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13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他在会上说，蒋介石军事政权由于害怕民众运动逐渐右倾，而民众运动逐渐左倾。因此，我们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陈独秀列举了党的”左稚病”有六个方面，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
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反驳说，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条件不成熟，并指责湖南工农运动已经“过火”。上月初，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武装农民，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归给农民。不久，共产国际给中央拍来电报，指示“在占领上海以后，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接到国际电报后，陈独秀改变了这一主张，将土地问题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
鲍罗廷支持陈独秀的意见，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毛泽东、李维汉的观点被视为激进，被大会否决了。
会议期间，主持湖北省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去见陈独秀。希望和陈独秀谈谈军事问题，但陈独秀只谈了点别的问题。聂荣臻后来写《回忆录》说：
后来，陈独秀到了武汉，我去见了他，把军委的工作和军队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陈独秀听汇报很不耐心，讲到军事，他一言不发。这使我想到初回国时，我们在上海相见时的情景，那一次我们汇报在莫斯科学习军事的悄况，他也是一言不发，很不耐心。这一点，我的印象很深。这一次，谈了半天，他只说了个“那好”，就扯其他的问题，分析国民党内的矛盾啊等等，就是不谈军事问题，东拉西扯了一会，我只好告辞出来。
汉口会议结束不久，陈独秀发现，毛泽东、李维汉没有错，是自己错了。
原来，还在汉口特别会议之前，斯大林批评了那份共产国际暂不加强土地运动的电报，布哈林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在12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
土地改革问题或土地革命问题决定了向下一个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过渡……不能认为斯大林只看到了军队，此外他一无所见。我认为农民的组织将起巨大的作用……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从革命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前夕，因此土地问题具有紧迫的意义。我们不得不在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无疑选择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