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打下武汉后，为抑制蒋介石的独裁，国民党左派和陈延年等中共广东区委主张汪精卫早日回来。
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1926年9月16日在上海与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维经斯基担心蒋介石不高兴，在会上说：“现在来谈谈汪精卫和蒋介石。必须把中央交给左派。应当把反对[蒋]独裁的反对派情绪汇合起来。左派曾比共产党人更左，而在我们同志那里，实践要比他们的理论更理智得多。我们曾说服他们只为汪精卫回来做好准备，但要表明，我们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
根据维经斯基的意见，会议作出决议：“汪精卫回来的问题，应当在国民党代表会议期间根据政治局势作出具体决定。”
蒋介石怕汪精卫回来，派胡公冕到上海邀陈独秀、维经斯基去武汉。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政治局委员9月20日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在会上通报了自己起草的由胡公冕转交的答复蒋介石的信：“您应当同汪精卫一起工作。有三点主要理由：（1）国民党中领导人剩下的很少：廖仲恺去世，胡汉民变节。只剩下两人，您和汪精卫，应当一起工作；（2）需要汪精卫来领导广州。张静江执行的政策不好，因此你们失去了联系和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是违背孙的遗训的。应当让汪精卫根据您的思想和指示来领导广州的工作；（3）汪精卫将是您和军队中其他派别之间的缓冲器，否则斗争会尖锐化。”
斯大林也支持汪精卫回到中国，1927年2月17日，他给达夫谦拍电报说：“最高领导机构坚决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敦促汪精卫动身尽快来莫斯科，以便共同讨论有关中国事务的问题。速告汪精卫动身的时间。”同日，斯大林给鲍罗廷拍电报说：“我们认为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采取措施，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以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政府为限。”
1926年下半年，联共内部矛盾继续扩大。拉狄克于8月31日给联共中央书记处写信说：“国民党内部发生的变化在广州‘三·二〇’事件中就有反映，但在我们的报纸上没有作出任何报道。我们的读者不得而知，我认为这是有害的……我并不认为可以由我个人来为我的行为方针承担责任。”
除了拉狄克，斯大林对加拉罕也不满。他于9月2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说：“不要让加拉罕随便处理中国的事情。他真的会把整个事情搞糟。他已经不合时宜，因为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的全权代表，完全不适合充当如今中国和国际新形势下的领导人……他这个人太轻佻，眼界狭窄（指革命的眼界）。而胆量和蛮横、自信和自负则绰绰有余。这是特别危险的，加拉罕任何时候都不会理解，汉口将很快成为中国的莫斯科。”
在12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上，斯大林和新反对派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国际一创立就担任的主席职务终于被撤消。在欧洲的胡适比陈独秀提前得到了消息。12月17日是胡适的三十六岁的生日，在这天的日记里，胡适夹了剪报，记载近一个月苏俄Trotsky[托洛茨基]、Zinoviev[季诺维也夫]等争言论自由的结果。胡适写道：“实则Trotsky等若得胜，其政策也许更甚于Stalin[斯大林]一派。不过TrotskY等此次发表反对言论，近于争自由，故引起外人注意耳。”
Trotsky即托洛茨基，后来，胡适的老师杜威参加了托洛茨基案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