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延安开始热闹起来，丁玲带领的西战团回到延安；徐懋庸和钟敬之从汉口经临汾，到了延安；萧军拿着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具名的通行证，到了延安；聂绀弩在西安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在周的安排下，与李又然等人赴延安……
有一天晚上，由毛泽东和康生、张闻天、张国焘出面，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一次宴会，欢迎新到延安的一些文化人，有徐懋庸、萧军、聂绀弩、钟敬之、李又然、何思敬等，丁玲也应邀参加。徐懋庸曾回忆这次晚宴的情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只觉得他态度平易近人，但比我1月间在洪洞县八路军总部见到的朱总司令潇洒得多。这一次他没有当众演说，欢迎词是由张国焘作的，他提到了我翻译的《斯大林传》，夸奖了几句。然后让我们被邀请的人发言，大家谦让，推来推去，要我先讲，我就讲了几句，主要是讲到延安以后的感觉，特别强调延安的人与人的关系与上海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强团结，不像上海那样，很多嘁嘁嚓嚓，是非难分，不易团结。也联系了上海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说自己虽然觉得有错误，但是非的界限还是很糊涂的，所以要在延安很好学习。接着是丁玲报告了战地服务团工作的经过。然后是萧军发言，主要意思是不同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最后康生作了长篇讲话，阐述党的文艺政策，中间针对萧军的发言，不指名地批评了一通，萧军竟听不下去，中途退席。丁玲平时和康生没什么接触，只是在这种场合碰在一起。但这个人一出现，延安知识分子头上的阴云也随之出现了。
康生的职务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7年11月29日，毛泽东到延安机场迎接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康生和同机到达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本来毛与王明是政治上的对头，但康生不知为何回到延安后会官运亨通。他到延安后，初到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校长。那时，原为上海电影演员蓝苹，此时叫江青的正在党校学习。她与康生是同乡，康生的出现，使江青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1938年11月，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娶了江青。当时，毛泽东请了一位厨师掌勺，在凤凰山的窑洞里请客，来的人都知道这是毛泽东和江青为结婚而请客，毛泽东没有明说，大家都心照不宣。因为只有一个厨师烧菜，所以毛泽东就分批请客。
毛泽东也请了丁玲，但丁玲却没去。陈明后来曾解释这件事：记得是在一个周末，派人送来一封信给丁玲，说请她去吃饭。同时请的还有也在马列学院学习的徐海东、谭余保两人。信上没写结婚这件事，丁玲看后以为只是吃顿饭罢了，正巧礼拜六她跟学院总务处借来头牲口，要到六十里外的安塞去看在幼儿园的女儿。借头牲口用在那时是不容易的，所以她就先办自己的事了。她想吃顿饭哪天不能吃？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对笔者也谈到过这件事。她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请柬给了丁玲，丁玲知道是结婚，但没去。因为这天正巧有人给她借了一匹马，她要去保安看我。保安离延安较远，来回大约要一天的路程，所以她没有去赴宴。当时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是分拨请的，一批只请两三个人。母亲很久没见到我了，很想我。当时我躺在床上，没生病，只是睁着眼睛呆呆地看着她，一吭也不吭。她看见我，问：你不是祖慧吗？我说：是啊！母亲走了，我也不哭。但是如果哥哥来看我，走了，我就会大哭。因为我和哥哥在一起的时间很长，而和母亲待的时间不长。”
这以后，情况似乎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有一天，丁玲又去看毛泽东，毛对她说：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你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丁玲觉得很奇怪，说：我同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要到他那里去干什么？后来丁玲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她说：“现在我了解他跟我讲话的那个道理啦！康生在背后整我。我想我和康生两个人风马牛不相及，我去看他干什么？我也不喜欢看他那个半洋鬼子，穿上高统马靴，戴上猎人帽子，拿一根马鞭的样子。我想我不去，也从未去过。我喜欢不摆架子的人，我自己也不会摆架子。”
一位在西战团工作过的同志对丁玲说，康生在一次党校学生会议上说，丁玲要是想到党校来，党校不会要她，因为她在南京自首过。丁玲听了非常生气。她去找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也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这时候也不开什么东宫西宫的玩笑了，他对她说，你不要生气，我相信你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要作结论，是组织问题，你得找陈云同志。毛又暗示她说，你也可以找找康生嘛！丁玲找了陈云，但没有去找康生。
这股阴风的刮来，不知是否与丁玲没去吃饭，从而得罪江青有关，还是这个从上海去的电影演员本能地仇视她的同性知识分子。
对丁玲在南京一段历史的审查工作，陈云后来委托任弼时去做的。任弼时与丁玲谈话时态度非常好，给人的感觉是你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为人很亲切，随和。1940年10月，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作出书面结论，有陈云、李富春的签名。通过对丁玲1933年5月被捕至1936年离开南京这一段历史的审查，中组部结论认为，丁玲曾经自首的传说并无证据，不能凭信，因此应该认为丁玲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1941年1月1日，中央组织部把这个书面结论交给丁玲本人时，陈云还告诉她，最后一句话“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泽东加的。陈明见过这份材料，记得是用复写纸抄的。
1941年4月，丁玲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她的副手是陈企霞。副刊于5月16日创刊，至1942年3月11日出满一百期后，由舒群接编。
1942年3月7日，陈企霞派人送信给丁玲，一定要她为副刊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丁玲说：“我连夜挥就，把当时我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了。这两起事件的当事人今仍健在，可能会想得起来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这篇文章就是有名的《“三八节”有感》。
作者在文章中敏锐地写出了在强调男女平等的延安，妇女所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现象，她一开头就说：“‘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来呢？”她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妇女在结婚后工作所遭遇的轻视和困难，“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劫获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地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堕胎的药。”在这种双重的压力下，“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去她们最后的一点娇爱。”这在旧社会，人们会称他们薄命，可是在延安，他们被看做是活该。而且妇女不堪沉重的负担又会被丈夫看做是“落后”而作为遗弃的理由。接着她又批评起“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后来丁玲说，这个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是批评江青。延安地方小，报纸也就是那么一张，如此触目惊心地骂毛泽东的妻子，这未免有些过分。不知1942年3月8日清晨的丁玲，怎么会如此冲动地暴露出她对江青的恶感。还不仅如此，她接着更加尖锐地批评起那些有权力的男人来：“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这样的话，联系前面对江青的指责，即使毛泽东自己没有什么触动，旁边的小人也会作出如此这般的引申，看来，丁玲在这一场冲突中是输定了。
丁玲的写作冲动可能还深深地联系了自身的遭遇，这位在“五四”新文化的空气下自由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在与男人的交往中从来就不拘小节，这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传统世俗环境里，不能不成为骇世惊俗的议论中心。早在丁玲去前线之际，就有人在后方议论她与彭大将军的关系如何如何，如她在文章里悲愤地举例：“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女同志“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一篇悲愤有加真情毕露的好文章喷薄而出，一口气写完，丁玲在《附及》里又写道：“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因发稿时间紧迫，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这篇文章发表在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马上就引起一些批评是可想而知的，起先丁玲并不以为是件很严重的事，但当3月13日王实味撰写的杂文《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上刊出后，情况就有变化了。
3月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批评在整顿三风的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作法，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4月7日齐啸写了《读〈野百合花〉有感》，《解放日报》公开批评王实味。丁玲也受到了批评。丁玲后来有比较详细的回忆：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这次会毛主席自己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我还是没有感觉，只奇怪：你曹轶欧不搞文化工作，为什么批评我咧？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同志。我一向是喜欢他，尊重他的，我完全信任他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充满了善意，不会难为的。因为他当时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呢？第二天我特地跑去看他，叫他老乡，说不打不成相识，我来听他的意见来了。第三天，他到文抗来看我，在我那里吃中饭，谈得非常融洽、亲切。我们之间这种无私无间的同志关系，不管后来有人怎么说，我是永远放在心里的。第三个又接着发言了，话题只有一个，还是《“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参加这次学习会的文艺界只有周扬和我，他坐在后面一点，我坐在靠主席台右边，他没有发言。博古同志原是坐在后边的，这时坐到我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还悄悄问我：“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一下懂得他问的意思，后来，当我有了一些经验以后，我才理解他，我是多么感谢他呵！
这次会上一共有八个人发言，只有一个人(可能是徐老)，谈的是别的事。最后，毛主席作总结，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文艺整风时期，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我自己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一次检查，并且发表在6月16日的《解放日报》上。组织上也没有给我任何处分。丁玲只是被批评了一下，也没给任何处分，而王实味可惨了。当时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其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2年年底，他被中央社会部康生下令逮捕。1947年被贺龙下令处决。毛泽东知道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了，曾经表示不同意，据说是要人还他一个王实味。
这个冤案直到四十九年以后，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才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这时，王实味离开人世已有四十四年了。
整风学习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之后，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深入工农兵。丁玲就想把生活中认识的人一个一个地写出来，写士兵、营长、指导员、老百姓，她计划用不同的手法写十个不同的人，结果因形势的变化，只写了三个：民间艺人李卜、红军营长袁广发和陕甘宁边区的模范田保霖。《田保霖》发表在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上。
第二天，即7月1日晨，毛泽东读了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后，写信给他们。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毛泽东在一次高干会上又一次说到《田保霖》，“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别的同志也听到过类似的话，去告诉丁玲。丁玲说：“我听到之后，心中自然感激。但我以为我的《田保霖》写得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做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又说：“毛主席过去读过我的文章，并且同我谈论过。后来，他又读过我的文章，也同我谈论过。他对我的文章有过评语。虽然都是平常谈话，但我却把这些当成是从一位最高明的人，一个知己者那里来的悦耳之音，常常铭记在心的。”
这是丁玲的肺腑之言，但如果你再听她说另一些话，你就会清楚她的感受远远不止这些。
1980年8月，丁玲在庐山举行的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发言，她说：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怎么能不为人民写东西，不为共产主义写东西呢？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的人。……1954年，一位身居领导地位的人对我和周立波等人说：“作家有什么了不起，党叫你当，你就是作家，党不叫你当，你什么也不是。”难道作家是“党”叫当的，而且这里的“党”是什么含义，我当时就想不清楚，后来才从实践中知道，真有这么回事。不知道丁玲后来从实践中体会到“真有这么回事”后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一个从写《莎菲女士的日记》开始走上文坛，以《“三八节”有感》震动延安政治高层的女作家丁玲，一个“五四”新文化传统熏陶出来的酷爱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当她用血泪与生命来体会这“回事”以后，她的内心深处里究竟会怎么想？可惜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