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不顾自身难保，挺身而出，再次力保老部下。他说：“我和他们共事很久，我了解他们。”
至于撤职的提法，粟裕坚定地说：“不能撤职，撤职要按任免权限规定办理。”
后来，粟裕还以要进一步核实为名，将他们的材料全扣了下来，始终未曾上报。
与宋时轮同时受冲击的钟期光，也是粟裕多年的老部下，后来还是被造反派关了起来，严加审查，他的全家也跟着大倒霉。
妻子凌奔被逼成精神分裂症后住进了医院，生不如死；两个成年的儿子想参军，也无人敢要。
有人还不肯放手，想继续把钟期光打成“彭（德怀）黄（克诚）漏网分子”，以使他彻底不能翻身。
正在被“炮轰”、处境相当困难的粟裕，再次不遗余力出面为钟期光说话，替他定了基调：不是彭黄漏网分子，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当钟期光的儿子钟德东兄弟跑到北京，找粟裕请求帮助时，粟裕悉心安慰，并毫不犹豫为他们写了证明，圆了他们的海军梦。
粟裕在“文革”中提供力所能及帮助的老部下，当然远不止这些。一位长期在北京卫戍区要害部门工作的老人后来回忆说：“十年动乱中，我们看到粟裕同志的一些报告，都是要求解放干部的，没有见到一件是由他建议抓人的。”
他另一个老部下叶飞，也在“文革”里“中箭落马”，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
粟裕知道消息后，马上给周恩来写信，将叶飞解救出来，并安排在交通部招待所居住，重新获得了自由。1975年1月，叶飞否极泰来，东山再起，担任了交通部长。
1979年初，身为中央军委常委的粟裕，在与叶剑英、邓小平等军委领导人一起商讨如何拨乱反正，解决复杂的海军问题时，郑重向他们建议，让与海军毫无瓜葛的“局外人”叶飞出任海军司令员，叶剑英、邓小平接受了这一建议。
这年7月29日，粟裕还陪同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一起，到青岛视察海军部队，观看了水上飞机和直升机表演，给离开部队已二十余年，刚重新穿上军装的叶飞以极大的支持。
对老领导的关照，叶飞当然心里有数。一次，粟裕因病住院后，叶飞连忙前往探望，并动情地感谢粟裕在“文革”中对自己的关心。
粟裕淡淡一笑，说，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应该的。
老部下张震在“文革”中比叶飞还要惨。
时任军事学院院长的他，被造反派整得死去活来，有人趁他上厕所之际，竟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强行将他从两米多高的围墙吊拉过去。
张震昏死后，造反派又将他在地上拖了几十米，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张震体无完肤，全身多处出血，沾满了衣裤。
危急之下，张震之子张连阳带上父亲的血衣，直奔北京，报告给了粟裕。
粟裕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情况。周恩来给南京军区许世友打电话，许世友马上派人到军事学院，将张震救了出来。
1967年1月，曾七次负伤而大难不死的陶勇，竟在自己东海舰队办公楼前的一口浅水井溺死，“畏罪自杀”。
粟裕获悉后，十分震惊与悲愤。他很熟悉这位智勇双全的老部下，说陶勇绝不会自杀，其中肯定另有隐情。
随后，他找到周恩来，痛诉陶勇的冤情，担保陶勇一生的政治清白。
在周恩来支持下，粟裕不断督促海军负责人给陶勇平反。后来，他又带病写了《战将陶勇》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还了陶勇一个清白，使其瞑目九泉之下。
陈丕显是除管文蔚外，粟裕在苏中又一个得力干将。“文革”中，他成为举国皆知的“名人”，从上海第一书记任上被拿下，关押八年之久。
粟裕不顾引火烧身之险，将陈丕显十来岁的女儿，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家照料，还竭尽全力，给陈丕显之子安排了工作。
1974年11月，陈丕显终于重见天日，走出了“自己人”的监狱，但仍然没有自由。
次年4月，粟裕奉叶剑英之命，赴华东了解“四人帮”在军队的活动。到上海后，他决定冒险夜访陈丕显。
陈丕显住在武康路，为了缩小目标，粟裕不带一个随从，从乌鲁木齐路只身步行前往。
见面后，粟裕动情地说，阿丕，你受苦了！
陈丕显一时感慨万千，无语凝噎，很久才说出话来。
粟裕回京后，向叶剑英等人陈述了陈丕显的遭遇。之后，陈丕显的境况便有所改善，不久重新出山，担任了重要职务。
老部下彭德清曾任华东野战军二十七军军长，跟随粟裕久经战阵，骁勇善战，“文革”里却也在劫难逃。
1970年初，彭德清的妻子吴璇向粟裕写信求救。信中说彭德清已经身陷囹圄有四年了，至今下落不明；彭德清的母亲病困交加，呼喊着儿子之名离开了人世，子女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粟裕阅信后，十分愤慨与焦急，立即千方百计查找彭德清的下落。
不久，他得到彭德清仍然在世的消息，马上给吴璇回信：“人还在，请放心。”他还安慰吴璇说，虽然问题还不大清楚，但要相信最后总能水落石出的。
随后，粟裕亲自找到彭德清的专案组人员，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一些做法。他叫吴璇给周恩来写信，要求让彭德清出来治病。
吴璇写好信后，粟裕马上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批示：解除监护，住院治疗。彭德清因此终于重见天日，结束了四年的牢狱之灾。
他对老首长的搭救之恩当然没齿难忘，在1994年粟裕公开平反后，面对中央军委平反昭雪的《追忆粟裕同志》文章，他与自己的老战友卢胜（福州军区原政委）喜极而泣，说：“革命一辈子，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文革”后的1980年1月，老部下张翼翔（曾任三野二十军军长）从第二炮兵司令员任上，也来到了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再次成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粟裕的直接部下。
不久，第二炮兵来信“揭发”：张翼翔在“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
好在这已不是一封信就能打倒某个人的时候，粟裕如同对待其他人一样，慎之又慎。
他找到张翼翔，仔细了解情况，又反复研究揭发材料，最后认定是子虚乌有，根本没有这回事。他将这一结论上报给了总政和中央军委。
后来，第二炮兵又说张翼翔的秘书“参与转移、藏匿机密文件”，有人再次提出将张翼翔定为“林彪集团分子”。
粟裕认为，对一个同志要负责，不能轻易作结论。即便有“转移、藏匿机密文件”，也是秘书藏的，不是他本人藏的（后来查清转移、藏匿机密文件的事，与他的秘书无关）。
因此，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张翼翔问题时，身为常委的粟裕据理力争，惹得不同意他意见的人拍桌子。
但粟裕一无所惧，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张翼翔也就最终没戴上“反党集团分子”的帽子，安然逃过一劫。而自始至终，张翼翔对粟裕的援助之举一无所知。
粟裕还有一个1955年被打倒的老部下扬帆，当年与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一起，一夜之间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
这个文武全才的新四军、华东军区老战士，建国不久就成为自己人的“囚犯”，被关押二十六年，最后在狱中成为“疯子”，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
1979年，住在华东医院的粟裕，偶然得悉扬帆就在隔壁病房，尽管扬帆依然戴着“反革命”和“内奸”两顶帽子，他还是毫不犹豫，箭步跑到扬帆房间。
见到扬帆后，他伸出双手，说：“扬帆同志，我是粟裕啊！”
几乎“六亲不认”的扬帆一听，马上有了反应，说：“啊，粟裕啊！”两人的手于是紧紧握在了一起，神情都非常激动。
粟裕坐到他床边，轻声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只要把身体养好，所有的事情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
一声“同志”，让扬帆无比激动，已有整整二十多年没人这么叫他了。他内心很是欣慰，身体状况也逐步好转起来。
不久，“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被认定是冤案，扬帆最终得以平反，恢复了名誉。
“渴时一滴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粟裕患难中的一言一语，有如冬天里的一把火，足以令老部下们温暖如春，对他感戴终生了。
粟裕并非“仕途”平坦的人，同辈战友与老部下里，后来“官”比他大得多的不少。但他从无艳羡之意，更无讨好之心，对走背运的人倒是时常牵挂在心，援之以手。
他说：“我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搞锦上添花呢？为什么不能去多搞一点雪里送炭呢？”
这也许是粟裕被老部下、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高锐称为“完人”的缘故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