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初，陈乔年奉命回国。在南方的延年不知道陈乔年什么时候回国，1月5日还给乔年、若飞、一飞、罗觉诸同志写了一封信。2月19日，陈延年给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再次写信，请他们将东方大学的功课记录整理后托国际代表带回来。当时，胡志明举办越南同志训练班，广州的同志也需要办各种培训班，陈延年想到了自己在莫斯科的上课笔记，准备编写教材。
陈乔年回国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派他往北京，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不久改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协助李大钊、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当时，孙中山北上，准备在北京建立新的政府，北京成了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中共中央急切需要加强北方力量。这样，兄弟俩人一南一北，父亲在居中，为着共同的事业忙碌。
这时，赵世炎的爱人夏之栩也调到北方区委机关工作。她发现，乔年很活泼，爱说笑，有青年学生的朝气，充满乐观主义，青年同志都很喜欢他。此外，乔年还有点孩子气，休息的时候，他还和青年同志喜欢打闹。毕竟，乔年才二十三岁啊！
一次，王若飞来了，一进门，陈乔年就捣了他一下，两人很快扭搭打起来，从床上打到地下，滚了半天，才分胜负。夏之栩在旁边笑得喘不过气来，说：“这哪里像个区委领导啊！”打闹够了，两人才坐起来，正正经经地谈起工作。
这天晚上，大家在机关加紧印刷宣传品，夏之栩和另一个女同志负责刻钢板和油印工作。夏之栩年轻，怕熬夜，夜深了常打瞌睡。乔年怕她们打瞌睡，一面写东西，一面陪着她们；忙完了自己的文章，就帮夏之栩她们印文件。夏之栩见乔年身体消瘦，劝他说：“你还是早点去睡觉吧！”陈乔年一边帮忙油印，一边说：“我可不呢，我去睡吗，恐怕还未睡着，你们这些瞌睡虫早就呼呼睡着了。你们睡了，文件也跟着睡了，这样，我们的工作也都睡了啦！”夏之栩喜欢半夜打瞌睡，陈乔年这一说，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夏之栩的瞌睡也就跑了。
夏之栩嘴上希望陈乔年去睡觉，心里却巴不得陈乔年留下来说说笑笑，这样一笑，大家都感到轻松，时间也过得快。北方区委的同志都喜欢和陈乔年在一起工作，乔年的乐观的性格和风趣的语言，在艰苦的环境下，无异是一个兴奋剂。
但陈乔年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他生气的时候，整天不开口。夏之栩知道陈乔年这个特点，就想办法引他说话，直到他开口为止。奇怪得很，陈乔年一开口说话，烦恼就烟消云散了。
2月6日，正月十四日，陈独秀来到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将2月1日上海《申报》第二张《北京通讯》给陈独秀看，上面载有胡适与章士钊、林琴南、汤尔和合办《善后日报》等语。陈独秀看了报纸，立即给胡适写信，希望他最好不参加“善后会议”，出席之日千万不要独立发挥自由言论。
陈独秀不知道，几天前，即2月1日，胡适到新华门内瀛台对面，已经出席了段祺瑞主持召开的“善后会议”开幕式。孙中山到北京后，和共产党联合，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抵制段祺瑞准备召开的善后会议。段祺瑞针锋相对，亲自给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人物直接写信，请他们出席善后会议。接到善后会议的通电后，胡适踌躇了几天。他知道，如果参加善后会议，可能要得罪孙中山和陈独秀等。最后，他还是准备“试一试”。
上海《民国日报》刊出《善后会议开场》消息后，陈独秀才知道自己的信成了马后炮。2月11日，胡适给汪孟邹去信，解释他在北京的言行只是主张开和平会议解决时局，总比武装对峙好。并叫他转告仲甫，“我是不谋私利的，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是讽刺陈独秀去年上半年给自己写了许多信，为张申府找工作，为蔡和森催稿费。以前，陈独秀还写信要自己向商务推荐瞿秋白的书稿。
汪孟邹回信说：“愿吾哥本自己的主张，谨慎做去，进之者有益于国家之前途，退之无损一己在社会所占之地位，此我之目的也……仲翁对于吾哥确是十分爱惜，但他说话偏激，哥素知其详，望勿介意为幸为幸。”
2月13日，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给胡适写信，邀请他参加国民会议，并任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久仰先生……定国家根本大计，苟非得专门之士共集一堂，谋彻底之解决，则革新二字，徒托空言，革新之机，竟成泡影矣。先生为当代英奇，久为国人所钦佩，兹特专函敦请为敝会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万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勿却是幸，曷胜企祷。”
此信附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名单，胡适也在其中：高一涵、吴稚晖、李石曾、周鲠生、王世杰、黄昌谷、汪精卫、胡适、燕树棠、万兆芝、韦青云、王文彬、罗敦伟、毛壮侯、王恒。
陈独秀和汪孟邹的信以及高一涵等人的信，对胡适还是产生了影响。2月中旬，胡适去协和医院看望病危中的孙中山，劝他试服中药。2月18日，孙中山接受胡适等人的意见，移住铁狮子胡同五号行辕改中医治疗。
为了促使胡适参加国民会议，2月23日，陈独秀在亚东给胡适又写了一封信。汪孟邹在附信中说：“为吾哥计，最好是速办《努力周报》，以表明对政治的态度，造谣者自无可再造；置而不理恐不具最当的办法，望哥酌之酌之。”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在孙中山逝世前几日，胡适退出了“善后委员”一职。
几乎同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另一张病床上，中共二大执委高君宇因急性盲肠炎去世，年仅二十九岁。
胡适出席善后会议后，北大一院的学生毛厕墙壁上，出现了这样的话，“梁启超、章土钊、胡适三人现[拜]把为兄弟，拥戴段祺瑞为父，并追认袁世凯为祖父，溥仪为曾祖”，旁边还有人旁批：“梁、章、胡曾（真）可谓兄弟，均曾卖身于段贼，袁与溥实段之祖与曾祖也。”此外，关于胡适得溥仪五千元，得倪道烺八千元的流言，也流传开来。3月14日，北大学生王文彬、甘大文将毛厕墙壁上的这些话抄给了胡适，说是“生等重爱先生，愿先生有以正之”，胡适看了，生了一场闷气。不久，胡适发现，抨击自己出席善后会议的风源，主要是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人。
秋天，胡适到武汉，“挨了不少的骂”。湖北一班“共产派”的学生专门出了《武汉评论》“欢迎”专号，其实全是“谩骂”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