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就是妻子一丈之内的男人。我们还在一丈之外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分别游荡，由于是同一个物种，邂逅当然成为一种可能。
二十二岁那一年，我还是服装学院的一名学生。我已经参加工作的男朋友到学校来看我，带了很多好吃的。我的男朋友喜欢摄影，他有一台尼康的长镜头照相机，吃饭的时候都挂在脖子上。于是我带着我的男朋友去师大，那里有我的中学同学蒋莱。我和蒋莱好了十几年了，两家是世交，我们无话不谈。我们曾经有约，有了男朋友一定先让对方过目。挣了工资的男朋友用自行车带着我，我手里拎着吃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吃饭已不成问题，可是穷兵饿学生，对于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饥饿的隐性记忆犹在，因而嘴上的事自然是要紧的。可巧的是，蒋莱也有了男朋友，我们四个人见面后，面面相觑。
记得是蒋莱先开的口，介绍她的男朋友是数学系的，是个几何天才，同时也是文学天才。几何和文学是不搭界的，一个在左脑，一个在右脑，不过左脑和右脑都在一个脑袋里。一个双天才，比双学位还厉害。我看到那个男人一脸窘态。这是个像陈景润似的曹雪芹啊。那天我们把带来的吃的都倒腾进肚子里，还喝了一洗脸盆散啤酒。因为场面莫名其妙的尴尬，要是停下吃来，嘴就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我大概有点儿醉了，自言自语地说，几何，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们四个人分手后，我男朋友的自行车后座就空了。那一刻我切断了和他的将来。如果不这么刻不容缓，那就是对良心的背叛。
我叫他几何。
蒋莱到学校来骂过我几次，无非是无耻小人婊子之类的。后来她复述同样的场景，目击者们就有点儿烦。打扫楼道的阿姨说，不过就是偷了个人嘛，那也怪你没看管好自己的东西。蒋莱正色道，是抢，是抢劫，连潘金莲都不如。我的前男友盛怒之后沉默了，他胸前挂着照相机，对我离开他的行为不能置信。
我和几何的狗屎名声不胫而走，而我们的脸上还黄金一样美好着。为了保护几何，我做出追求几何的姿态。我去学校找他，去实习的地方找他，我给自己弄了一套漂亮的行头，那是一套蜡染长裙，还有一件夸张的象骨配饰，我跳进这身行头里，闪现出匪夷所思的光辉。几何的男同学拥到走廊来看我，惊艳，惊艳，羡慕嫉妒爱啊。我们出双入对勾肩搭背，我们双手紧握，握成一枚手雷，随时准备抵御外侮。
那时我们坚信，刀找到了柄，剑找到了鞘，翅膀找到了蓝天。
有一次在大街上，几何去买雪糕，我在马路牙子上等着。突然看到几何和别人高声争执，几只胳膊在空中飞舞，我像一匹母狼冲过去，双臂护住几何。原来几何和一个人发生了冲突，那个人是我的前男友的朋友，我们有过交往。那个人不知道和几何说了什么，肯定是不友好的话，或者是侮辱我的话，几何几拳就把那个人打得头破血流。看到我，那个人吐出嘴里的鲜血说，烂货！回学校的路上，我不停地流泪，我说几何，我是处女。
那一年确实是美好的，虽然萨马兰奇宣布中国仅以两票之差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但是大亚湾核电站通电，海协会海基会第一次会谈，国民经济大幅增长。记得那美好的一年，改革开放让我们的国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色彩开始的。人们摒弃了蓝灰绿，向五彩缤纷靠近。我和几何开玩笑说，改革开放十几年，为啥你还没有钱？我们面临着毕业，所以空前地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想一毕业就结婚，所以空前地热爱钱。或者心里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时刻想着钱。
几何天才留校了，有了筒子楼里两人一间的宿舍。我进本市的一家纺织企业，做色彩设计，大家简称我为林色。我们想，一有栖身之地就结婚，那我们有声有色的好日子就开始了，我们幸福在望了。
可是我听到的是原子弹的爆炸声——我的前男友自杀了。
前男友的父母悲痛欲绝，这是可以想象的，他是独生子，即使不是独生子，失去骨肉都是痛彻心扉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慰前男友的父母，我沮丧得也想死。我瞬间被卷进事件的中心，一场飓风来了。
在前男友的照相机的胶卷上，留下了两张不堪入目的影像。那是两张患有严重性病的男女生殖器的照片。它们无比鲜艳，盛开着的恶之花。
前男友的父母把我告上法庭，说我和前男友发生了性关系，并且把性病传染给了他，我始乱终弃后，导致前男友精神崩溃而走向绝境。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他们说，我儿子都死了，你还活着？
问题的核心突显在几个点上：一是照片上的生殖器是谁的。这个东西不像人的脸，有鼻子有眼可以对号。二是被告与受害者是否发生了性关系，被告是否有性病。那时候相机用的还是胶卷，柯达胶卷，底片上没有反映时间。整个胶卷上只有这两张影像，没有别的参照。从胶卷的出厂序号看，受害人购买胶卷的时间正是跟被告交往的那段时间。那只能拿出被告没有和受害人发生性关系的证明，或者被告没有性病史的证据。如果被告没有跟受害人发生过性关系，也没有性病史，受害人得性病并因此自杀就跟原告没半点儿关系。
在法庭上我出示了正规医院的体检证明，这一张纸证明我有完整的处女膜。一个处女当然不可能得性病。
站在法庭下面的人，唏嘘。那时候法庭没有审理过类似案件，旁听的人特别多。有的可能唏嘘一个年轻女子的勇气，有的也可能是唏嘘一个大学生的无耻。反正世界上什么人都有，人什么想法都有。于是原告又质疑，被告可能是一个假处女。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作假，处女为什么不能是假的呢？或者如果医生开了假证明呢？但是法律依靠的是证据。原告要求我到他们指定的医院做检查。
我坐在被告席上，仿佛被扒掉了裤子。我看到几何站在最后，遮阳帽压着半张脸。
紧接着原告把那张女性生殖器的照片洗了无数张，到处张贴。人们同情那对死了儿子的夫妇，自然把照片和一个叫林似锦的女人联系起来。
这件事情上了报纸，专家们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司法讨论，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道德伦理和法律的纠缠。讨论的焦点是：如果双方发生了性关系，一方自杀，另一方就应该负法律责任吗？如果双方结婚了，必然是发生过性关系的，如果一方自杀，另一方应该负法律责任吗？性关系的双方都患有性病，双方都没有就医的记录，一方死亡，怎么能证明哪一方是始患者哪一方是被传染者？如果受害人相机里的女性生殖器影像与被告没有关系，原告张贴影像资料并直指被告的行为是否已经构成人身侵害？
第二次庭审时，被告拒绝在原告指定的医院进行身体检查，案件再一次在一些说不清楚的问题上胶着。这时，下面旁听的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要求发言，得到法官的批准后，这个年轻人提供了出人意料的信息。年轻人说，原告的儿子和被告谈过恋爱不假，但他自杀的原因，与原告没有关系。他自杀的真正原因是，他误入传销组织，被骗走了家里所有的钱。他入传销组织的介绍人患有性病，这位女性已被警方控制。法庭应该对事情的真相展开认真调查——他用了真相这个词。
一片哗然。
我极力想看清那个年轻人，但只看到一个背影。他的年龄大概跟我差不多。他的声音和他的背影苍凉而落寞。
前男友的父母撤诉了。这件事轰轰烈烈闹了半年之久，前男友的父母也倦怠了。从法庭出来，他们径直去了路旁的一家牛肉面馆，他们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