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战团奔赴前线晚会。毛泽东致词说，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因为打日本，在国内在世界上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数年来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在今天可说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次战争可以说带着有最后一次的意义，战地服务团随红军出发前方工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长此覆灭下去。
在各界代表致词后，丁玲代表西战团致答词。她说：“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然小，但是它好像小河流水一样慢慢的流入大河，聚汇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一个洪流，把日寇完全覆灭在我们的洪水中。”最后她说：我们誓死要打倒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各位见面。
一切准备就绪后，1937年9月22日西战团从延安出发。在这之前，毛泽东打了两次电报到山西，当时那儿是阎锡山的统治区。电报是发给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的。第一封电报中说到丁玲带领的西战团要由延安过河经吉县到太原；第二封电报说由延安动身，在平渡关过河经吉县、平阳到太原，要求彭雪枫派人迎接。
西战团从8月12日成立到9月22日出发，查《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在9月4日和9月23日都有电报发给彭雪枫。
西战团一路步行，10月1日东渡黄河，12日进入太原。彭雪枫接到电报后，早就在准备迎接他们了，那场面非常有戏剧性。吴奚如曾详细地叙述过。他说：将近黄昏了，我们从郊区出发，朝太原市内前进，三四十人的队伍，整整齐齐。排头是几个身挂驳壳枪的卫士，排尾是我们的“辎重队”——四头从延安带来的“驴狗子”，驮着我们全团的行装。这四头“驴狗子”，矮小瘦弱，行动缓慢，比之体格高大的山西叫驴，真是寒伧得很，称它们为“驴狗子”，可真是陕北农民们赋有天才的命名。
进入太原市大街不久，忽然四处发出了撕裂太空的呜呜的空袭警报，随之从郊外传来了雷霆般的高射炮的轰鸣。我们的队伍倒也并不慌张，但那四条“驴狗子”却难以适应大城市空战的喧嚣(它们祖居陕北的黄土山陵，过惯了“山林隐士”的宁静生活)，就惶惶然脱缰狂奔，把背上驮着的行装全部摔掉了，不知去向，徒劳老红军的事务长和几个红小鬼跟踪追赶，只沿街拾到了一些杂乱的行装和道具。
整肃的队容遭到了破坏，把行李和道具分配给全体男女团员背着，提着，嘻嘻嚷嚷，就以这样一种喜剧场面出现在堂堂的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原是成城中学的校舍)的门前，引起了办事处处长彭雪枫同志以及许多干部的哄堂大笑！西战团在山西逗留了六个月，途经十六个市县和六十多个村庄，辗转三千里。1938年春天，奉命到西安。那时，国民党在西安封闭了十几个进步群众团体，但西战团不敢封，只是要求他们即刻到战区去，不准留在大后方，如果过时不走，就逮捕负责人，为此，丁玲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说，要针锋相对，磨而不裂。
丁玲回西安后，就是遵照这个指示去做的。西战团在西安搞了三次公演。第三次公演时，西战团决定以筹集路费为名，全力争取公演，进一步扩大影响。西战团将这个设想电告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后，毛泽东亲笔在电报上批示：同意，并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表扬了他们。
1938年7月底，丁玲奉命率西战团返延安休整，作十个月来的工作总结。11月20日，西战团奉命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边区，丁玲仍为西战团主任，但没有随团前往，留在延安入马列学院第三班学习。
8月1日，西战团向中央领导和延安人民作了精彩的汇报演出。毛泽东、朱德等许多领导同志都出席观看。
丁玲从1936年冬到延安后的一两年中，是与毛泽东接触最频繁，交往最密切的时候，也是两人关系最融洽的时期。这种情谊是丁玲终生难忘的。她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最能平等待人的党的领导人，他总能吸引你在他的面前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把自己的心里话坦率地倾吐出来。你不必担心什么，也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领袖、统帅、舵手或什么的。他确有一副礼贤下士的风度，既谈笑风生，又常常一语中的，使人心服。他讲你的长处，也指出你的缺点。当讲你的缺点的时候，也是用商量的口吻，甚至用幽默诙谐的语言，使你不觉得难受，但却发人深省，促使你仔细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