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还有一段很精彩的话：“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
丁玲在延安写过很多报告文学、散文、特写等，但是对她来说，写女性小说仍是她的强项。这似乎从她踏上文坛的第一篇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起，就已成定局。《梦珂》中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在医院中》的陆萍、《杜晚香》中的杜晚香……以不同的女性形象，投影在读者心中。
1940年年底，丁玲在延安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以女作家的眼光，写了一个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抢去当随军慰安妇的农村少女贞贞，忍着苦痛，为游击队送情报的故事。
关于《霞村》的创作，丁玲曾这样说过：我并没有那样的生活，没有到过霞村，没有见过这一个女孩子。这也是人家对我说的。有一个从前方回来的朋友，我们两个一道走路，边走边说，他说：“我要走了。”我问他到哪里去，干什么？他说：“我到医院去看两个女同志，其中有一个从日本人那儿回来，带来一身的病，她在前方表现很好，现在回到我们延安医院来治病。”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很同情她。一场战争啊，里面很多人牺牲了，她也受了许多她不该受的磨难，在命运中是牺牲者，但是人们不知道她，不了解她，甚至还看不起她，因为她是被敌人糟蹋过的人，名声不好听啊。于是，我想了好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80年代，丁玲在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谈话时，有人问《霞村》里的贞贞有没有具体的模特儿时，丁玲回答：“有这样一个人物，但我不认识她，没有见过她，那时她正在医院治病。听人说过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些不幸，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我们中国人民、中国妇女的牺牲太大了。许多人死去了，不只是肉体的死亡，在精神上、心灵上也遭严重的损伤。于是我写了这篇小说。”
从“五四”到新时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小说创作中，相当部分的知识女性形象具有一个普遍而突出的心理特征：孤独。不论个性是倔强的还是柔弱的，也不论生活是顺利的还是坎坷的，孤独和孤独感已成为她们一种无法摆脱的共同命运。丁玲笔下的梦珂、莎菲、陆萍都是孤独的。《霞村》中的贞贞也是孤独的。
贞贞带着精神上的创伤、身体上的病痛，从日本兵那儿的回归，在小小的霞村引起了一阵骚动。虽然进步的青年都欢迎她，但以杂货铺老板为首的一大批人则持歧视的态度嫌厌她，“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
本来，因为是同性，就更应该理解贞贞的痛苦和不幸，但事实上却是恰恰相反，那些道学家强加给她们的精神锁链——“贞节”，她们现在却用来伤害自己的同类。“说她手上还戴得有金戒指，是鬼子送的哪！”认为她“弄得比破鞋还不如……”这些受封建意识束缚的女人，不能对贞贞于革命的贡献有所认识，更不可能理解贞贞伟大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那杂货铺老板说得还要难听，说贞贞“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亏她有脸回家来”。父母斥责她“全不为娘老子着想”，想把她嫁给一家米铺的小老板当填房。她的恋人夏大宝只是痛苦地把贞贞的不幸原因归结为自己的懦弱，想求得她的宽恕。面对这一切，贞贞感到孤独，她在孤独中失望，又在孤独中强硬起来，她从不希望有男子会要她，也不要任何男子包括夏大宝，对她的同情和抚慰。她已学会孤独，甘于寂寞，在孤独和寂寞中品尝生活的滋味，爱情的滋味。作者对她寄予深切的同情，“虽说在短短的时间中，找不出她有很多的伤感和怨恨”，“但我也以为因为她是受过伤的，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就有了一种无求于人的样子。可是如果有些爱抚，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怜惜，去温暖她的灵魂是好的。我喜欢她能哭一次，找到一个可以哭的地方去哭一次”。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一套“男尊女卑”的观念，把“三从四德”，作为女子必须恪守的道德标准之一。尽管从帝王将相到地主老财，无人不讨小老婆，有的妻妾成群，有的还常寻花问柳，然而，奇怪的是，他们却要女人保持“贞节”，似乎这是女人的天职。当然，失去贞节并不是一件什么光荣的事，但一个女性的价值，难道仅仅存在于此吗？在侵略者面前，一个弱小的乡村姑娘，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吗？与其说这是贞贞一人的耻辱，不如说是我们民族的耻辱。作者在揭示贞贞孤独的更深层次就在于此。
爱情是人性的自由表露的形式，是一个人高尚、美好的品质和观念在生活隐秘领域中的体现，没有真、善、美，也就没有爱情。妇女的解放要求，首先是爱情、婚姻的自主要求，这既代表了妇女的切身利益，又指示了妇女运动的前进方向，成为妇女思想解放的前锋。
夏大宝是磨房里的小伙计，一个未毕业的初中生，贞贞和他是同学，从小就要好，要不是夏大宝穷，父母也不会反对。贞贞一气之下，跑进天主教堂，想当修女。不料，修女没当成，却被日本人掳去当了军妓。当贞贞回到村里，夏大宝想和她重归于好，但贞贞不理他。因为她看不起他，甚至恨他，觉得他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如果当年他不顾一切地带她私奔，她会佩服他。何况贞贞在经历了一段非常生活的磨炼，已成熟了许多，与夏大宝的感情拉开了一段距离。另一方面，也无可非议的是，贞贞也受到贞节观的影响，内心深处感到自卑，毕竟她在日本人那里丧失了女性最珍贵的东西，“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觉得配不上夏大宝。从贞贞追求爱情、幸福、自由，到放弃、拒绝恋人的求婚，展示了贞贞的自爱、自尊、自立、自信的美德，这也是作者在女性解放问题上的探索。
“五四”以后，随着妇女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强化，责任心即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也开始萌发和加强。尤其是当她们处于十分孤独的情况下，爱情生活又往往受挫，责任心就成为她们保持心理平衡的一个重要砝码。
把贞贞称为抗日英雄，也许还不符合我们理想的英雄概念，但贞贞难道不是英雄吗？丁玲说：“我觉得这个女人牺牲很大，但是她没有被痛苦压倒，她也是向往着光明的，我就是想写这样一个人。这种人，这样的事在当时抗日前方的村子里是不少见的。”
贞贞在屈辱中坚强地活了下来，“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后来，贞贞和自己人有了联系，就更增添了活的勇气，特别是“看见日本人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觉得自己“吃点苦，也划得来”。她对“我”说：“今年秋天的时候，那才厉害，人家说我肚子里面烂了，又赶上有一个消息要立刻送回来，找不到一个能代替的人，那晚上摸黑我一个人来回走了三十里，走一步，痛一步，只想坐着不走了。要是别的不关紧要的事，我一定不走回去了，可是这不行哪，唉，又怕被鬼子认出来，又怕误了时间，后来整整睡了一个星期，才又拖着起了身。”贞贞在革命工作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
贞贞冷静地对待了村里人对她的非议，拒绝了夏大宝的求婚，决定到延安去治疗、去学习，重新做个人。
如果作者把贞贞写成受了屈辱后自杀或怎么的，那就是在战争中千百个无辜牺牲者之一，读者除了对她产生同情和怜悯，还能表示什么呢？现在，作者把她投身于革命，使她的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因素，这样一来，贞贞的形象就显得丰满而具有时代感了。其实，早在1947年，始终关心着丁玲创作的冯雪峰就指出了这点。他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作者所探究的一个“灵魂”，原是一个不深奥的，平常而不过有少许特征的灵魂罢了；但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这在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小女子的灵魂，却展开出了她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这灵魂遭受着破坏和极大的损伤，但就在破坏和损伤中展开她的像反射于沙漠面上的那种光，清水似的清，刚刚被暴风刮过了以后的沙漠似的那般广；而从她身内又不断地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可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敦敦的人们所再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贞贞自然还只在向远大发展的开始中，但她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她的新的巨大的成长也是可以确定的，作者也以她的把握使我们这样相信贞贞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