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以后，受尽折磨的丁玲和周扬重返人间，他们俩的恩恩怨怨，又一次成了引人瞩目的事件。他们俩曾有过一次私人拜会。那是在1979年5月9日的下午。
这天上午，甘露接到陈明的电话，说丁玲有十几年没和周扬见面了，想去北京医院去看看他，问甘露是否有空，和他们一起去？甘露一口答应。下午三点，丁玲、陈明、甘露到达医院，走上二楼周扬住的病房，门开着，周扬和苏灵扬看到三位来客，走过来招呼他们进屋坐下。丁玲说：前几天听说你住院，并且一两天内要去日本，所以特来看望。接着又问了一下周扬的病情，表示慰问等等。
周扬说，这次住院没什么大病，是来检查身体的。访问日本的事，已定好了时间，不能不去。接着谈起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造反派把他打成假党员，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又说，夏衍的腿也被造反派打坏了，现在与他在同一个医院里治病，建议她顺便去看看夏衍。
丁玲与周扬大约谈了半个小时，就起身告辞了，周扬一直送出走廊。丁玲到楼下去看夏衍，见他那儿人很多，只打了个招呼，互相握手问候一下，就告辞了，主人也没有挽留。
甘露陪丁玲去看周扬前后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去之前，她想：长期受委屈和磨难的丁玲能不计个人恩怨，自己又有宿疾在身，主动到医院去看望周扬，这是很难得的。这应该成为文艺界老一代领导之间加强团结的一个新起点，她很高兴。而且还庆幸自己能分享他们在劫后余生、久别重逢时的喜悦。可是在这半个小时里，她没有感受到喜悦的气氛，只感到惘然。应该说甘露的感觉是准确的。
丁玲主动去看周扬，恐怕有两个原因：第一，经过十年浩劫，对人事都会有一种新的看法，不管两人过去有多大的矛盾，周扬毕竟也深受迫害，他应该体会到过去构人罪名的代价，历史已经报复了这个中国文艺界的日丹诺夫，现在他也垂垂老矣，应该是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第二，她听说周扬在狱中痛定思痛，深深忏悔以前的恶行，复出后四处找过去的夙敌道歉，给世上脆弱善良的人们留下一个痛改前非的觉醒者形象。她想去听听周扬亲口告诉她，50年代的事他做错了，错在哪儿？多少年来，有很多事她弄不明白，她想在周扬那儿得到解答，得到印证。
在这以前，周扬的许多言行确实使丁玲感到鼓舞。他表现了自己的反省和思考的结果。例如，1979年3月周扬在《文艺报》座谈会上，讲到那场反右斗争他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地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过程。他讲得诚恳而沉痛，流着眼泪向受害的同志道歉。而且，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坦白地解剖自己，公开向受伤害者道歉。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丁玲才主动地去看周扬，但丁玲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有人也许会说，可能是因为时间太短吧？否。如果两个人想的是一码事，只要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句话，一个暗示，就能解决的，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很显然，丁玲主动去看周扬，应该是两人和解的好兆头，但周扬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使丁玲很失望。
周扬去看病中的冯雪峰时，说：“文艺界反右运动是主席领导的，批判冯雪峰、丁玲，是主席亲自抓的。”他对复查小组的同志说：“就丁、陈问题而言，现在可以实事求是地甄别平反了。”早在60年代初，周扬对人讲到人与人的关系时，说：如果到了共产主义，那时候人们再看今天的人，他们会想，怎么搞得那个时代的人都像野兽似的，为了点个人利益，你争我抢的。在反右大风暴刚过的两年后，周扬的这番话是很意味深长的。到了80年代，周扬认为反右斗争是错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遭到了噩运。在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中，周扬是领导者、参与者，也是执行者。当时有人形容周扬的形象是：黄马褂、鸣鞭手、总管。
80年代初，在编辑出版《周扬文集》时，有人提出不要收《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但周扬认为要收入，这样做实事求是，同时提供了对反右运动再认识的机会。这篇文章开始是有一个小的起草班子，后由周扬定稿。文章送到毛泽东那里，毛看后大加赞扬，并经毛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周扬与“文集”编辑小组成员谈话时，表示要在这篇文章后面写一“后记”，或叫“说明”。说明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当时的情况，也写出今天的看法，回避不好。
周扬向一些同志道歉，但对丁玲，他觉得是应该表示歉意的，但并不表示丁玲就完全清白。周扬对朋友、对亲人都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丁玲在历史上是有问题的，当时在南京，如不做一点妥协，怎么活呀？但没有当叛徒，也没有自首，最后还是到了延安，这是可以原谅的。持这种观点的老同志并不止周扬一个人，与丁玲有多年之交的夏衍也说过同类的话。那是在80年代的时候，夏衍与一位青年谈到丁玲30年代幽禁南京时期时，他仍坚持自己以往的意见，对丁玲和冯达保持夫妻关系一事耿耿于怀。他说作为共产党人，他一直不能认可这一做法，尽管丁玲为此后来遭受过磨难。
一个人无论多么伟大，都不能逃脱历史的制约。历史的制约，有时体现为客观条件的制约，有时体现为人的制约。而人对人的制约，也是借助客观条件来实现的。
周扬的悲剧在于，他有文学才能，早有建树。他出版的评论集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及《周扬文集》(一—五卷)；译有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上册)，《奥罗夫夫妇》等等。因客观条件的变化和限制，使他无法从事文学工作，可他总是念念不忘。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曾多次提出解除他的职务，专门从事翻译和论著，想把《安娜·卡列尼娜》译完，再写两本书，一是《文学简论》，一是《新民主主义与文学》，可惜没有如愿。到了60年代初，年过半百的周扬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心情还是很迫切，感叹自己老了，什么也没干成。
由于周扬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不光自己无法在文学上有进一步的成就，而且还打击、伤害了一些本来应该在文学上大有成就的人，这是极大的损失。
周扬是一个党性很强的老革命，在政治上是绝对地服从上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周扬的名字成了“黑帮头目”的代名词，他以为毛泽东了解他，从1937年到延安，直到60年代初，毛经常找他谈话，备加关怀。无论如何毛泽东不会相信他是反党的。他也从来没有反过党，更没有反对过毛。结果呢，他还是被投进监狱。1975年7月的一天，周扬和夏衍同时被通知出狱时，夏衍当天就出狱回家了，可周扬却说，还有一些交代没写好，在监狱里又待了一周才出来。这件事足以说明他对党和毛的忠心。
人说，聪明难，糊涂更难。周扬对一些事，心中很明白，也很有见解，但是敢于和毛泽东在公开场合面对面唱对台戏是很不容易的。周扬没有在公开场合与毛泽东唱对台戏，但在与毛个别谈话时，他敢于表示自己的意见，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比如，在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在一次中央的工作会议上，发了一个经验介绍材料。材料中说东北一个工厂工人吃不饱饭，保证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后来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开会进行大辩论，一辩论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说，这个经验很好。周扬看了这个材料和批示，觉得这个经验是不对的，搞大辩论解决不了肚子的饥饱问题。当即给毛泽东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这封信发出之前，他给中宣部的部长陆定一打了个电话。陆定一说，凭着你对党的忠诚可以发。信发出了两天，毛在原来的那份材料上，又作了新的批示，意思是这个经验就是好。当时周扬看了毛重新写的批示，只是习惯性的摇摇头，苦笑一下。
正因为明白，所以他常常会处于尴尬之中。1965年，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时，毛泽东曾亲自找周扬谈话，说过：你恐怕下不了手吧 ？
周扬从上海奔赴延安，1949年到北京，他的地位变了，环境变了，人也变了，他失去了自我。夏衍说他真正的可以开玩笑的朋友也没有，就是写文章、做报告、当领导，是个内心很矛盾的人，就好比是一个车轮，要么跟着车转，要么被车碾碎。在谈到文艺界十七年来的问题时，夏衍说：“十七年中，如果不是周扬同志领导文艺界工作，而是什么李扬、王扬……恐怕挨整的人会更多。”话虽这么说，但换了一个人来做这些事的话，倒霉的可不一定就是胡风、丁玲和冯雪峰，历史的必然性与个人命运的偶然性，仍然是有不一样的时候。周扬对反右运动的评价，心中自有一杆秤，不然，他也不会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派张僖到北大荒去看望打成右派的同志；也不会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说，丁玲前两天写给他一封信，认为写得很好，建议作为发言稿，请丁玲到大会上去讲讲。
丁玲最最不能原谅周扬的也就是，周一直坚持丁在历史上有问题。南京事件使丁玲的政治生命受到威胁、受到怀疑、受到审查，党组织早已为她作了结论，可是周扬仍那么认为。丁玲是极其珍视自己政治生命的人。
周扬最终与胡风和解了，与冯雪峰和解了，就是没与丁玲和解，周扬感到很伤心，在与子女的说话中时有表露。现在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俩不知会怎么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