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政治领导者们试图以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举，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学堂学生对此心领神会，正如民国成立时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的金陵大学学生所指出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目前的革命仅仅是反满运动，这是事实，但不全面。”“如果不是为了改善受压迫人民的悲惨社会条件，革命就没有意义。”《中国革命与社会革命》，《金陵光》第3卷第1期，1912年。2月。革命是社会变动的集中反映，又以改变社会状况为目的。国内学生始终以自己的言行创造社会变革的条件，发展政治革命的成果。这一群体在少数思想先驱之后崛起，弥补了留学生数量有限而旧士人分化缓慢的不足，不仅加快扩展了社会变动的速度幅度，而且对改良社会土壤结构，更新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内学生这一新兴社会群体，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媒介、社会变革力源和走向世界的前导，具有以前中国社会不曾存在、同时代其他群体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推动社会化主导倾向由守旧转向趋新，成为人的近代化的主要途径。社会化指人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对价值取向、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知识技艺等社会遗产学习继承的角色内化过程。在动荡变革时期，社会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沿袭中求稳定，一方面变动中求适应。近代化要求突破专制蒙昧，文明程度越高，变化节奏和幅度就越快越广。因而后发展社会的近代化首先是人的近代化。学校教育不仅是社会化的主要方面，而且日益普及定型。尽管清政府竭力维持旧的价值体系，具体施教者却不同程度地鼓励学生力求适应和推动社会变革。同时，学生不是单纯被动地师承前人经验，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同步甚至更为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变动的震荡冲击，以新知识形成的新眼界重新审视思考既定的观念规范，积极参与文化创新。社会变动幅度越大，新眼界与既定事物之间的差距就越明显。由于清末学生的年。龄普遍偏大，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强于一般学生，相互影响往往超过家庭和学校，对教育者、教学内容及各种事物有着很强的选择性。因此，清末学生的社会化过程，同时就是人的近代化的重要环节和途径。而人的大规模迅速更新，形成产生社会变动加速度的内驱力。人与社会的反差扩大，不仅加剧了学生群体与现实的摩擦，而且使他们毕业后难以向旧规范重新调适。社会的稳定与变动和社会化的适应与突破的矛盾交相作用，增强了学生的不平衡感，严重的角色矛盾成为出自学堂的近代知识分子大批投身政治变革洪流并且表现出强烈激进倾向的重要原因。
二、增强先进知识分子、大众传播媒介与广大民众的沟通联系和引导呼应。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清末10余年。间，相继创办发行的报刊达六七百种之多（含停刊者），发行量据1913年。邮政系统运送的报纸印刷品数，就有51524800份。图书出版的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这改变和扩大了人们的时空观念与认知空间，使先驱人物的精辟思想很快传导给一般民众，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由于信息量的大幅度增长，信息处理（接收、整理与传播）成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一大要务和衡量尺度。但是，近代中国的大众传播受到三方面的限制，其一，传播媒介多用印刷文字符号（书刊报纸），由电子机械媒介实施的音像传播尚未问世（如广播电视）或影响甚微（如电影）。而文字符号的接收还原，比较音像符号要求更高的文化素养和理解能力。其二，印刷、邮政、电讯事业落后，传播范围狭窄，速度缓慢。其三，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的大多数。据当时海关的估计，文化普及程度最高的江苏省，男子中粗识文字者为60％，女子为10%—30％《海关千年。报告之二》，《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96页。。而且其中多数仍处于半开化状态。有人指出：“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此十万人中，略知外国语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满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情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论中国积弱在于无国脑》，《万国公报》第193卷。显然，仅仅粗通文字，无法完全理解传媒发送的各种信息。加上书面语和口语相分离，造成受众接收和理解的严重障碍，难以产生预期效果。学生群的出现与发展，不仅大幅度增加了直接受众，而且形成有助于下层民众理解传媒信息的接转中介。近代中国的大众传播，实际上呈如下模式：事件信息Ⅱ受众Ⅰ人际传播受众Ⅱ反馈Ⅰ反馈Ⅱ信息Ⅰ发送者媒介学生不仅参与充当发送者，而且是第一级主要受众，将直接间接获得的信息通过演讲、通信、演剧、说唱等形式再传达给不识字、理解力不足，或不能即时接触传媒的偏远闭塞之地的广大民众，并将接收的信息反馈经过滤后转达传媒及发送者，在城乡学生及发达与落后地区间形成辅助传播网。缺少这一中介，传播与反馈都将受阻，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大众传媒的突出作用之一，是通过迅速及时的信息扩散，使各种政治事件成为世人普遍关注的中心，从而加强社会成员反应行动的协调性，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冲击潮。学生的中介作用大大扩展了大众传媒的实际覆盖面，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掀起一次又一次启蒙宣传热潮，使千百年。来几乎与时政无缘的下层民众焕发出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同时，通过很大程度上以学生为测试标准的信息反馈，影响和加强了发送者与传媒民主变革的意向。尽管由此带来不能从反馈中准确把握社会实际动向，形成将学生的前驱意识混同于民众心态的错觉。
三、改变社会流动的性质与趋向。在古代四民社会中，通过科举取士实现的纵向流动虽然很普遍，但并不触动社会结构，反而使之持续稳定。士子童生以读书为仕进之阶，以做官为正道，决定了取材的数量有限。三年。一次的科考，平均每年。取士总共不过1632人（进士105人，举人537人，贡生990人）崇有：《学堂奖励章程疑问》，《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册，第73—77页。。士人进则为官，退则设教，而后者的目的主要还是为科考服务，能够发扬独立精神，开创学术风气者，已属凤毛麟角。近代以来，由于教育内容和社会化走向的变更，学生取代士子，不仅拓宽了社会流动的层面幅度，而且对于改变社会的结构性质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欧风美雨的冲刷荡击下，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群体都在不断发生分化调适，但仅仅从外部推动是不够的，必须有新的基因改变内在结构。学生刚好适宜扮演这一角色。作为社会群体，他们没有稳固统一的政治经济地位，只是在人生一定阶段上结成的社会文化联系。由于来源不同，走向各异，处于连续不断的分解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学生群具有相对独立性，处于人生中至关重要的特殊阶段，形成有别于其他群体的共同性质特征，又反过来影响和改变每个人。绝对流动性与相对独立性交相作用，使学生既有震动社会整体的群体效应，又有改造部件分支的具体功能。他们的渗入，逐渐改变各个领域和群体的内部结构与外在形态，使之适应和推动社会变迁的需求。
辛亥时期，学生群主要是流向政、教、军、警、报及实业界等。以上海复旦公学高等正科为例，1909—1911年。共毕业学生53人，除5人亡故、6人去向不明外，担任教职者23人（大学2人，高等学堂4人，师范1人，专门学堂4人，中学9人，小学2人），进入各级政府部门者9人（外务部2人，教育、交通、司法部及驻美公使馆、奉天督署各1人），经商者2人，在报馆出版界任职者5人，出国留学者5人，《复旦公学章程》，1917年。《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11—713页。反映了一般趋向。
官僚是专制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权力体系的更新改造一般发生在政权易手之后。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开始于外力的强制推动，要求政权机构相应调整。而旧官吏不能适应政权职能的变化。早在科举制废止前，清政府已经开始吸收留学生和国内毕业生参加求新活动，新政的全面推行和预备立宪，更使之迫切感到新式人才匮乏。一些历来重视洋务的地方督抚尤觉时不可待，争相以优惠条件引诱国内外学生辍学从政。一时间形成风潮，连紫禁城亦为波及。有人提议改革皇宫内廷制度，裁撤太监，挑选女学生充任女官。《内官选用学生之罢议》，《大公报》1909年。10月29日。在校学生人心浮动，清政府不得不明令禁用肄业生，才稳住局面。不过，留学生入仕更受重用，国内学生则位卑权轻，数量影响较为逊色。从1902—1907年。主要为更新官吏而设的法政科总共只有1860人毕业。预备立宪后，各地大量创办法政学堂，但1908、1909年。度的毕业生也不过1352和903人。参见第二、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的《各省各项学生人数历年。比较表》。多数新设法政学堂在辛亥前尚不能提供毕业生。尽管如此，学生进入较多的部门，近代化倾向也明显优于其他机构。
学堂是培养“文明种子”的“公圃”，学生则是“未茁芽之种子”。“立教育之基本，作立国之原素。”《人间最乐之生涯》，《盛京时报》1907年。6月9日。学堂优劣，不仅直接决定学生质量的好坏，而且影响制约着社会变迁。而教职员素质是决定学堂水准的重要因素。教育界故态与时代需求极不适应，除少数留学生和开明人士外，多数教职员思想保守，知识陈旧，言行迂腐，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觉悟和求知。特别是小学堂，师资尤为低下。而基础不稳，又制约着中高等教育的效果，造成小学堂“大半难请教员”，中学堂则学生“合格的甚少”梦梦生：《说奉省的学界》，《爱国报》第719期，1908年。11月27日。的恶性循环。留日学生绝对数量虽然猛增，但仍是杯水车薪，缓不济急。国内毕业生的逐年。增加，使矛盾有所缓和，淘汰了部分不称其职的旧教员，补之以初级速成师范简易科毕业生，后来又以专修生更换力不胜任的简易生。据统计，到1909年。全国高小以上学堂共有教师18389人，其中国内毕业生除在高层次上与留学生平分秋色外，就整个师资结构看，占有明显的优势（详见下页表）据《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有关各表编制。尽管总体上仍存在着校舍破旧、设备缺乏、师生素质低下等缺陷，但由学堂毕业生担任教职之地，比较塾师山长把持之所，确有明显改善。因而各视学员在总结时不约而同地强调指出：今后聘请教师，应由司札派师范毕业生，以“化除自为风气之弊”《光绪三十二年。省视学高奎照等查视天津各学堂情形报告》，《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4期。。此外，国内学堂毕业生还进入各级教育行政机构。湖南学务公所共有员绅24人，其中新式学生9人，而5人为国内毕业。《湖南学务公所员绅衔名履历清册》，《学部官报》第43册，1907年。12月25日。
军界是国内学生渗透较深的部门。清政府建立新军的目的，在于制造更加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然而，装备编练更新必然要求人员素质改善，除目兵中有部分小学生外，军官中学生的比例相当高。以江宁第9镇、湖北第8镇及第21协为例，国内毕业生分别占军官总数的48％、23％和40％（详见下表）：《陆军第九镇全镇职员表》，《南洋兵事杂志》第9期，1907年。5月；《湖北陆军同官录》。云南第19镇的中高级军官多为留学生，下级军官则由国内毕业生担任。他们当中多数人来自各级各类军事学堂，少数为非军事专门学堂毕业（如医学堂）。
在军事辅助机构中，国内学生也占有相当比重。两广军医局共有职官5人，其中4人为国内毕业。两广和东三省督练公所职员中的国内毕业生分别占65％和42％，只有湖北督练公所因大量使用留学生，国内毕业生的比例较小（详见下表）：《广东军事调查》，《武学》第4期；《湖北陆军同官录》；《东三省督练公所干部人员一览表》，《武学》第9期，1909年。5月19日。类别省别留学生士人国内学生总计两广241117东三省1221024湖北2125349总计35312490各种军事学堂的教职员也以国内毕业生为重要来源。据广东、湖北、云南3省的12所军校调查，国内学生、留学生、士人和外籍人员分别占教职员总数的36％、24％、37％和3％，其中7所学堂的国内毕业生达到一半甚至2／3，其余5所则吸收留学生较多（详见下表）：《广东军事调查》，《武学》第4、5期；《调查云南测绘学堂》，《武学》第7期，1909年。1月22日；《湖北陆军同官录》。类别校别国内业生留学生士人外籍人士总计广东陆军小学235230广东陆军速成学堂67316广东陆军医学堂457319广东测绘学堂1527226广东水师学堂84416广东宪兵讲习所6118广东乐兵讲习所213广东学兵营8311云南测绘学堂7613湖北将校讲习所23730湖北陆军特小20146094湖北陆军小学15814总计100661086280国内毕业生还进入实业界。为了适应铁路、工矿、电讯、航运等部门的开发，培养技术人才，清末各种实业学堂陆续开办。在抵制外货和实业救国热潮的推动下，1905年。以后中国的实业教育有了长足发展。1907年。至1909年。间，学堂由137所增至254所，学生由8693人增至16649人，而且部类增多，程度有所提高。如南洋公学（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设置了商务、铁路、航海、轮机、电机等专科，并筹备开设大学本科。在教育宗旨上则竭力改变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勉励学生求实学务实业。该校1906年。至1911年。的4届专科毕业生共41人，均由邮传部安排就业。《交通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6—67页。截至1909年。全国共有2651名工商类毕业生，其中多数对口供职。其他学科的毕业生中还有不少人热衷于振兴实业。一些企业为解决人才荒而独力开办专科学堂，自教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