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同根生的左翼作家，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一场恶斗？周扬和丁玲的冲突是从哪里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位美国记者赵浩生采访了周扬，以《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为题，刊于1978年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号上，后来1979年2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全文转载。在《当时延安有“鲁艺”“文抗”两派》一节中，周扬说到了丁玲。他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我们这一派，包括何其芳这些人，要歌颂光明。何其芳原来也是资产阶级的作家，搞一点唯美主义的东西，当然他要进步，热情洋溢。“文抗”的人就看不惯，要暴露黑暗。……这都是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争论。虽然争论，但是没有解决问题。无论主张歌颂光明也好，暴露黑暗也好，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还是如何同群众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情势不满意。特别是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丁玲看到这篇访问记后，很快作出了反应，但见诸文字是半年以后了。那是1979年11月8日，丁玲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她在最后说道：就说派吧，据说是从延安就有了的。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有两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事实上，当时我恰恰不在“文抗”。“文抗”有七个负责人，他们是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艾青、于黑丁、刘白羽，是他们七个人轮流主持，没有我。那天，艾青笑着说，“我是独立大队。”萧军，你们看得出来，那是个英雄，他能参加哪一派呀！(笑声)他什么派也不会参加，他就是萧军派，他还能以我为首哇？哼？你算什么！
“鲁艺”嘛，我相信，在座的“鲁艺”的师生一定很多，他们一定不会承认他们是一派。贺敬之同志就在这里，他不会承认他是“鲁艺”派，他不是。贺敬之在延安的时候，他的诗先给艾青看，艾青就首先欣赏他的诗。我有这个印象，是不是这样，我记不清了。我在北京工作，招待外国作家的时候，请陪客我没有找文学研究所的人，我没找“我那个派”，我没找别的人，我找的是贺敬之，是李季，当时的两位年轻诗人。所以，我们很多人，大约并没有什么派，但是居然有人说他是派！他又是派的头子！又是以他为代表！这就是说，有派啦！要没有，他能承认吗？那我就希望，这些同志可以回想回想，自己可以修正修正嘛！延安是有个“文协”，我呆过一阵就下乡了，后来改作“文抗”，整风以后，才把我调到“文抗”。这中间我在《解放日报》编文艺栏，很多“鲁艺”同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解放日报》发表的。《解放日报》上发表文艺作品的，以“鲁艺”的同学为最多。那段时间，“文抗”我去得很少，哪里是什么“文抗”派的代表呢？这也只是个例子。实际上我们没有什么派。但是有人，他说他是派，他是头子，还是代表。这些事嘛，大家回想回想，修正修正，不要再搞派了。特别是现在有了权的人，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多听反面的意见，不要只听接近的几个人的意见。有的人同你接近，有的时候是趣味相投，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趣味相投，他是别有目的的，你也得注意。我常常脑子里想，跟有些老同志讲两句真心话，直话，劝劝他，你注意注意你那周围手下的某些人吧，你别吃亏上当了！丁玲讲话中的“他说他是派，他是头子”的“他”，很显然，是指周扬。语气是调侃、挖苦的，但还是心平气和地说了些事实。不知周扬是否听到丁玲的讲话？如果听到了，不知会说些什么？
但问题是清楚的，周扬与胡风的冲突发生在30年代的上海，而与丁玲的冲突发生在40年代的延安。当年有个鲁艺出身的年轻作家叫陆地，是壮族人。他写了一篇小说《落伍者》，在丁玲、艾青等人主编的刊物《谷雨》上，曾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但陆地从此就得罪了周扬，有人就责备陆地：你是鲁艺培养出来的人，有作品为什么不给《草叶》？《草叶》是鲁艺何其芳主编的，被看做是周扬一系，因此陆地就变得背叛山门，大逆不道了。到延安文艺界整风时，他也受到了批判。在延安时期两派就视对方为仇，祸根不就已经种下了么？到了1957年，《谷雨》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文章，都成了“再批判”的对象。
接下去的冲突在丁玲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丁玲和陈明、杨朔等人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徒步从延安出发，经绥德、米脂、佳县东渡黄河，于11月7日到达晋绥解放区兴县。年底，丁玲一行抵晋察冀中央局所在点张家口市。因内战爆发，一时交通中断，无法去东北，只得停留在张家口。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要求改减租减息政策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丁玲听了这个文件的传达后，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参加土改。起先丁玲走马看花地住过几个村子，最后在温泉屯停留的时间稍长一些。她和陈明等人一起了解、分析全村的阶级情况，发动广大的贫雇农，向地主阶级斗争，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工作。正当他们的土改工作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国民党进占了张家口，边区机关迁回阜平，丁玲也结束了土改工作，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村。
在去阜平的路上，丁玲觉得心里有一条河在日夜流淌，那水声时而轻，时而响；时而柔，时而刚。就像是和乡亲们一起在月色下谈心，又像在村头开斗争会。那河水掀起的波浪尖，显露的全是一个个和她一起搞土改的乡亲们。丁玲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张桌子、一支笔，她要把他们全写在小说里。至于书的名字嘛，就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946年11月丁玲在红土山村开始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2月，丁玲搬到抬头湾，那里离机关比较远，可以避免干扰，安心写作。
抬头湾靠胭脂河南岸，背后是大山。胭脂河其实是宽阔沙滩中间的一条小河，别看它平时很乖，一到夏天下暴雨，可不得了，河水猛涨，淹没沙滩，形成水患，因此，南北两岸临沙滩、靠村庄都筑起了长堤。
丁玲住在一个新盖的院子里，东、西、北各有一间房，当中有个小院子。丁玲夫妇住在东屋，宽二米，长四米，一条土炕占去屋子的一大半，炕上铺着一领苇席。一到白天，就把铺盖卷起来，放上一张小炕桌，那就是丁玲的写字台。丁玲是第一次写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自感农村生活的底子薄，但她爱这群与她一起生活过、战斗过的人，所以写来倒也顺手。她每天或是盘腿坐在炕上写，或是坐在炕沿上侧着身子写。长时间的一种固定姿势，使她腰肌缺血，疼痛无比，夜晚如果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后来，陈明设法把火炉砌得高一点，这样，丁玲写作时，就可以把腰贴在炉壁上取暖，让血脉疏通，减少疼痛。
创作在痛苦中进行着，可是心里是甜蜜蜜的，作者和小说里的人物一起生活，一同成长。她的内心深处总是想着毛泽东，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决不能辜负他对她的希望和鼓励，想着有一天把这本书呈献给他。每次腰痛得受不住的时候，心中喊着他的名字，伏在桌上，就着暗淡的油灯，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就像一个战士在前线冲锋陷阵那样，只能朝前，不能后退。
那时没有正规的稿纸，丁玲就写在账本纸上，眼看账本纸一天天地厚起来，丁玲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周围的同志都盼着早日读到这部书，陈明帮妻子抄写是理所当然的，其他的同志也都帮她抄写，先睹为快。
起先，丁玲打算分成三部分写：第一段是斗争；第二段是分地；第三段是参军。可是写到第二部分的一半时，已经是1947年的初夏，进行土地复查工作。丁玲觉得心中不踏实，对人物的分寸把握不住，于是她放下笔，到行唐县去参加土地复查工作，来充实自己生活和写作中的不足。7月，丁玲返回抬头湾继续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到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她认真地学习后，再次参加土改工作队，直到1948年4月重新拿起笔来写，最后于6月在正定华北联大定稿。
当丁玲写完这部小说的最后一个字时，整个身体好像都给掏空了。她把稿子请胡乔木、艾思奇、萧三等同志看。1949年夏天，有一次，胡、艾、萧三个人和毛泽东一起散步时，谈到了这部稿子，当时在场的萧三的妻子甘露后来回忆道：7、8月炎夏的一天下午三点钟后，毛主席的警卫班长李树槐来我家通知说：天气太热，主席日夜工作太累，大伙要他到室外散步，他请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同志同去，还要我带孩子一同去。萧三和我赶紧带着一岁的萧平来到毛主席门前，和乔木、思奇同志以及三个孩子会合。毛主席高兴地和我们一起坐上他的中吉普，驱车二十余里，到一个树林边下车。我们把椅子、板凳搬下来，陪着主席走进树林。毛主席坐下一会儿，却见乔木、萧三、思奇同志没有坐而走到一边，只剩毛主席同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毛主席摇着大蒲扇，一边给孩子们赶蚊子，一边问我：“他们几个在干什么呀！”我忙走过去问他们：“主席问你们在干什么呢！怎么不来陪主席呀？”他们说：“我们在谈对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见。”我把他们的话对主席说了，并补充说：“最近丁玲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写张家口附近农村土改的。丁玲请他们几个同志看看，提提意见。”前些日子，萧三曾告我，他们几个把丁玲的稿子都看完了，要找个机会讨论一下，却找到了今天这个机会。主席边听边抽烟，想了一想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了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过了约半个小时，胡、萧、艾三个人来到主席身边，主席问他们讨论得怎么样，乔木同志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发表。”主席这时把刚才说的关于丁玲的话又说了一遍。但是，周扬压住了这本书不让印。据说有人认为这本书反映的是“富农路线”，因为小说里写了一个富裕农民顾涌。还有一些说法，如说小说里写贫农家都很脏，地主家的女人又很漂亮……丁玲噙着眼泪听着这些风言风语，后来这部小说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红极一时，但丁玲还是耿耿于怀，著文解释说：我们开始搞土改根本没有富裕中农这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的确是把顾涌这类人划成富农，甚至划成地主。拿地的时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作法也很“左”，表面上说是献地，实际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坏地不足以维持那一大家子吃用，但是还是拿走了，并且认为这就是阶级立场稳。在这样做的当中，我开始怀疑。……所以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就先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我没敢给他定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我们对这种人应当怎么办？
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虽然这话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是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土改。据说还有人一直在说，小说里的那个教条主义者文采，是以周扬为模特写的。为此丁玲回来还特地作了更正，文采的模特是另有其人的，当然不是周扬。这些事虽说都不上台盘，但形成了一股明明暗暗的阻力，使这部写华北农村的小说，在华北没有能够出版。1949年2、3月，丁玲写给陈明的信中透露说：她去看林伯渠，“他告诉我江青一看见他就告诉他我这本书很好，周扬压住不印”。后来在胡乔木、艾思奇、萧三的鼎力相助下，1948年9月由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出版了。
书出版后，一些杂志，如《文学战线》、《小说》等都刊登了部分章节。冯雪峰撰文高度赞扬了这部书，“认为这一部艺术上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似的作品；同时，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这就是它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
1952年3月15日，前苏联各报发表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以斯大林奖金授予1951年文学艺术方面有卓越成绩的决定。中国作家荣获奖金的有：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二等奖)；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三等奖)；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二等奖)。《真理报》当天还发表评论说：中国作家丁玲、周立波、贺敬之、丁毅，匈牙利作家阿捷尔和法国作家斯提尔，都忠实地描写了他们本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及其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斗争。
丁玲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金后，对苏联记者谈话时说：我是一个渺小的人，只做了很少很少的一点工作，从来不敢有什么幻想，我爱斯大林，我爱毛泽东。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他们，好像他们站在我的面前一样。但是，我从来连做梦也不敢想到斯大林的名字能和“丁玲”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今天，我光荣地获得了1951年度文学方面的斯大林奖金二等奖。这个意外的光荣是多么震动了我。我欢喜，却又带着巨大的不安，我无法形容我现在的复杂心情。我重复说：我是一个渺小的人，只做了很少很少的一点工作。可是我却得到无数次和无法计算的从人民那里来的报酬和鼓励。其中也包含着苏联人民对于我的鼓励和帮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苏联被译出后，印了五十万普及本，陆续得到各方面来的鼓励，现在更承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授予斯大林奖金。这个光荣是给中国所有作家和中国人民的。这是对全体中国人民和作家的鼓励。1952年6月7日前苏联驻华大使馆代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在大使馆举行授奖典礼，为丁玲等人颁发奖金。典礼由驻华大使罗申主持，出席的有：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以新，以及文化界人士。周扬最后发言说：丁玲同志等的得奖作品，以艺术的力量，描绘了中国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斗争。这些作品的得奖，不仅是作者的最大的光荣，同时也是我国文艺界和我国人民的光荣。这个光荣的获得应该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感谢先进的苏联文艺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帮助。
第二天，即6月6日，全国文联为丁玲等四位获奖者举行庆祝会，由周扬主持会议，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和文艺界一百余人参加。前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等也应邀前来。会上还朗诵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中的片段。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于1948年被译成俄文后，立刻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苏联许多报刊上发表文章，对这部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进行了评介。并有了俄文、乌克兰文、立陶宛文、拉脱维亚文、罗马尼亚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波兰文、保加利亚文、日文、德文和蒙古文等十二种外文译本。
丁玲将所获的五万卢布奖金捐给了全国妇联儿童福利委员会。
在掌声和鲜花中，丁玲更加想念桑干河畔的乡亲们。1953年，丁玲重返桑干河，再次来到温泉屯，探望这里的父老们。当她看到温泉屯的群众文化生活相当贫乏时，便从奖金中拿出四千元建文化馆、阅览室、舞台。在文化站落成的这一天，丁玲发来贺信，并派人送来电影《白毛女》和木偶戏以及大量的图书、各种乐器、棋类、收音机、幻灯机、留声机等文娱用品。温泉屯的群众文化活动搞得火红，成为县里的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可惜文化站在十年动乱中被毁。
1979年的中秋，复出文坛的丁玲已七十五岁，她第三次来到桑干河畔，看看这块哺育她的土地，看看这儿的乡亲，是他们的斗争实践，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当她见到一些因她而受到磨难的同志时，十分感慨地说：“这里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我们的遭遇是社会问题，不是哪一个人要把咱们打倒。咱们活着就要好好工作。为了争取时间，我不愿意再回顾那伤心的往事而浪费宝贵的时间。”丁玲还打算回温泉屯住些日子，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可惜这部定名为《在严寒的日子里》的续篇，丁玲最后并没有完成，只留下了二十万字的手稿。
其实，丁玲在1957年曾有过去桑干河的打算。1957年4月14日《文汇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作家的消息：丁玲再去桑干河》，作者署名姚芳藻。全文如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引起了读者对桑干河两岸生活着的农民的极大的兴趣。在这部作品里，读者看到了他们在土改斗争中的生活和思想变化，可是以后他们将变得怎么样呢？这是始终存在在读者心中的一个问号。丁玲何尝不关怀他们今天的生活呢？她决定最近就到桑干河去看看她所熟悉的，被她写到小说中去的主人公们。我们热切的希望她再写出一部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好的优秀作品来，解决读者心中的问号。姚芳藻是一位有着敏锐目光的资深女记者，她应该知道丁玲早在两年前就挨批，而且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但她却在《文汇报》的头版刊出这样一篇醒目的文章，难道她不怕担风险吗？这是为什么？经过快四十年的历史，回头来想想，是很有意思的。
发这篇文章的意思，恐怕就是告诉人们，丁玲虽然挨批，但她仍是一位很好的作家，是个革命的女性，而且她还会写出优秀的作品来。丁玲在遭受噩运之际，曾出现过无数个像姚芳藻这样正直善良的人在支持和同情她，人民是伟大的。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姚芳藻也被打成了右派。
1957年，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还是不放过这部小说，他说：“全国解放和一本《桑干河上》给丁玲带来了名誉和地位。她在解放后一两年内多少做了一些工作。但她的个人主义也随着更加发展了。她忘记了党对她的批评和教育，变得骄横不可一世。她利用党和人民所交托的岗位，极力培植自己的小圈子，企图实现她称霸文坛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