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兮福兮所倚”
14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遭受了一场严重的鼠疫侵袭，对于欧洲来说，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时刻，有2500万人被夺去了性命。
这场大瘟疫被称为“黑死病”，死去的人口占总数的1/3，是世界历史上无可争议的流行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高，危害最为剧烈的瘟疫。
然而这场惨绝人寰的鼠疫却给葡萄牙的崛起带来了一线生机，葡萄牙人以强壮的体魄和强大的免疫力著称，因此他们非常幸运地躲过了这次浩劫。然而当葡萄牙还在生存下来的喜悦中，却不曾想到今后他们将要面临的艰难处境。
俗话说的好，“祸兮福兮所倚，福兮祸兮所伏”，葡萄牙人虽然逃过了鼠疫的大劫难，但其人口急剧膨胀，国内种种矛盾却开始高度激化。同时，由于从东北部西班牙城市运入葡萄牙的商路被限制，输入葡萄牙人生活必需品如香料、糖、金银数量急剧减少，因此价格暴涨，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下降。
葡萄牙面临的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欧洲金矿的稀缺，葡萄牙铸造货币的黄金几乎完全依靠进口。黄金供应的不足则会导致市场上的货币成色下降，信用度降低，将使葡萄牙的经济逼入绝境，葡萄牙进入了伊比利亚经济危机时期，社会也开始动荡不安。
葡萄牙面对随着人口的增多而带来的诸多问题，开始了在海上探险的道路。
葡萄牙是第一个海外扩张的国家，其原因有三个。首先在于葡萄牙是欧洲第一个民族国家，国内的政治比较稳定，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探险活动。其次是葡萄牙的三面都被陆地包围，要发展，除了进行海上探险外没有别的选择。第三是国内的面积较为狭小，资源有限，而且由于欧洲封建制的特点，国王、贵族、平民都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国王不能无限压榨，只能将目光转向辽阔的海上。其实，支持葡萄牙乃至其他国家海外扩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寻求财富和灵魂，即为了追求财富和发展宗教而进行的扩张。
早在14世纪初，葡萄牙王国已经有了一支规模不小的航海舰队，葡萄牙商船与荷兰、英国经常保持商业的往来，向西南方向的航线已到达加那利群岛。国王费尔南多一世时代，葡萄牙商业出现空前盛世，里斯本已成为大西洋沿海的重要外贸港口。随着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王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具备了海外扩张的基本政治前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于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王权、贵族和新兴商业资产阶级三者之间有了相当程度的利益一致性，并且形成了一股推动海外扩张事业的融合的力量。重商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将王权的财政需求与对外贸易联系在一起。发展国内外商业和进行海外拓植成为王权获取财源的重要途径。
因此，自14世纪以来，历代葡王都把发展海上势力作为最优政策。比如，他们开放王家森林，使木材能供应造船业；赏赐骑士特权，用来奖励优秀造船官员；招揽热那亚水手，用来培养优秀海员；强制实行海上保险，以发展壮大海运业；鼓励贸易，以吸引外国人，等等。
这些都为海上扩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多中小贵族，因为通货膨胀，地租收入不断下降，所以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而选择远航，把海外掠夺当成唯一的发财之道。至于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利益与那些贵族的利益并不冲突。13—14世纪，波尔图和里斯本的商人即垄断着从直布罗陀到北海的香料贸易，因此，他们对打通亚洲的香料贸易航线是非常积极的。于是，国家联合商人和贵族的力量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同进行了向南行进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远洋航海活动。
从十五世纪开始，随着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开辟通往东方世界的新航线和发现西半球新大陆，孤立的世界各国历史开始向统一的世界史过渡。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开创了航海的时代，建立了强大辽阔的海外殖民帝国，从而开创了西欧列强依靠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武力统治全世界的时代。
在导致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的全部因素中，它们的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机遇也是占有重要位置的。十五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在西亚地区突然崛起，并且势不可挡。1453年土耳其军队攻克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个东西方贸易传统中心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东西方商路的通畅，于是导致了欧洲传统的贸易和财富中心意大利诸等长期衰落的历史。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奥斯曼土耳其和以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为首的基督教国家的冲突成为当时欧洲外交斗争的重心。欧洲海外新航线的开辟，葡萄牙帝国之所以能一鸣惊人，西班牙帝国不能避免的站得越高摔得越重，都与其有密切的关系。
虽然伊斯兰世界的新生力量奥斯曼土耳其在环地中海文明圈的东端对基督教世界发动了新的攻势并且大有斩获，但伊比利亚半岛的西边——伊斯兰世界却遭受了重大打击。1492年，苟延残喘地维持了八十年后，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据点格林纳达被西班牙军队攻陷，而这时距离穆斯林最开始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时候已经将近八百年了。
伊比利亚半岛曾经长期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与其他欧洲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路线。用辩证的思维看，文明的冲突的反面就是文明的活力。欧洲传统的核心地带国家，例如德国和意大利，它们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和采取的独立行动往往受牵制于罗马教廷的宗教体制和特殊利益而使得阻力颇大。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来说，在通过自主的外交和战争手段从穆斯林世界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宗教信仰却是一种推力而非阻力。正是这种相对清晰的民族国家意识和坚定的宗教信仰从而使得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在独立和统一后仍能勇气可嘉地进行海外扩张。
在当时来说，财富除了黄金外就是香料，香料对于欧洲人来说非常重要，它们主要产自印度和亚洲的南洋诸岛。香料的用途有两种：
调味品，用于香水、药品以及宗教仪式。其中最主要的用途是用作调味品，香料产自遥远的东方，路途漫长，运输也不总是顺畅，而且需要经过多次转手才能运到西欧，因此价格变得异常昂贵。由于香料的贵重，在有些贵金属匮乏的欧洲国家胡椒还被用作购买商品，这不是简单的以物换物，而是真正的购买，香料被当做了货币，成为一种支付手段。
直到今天，香料在欧洲仍属于价格比较高的商品。香料贸易在当时成了一种整个欧洲都为之疯狂的生意。但是从东方到西方的传统商路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并坐拥地利的威尼斯商人运到欧洲各地，他们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利润，这让其他得不到的欧洲人嫉妒得双眼发红。
虽然当时非洲也产胡椒，但味道却比不上亚洲胡椒，被称为“假货”，只有中下阶层人才用它。因此，另外开辟一条到东方的商路，打破“无耻的”阿拉伯人的垄断，分到香料贸易一杯羹，成了当时欧洲人的一种普遍并急切的想法，这在离意大利近的伊比利亚半岛表现得更为明显。
葡萄牙在灵魂方面宣传基督教，基督教中包括普世主义，改变异端宗教信仰以及好战精神。基督教唯我独尊的上帝观和拯救全人类的使命感也成为了传教运动的内在动力。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因而基督教的传教使命，是葡萄牙人积极海外探索的精神动力。
作为一个濒海国家，葡萄牙帝国的崛起和它的海洋贸易及海外扩张的兴盛密切相关。作为决定一个国家与民族繁荣强盛的重要因素，开发与利用海洋则是各个濒海国家与民族正确的政策走向。海洋和海上贸易是濒海各国的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控制海洋就能控制世界贸易乃至世界财富，进而决定一国兴衰和影响世界历史。由此可见，葡萄牙帝国的崛起历程其实就是它辉煌的海外扩张的进程和逐渐庞大的殖民帝国史。
葡萄牙的成功之处在崛起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利用了先进的造舰和火炮技术，并且在营造殖民商业帝国的过程中，以占领交通要道上的岛屿和港口为主，使得他们的海外扩张形成了海洋商业殖民帝国的网络，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让“黄金东方”敞开大门
14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城市，开始出现了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货币关系延伸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于是，资本原始积累在西欧的主要国家相继展开，西欧社会掀起了一股强烈的“黄金热”。同时，西欧国际贸易重心也开始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
14世纪以来，西欧各国之间以及西欧与亚洲的商业往来越来越频繁。西欧不仅需要东方的金银，同样也需要东方的珠宝、香料和丝绸等。为了进一步扩大同亚洲各国的商业联系，得到那里的资源，西欧商人必须走出地中海，开辟出新的航线。于是，位于地中海到大西洋连接处的葡萄牙，便积极着手海外扩张的准备。
葡萄牙崛起的非常迅速，其最先开始于15世纪的亨利王子唐·阿方索·恩里克的时代。作为一个“陆止于此，海始于斯”的国家，葡萄牙在海外扩张与海外贸易方面占了很大的优势。
葡萄牙国土是一块狭长的沿海土地，面积仅9万多平方公里，几乎没有什么内陆地区，加以人口密集，内部资源希缺，依靠内部机制解决社会矛盾毫无可能，只有寻求外向的扩张，从而缓解经济危机。
然而陆地上拥有强大的宿敌西班牙，其堵住了葡萄牙所有向外扩张的路径，因此，谋图海上的发展也成为葡萄牙求取生存的唯一手段。
葡萄牙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西南端，东面和北面与西班牙接壤，西面和南面濒临大西洋，拥有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8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独特的地理位置为葡萄牙发展海外贸易和海上扩张提供了重要条件。
当时马可波罗的“游记”盛行于欧洲，东方成为欧洲人概念中财富与黄金的同义词，欧洲各国纷纷谋求与东方的贸易。解决葡萄牙经济危机最需要的是黄金，因此，葡萄牙迫切的需要开通东方的航道，寻求与东方的贸易。由于地理因素和历史的关系，在探索新航路方面，意大利人拥有当时欧洲最发达的航海技术，然而，为求取民族的生存，葡萄牙人在欧洲捷足先登，最早开始了向东方的扩张。
葡萄牙此时正处于“航海家亨利”统治时代。亨利是葡萄牙历史上最为雄才大略，富有战略眼光的领袖。亨利出生于1394年，是葡萄牙国王裘安一世的第三个儿子。他自幼从出身于英格兰王族的母亲那里接受了宗教和一般教育，从父亲那里学习武艺和继承了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正因如此，亨利不安于宫廷生活，而是向往获得骑士的资格。
后来在财政大臣的提议下，他力劝父王以海军突袭北非摩洛哥的休达港。在战斗准备阶段，亨利奉命负责造船和招募船员。
1415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携王子亨利一起，出动战船200艘、海军1700人、陆军19000名，突如其来地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的休达城，控制了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通咽喉，全面由海路向未知的世界进军。休达城战役标志着葡萄牙向世界扩张的开始，也正是这一战，令亨利王子一战成名。
在亨利的关注下，葡萄牙的航海事业不断发展。亨利在监造船只和参加战斗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经验丰富的海员，了解阿拉伯世界的情报，也逐渐增强了他向海洋进军的信心。首先他要发扬十字军精神，誓与异教徒作战到底。但他知道葡萄牙的力量单薄，搞大部队远征是不可能的，于是就琢磨着要像攻占休达那样利用船队突击阿拉伯帝国防卫力量薄弱的边境，这就需要做航海调查。
为了寻找东方，亨利从1418年起放弃了宫廷的安乐，到拉哥斯港附近的萨克列斯居住。他在那里学习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由托勒密的《地理学》导生的新观念支持他酝酿着前无古人的大计画。
伊比利亚半岛在欧洲大陆是古典文明重新透亮的初照角落，亨利王子近水楼台先得月，用科学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他在萨克列斯建立了观测所、造船所、防守工事和小镇，后来成立了“航海学校”，在这里，有人搜集了大量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天文和地理学着作。还聘请了一些学者，重新进行海陆探测和绘制新的航海图，重新计算了地球的周长。
亨利的第一个目标是让船员们驶往葡萄牙西南1300公里的加纳利群岛，再越过该群岛南约24O公里的波加多尔角，到更远的未知海域去探险。当时人们还没有越过波加多尔角后平安返回的记录，有的只是关于船开到那里就难以生还的可怕传说。说那里以南的海水是沸腾的，人到了那里就会变黑。阿拉伯地图上在那里还画着一只从水里伸出来的撒旦的手。船员们对亨利说：“我们如何能越过祖先所设的警戒线？我们失去了灵魂和肉体，对于亲王殿下又有什么益处呢？”
他们即便是奉命出航，也不按亨利指定的路线走。
经过多年的研究、训练和准备后，亨利于1418年派出船队首次出航，并在当年发现了马德群岛的桑托斯港岛，继而于次年发现了马德拉岛。其后，他派出的船队又相继发现了亚速尔群岛各岛屿。
亨利派船沿非洲海岸南下，目标是越过波加多尔角到几内亚。但船启航不久遇到逆风，经数次斜向航行，竟意外地发现了圣波尔多岛。
他们回航向亨利汇报，说此地宜作殖民地。亨利很高兴，派殖民者前往圣波尔多。其中有一人带了怀孕的兔子到该岛，不久就繁殖出一大群兔子。后来，兔子多得把农作物全吃光了，他们只好放弃该岛而转移到距此20公里的马德拉岛。这里日光和水源很充足，适宜种甘蔗和葡萄，不久之后，这里就因输出葡萄酒和糖而繁荣起来。
亨利王子向当时人类的航海极限发起挑战。他精心挑选了葡萄牙第一流的探险家和英勇无畏的水手。这些忠心耿耿为他的航海事业效劳的船长和船员，遵照他周密的计划和部署，先后发现了几内亚、塞内加尔、佛得角和塞拉里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