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冀本是个寡廉鲜耻而又奢欲无边的人。权势上的登峰造极，必然导致他对享乐的无止境的追求。梁冀每动一次心思、每做成一件事，几乎无不干犯国法、损人利己。
元嘉元年（151年），汉桓帝认为梁冀有拥立之功，想赐给他最高荣誉。经过公卿们的计议，由礼部大臣上奏：“梁冀可以比照萧何，入朝不必趋行，带剑上殿，朝谒皇帝不报姓名；比照邓禹，赠封邑四县；比照霍光，厚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以此表彰盖世功勋。同时可以享受朝会不与三公同坐、十天参预处理一次国事的特殊待遇。宣布天下，将此事作为制度确定下来，让后人‘追慕效法’。”
萧何、邓禹、霍光，都是汉朝绝代元勋，他们在创国、兴邦的过程中，屡立奇功，受人景仰。这些人身受隆恩殊荣，不敢自矜大功，一生谨慎，有始有终。用梁冀比照这些人，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满朝公卿，为了求得梁冀的欢心，极尽谄谀之能事，为梁冀献上了这么一出丑剧。
俗语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梁冀竟毫无自知之明，“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后汉书·梁冀传》）。一向以皇帝尊长自居的梁冀，是不会甘心做奉公守法之臣的。所谓“礼薄”，分明是现有的待遇与他奢望的殊荣还差一段距离。别人用鲜血、性命和毕生的辛劳、无与伦比的操守才能换来的荣耀，奉送到梁冀面前，却仅仅引来他的“不悦”，这根本就不是皇帝在给大臣施加恩宠，倒像是儿子对父母恩情的微不足道的回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名誉上不能满意，梁冀便在权力和物质生活上大逞其欲。他“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咨决之”（《后汉书·梁冀传》）。
上面微动涟漪，底下便大起波澜，梁冀的心事尽人皆知。朝中邪佞借机上书，声言大将军有周公的功德，诸子皆封，妻子也应赐以封邑。桓帝于是下诏，策封梁冀的妻子孙寿为襄城君，食用年收入五千钱的一郡地阻，地位与皇帝的姐妹相等。
梁冀在任期间，对居于官位的梁氏族人多加排斥，外示谦让，而实际上却在抬高妻族孙氏的地位。孙氏宗族中一些品才俱下的人，往往被保举为侍中、公卿、校尉、郡太守、郡府长史。他们同样是梁冀的亲信，这一办法使梁冀理直气壮，名利双收。
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梁冀在民间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地方官吏不敢过问，一时民怨沸腾。梁冀及其亲信对钱财的索求贪猛如虎，他们派出暗探，查访属地富户，随便构陷一种罪名，收入监狱，大肆拷掠，让他们的家人出钱自赎，财物少的人，往往被折磨致死，侥幸不死的人，也被远配他乡，同样没有多少活路。扶风郡有个叫孙奋的人，是当地首屈一指的首富。梁冀对他还算客气，先赠送一匹坐骑，然后开口向他贷五千万钱。孙奋自知有借无还，一念之差，只给了三千万。梁冀大怒，向郡县诬告，说孙奋的母亲原是梁家的婢扑，盗窃白珠十斛、紫金千斤后逃走。孙奋兄弟被收入狱中，拷打而死，孙家价值一亿七千万的钱财统统没入梁冀的府库。
官吏们深知梁冀的脾性，为了邀功，将国家四方调发的钱物，以及各地岁时进献的礼品务必先运入梁府，任梁冀择取，剩下的一部分和劣次品才能付诸公用。用钱财求官谢罪的官吏，更是络绎不绝，梁府内外，门庭若市。梁冀为求珍玩异宝，还派使者远支外国，出重金购买，或者以汉朝的名义索求。
梁冀用搜刮来的财富，大兴土木，广建宅第，他的妻子孙寿便在对街兴造，夫妻之间，互相夸耀。梁冀将方圆数千里的山林、草地划为自家的禁地，范围之大，连皇帝的林苑也无法相比。他在河南城西兴建的园林纵横十里，招募属郡民工修造楼台，经数年方始落成，从属地址集来的活兔，被打印上标志，若有人误伤或者打死，轻则判刑，重则处决。曾有一名西域胡商。不知禁忌误杀一只兔子，由此牵连致死就有10多人。梁冀的二弟梁蒙派人到上党一带偷猎，被梁冀侦知，派人捕抓梁蒙的宾客，当时被捕去的30多人，无一生还。他在河南城西建造的别第，专为收纳亡命奸徒之用，其中所用的婢仆，全是他强买良家子女所得，多至数千人，称之为“自卖人”。
梁冀的所作所为，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物极必反，梁冀在权力和金钱贪欲无限膨胀，催着他一步步走上绝路，随着罪恶的积累，梁冀距离即将来临的恶报，相对而言已经去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