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的宽厚待人，还在于常常为部下的“失街亭”或者“败走麦城”承担责任。
张震曾说，粟裕“对部队作战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都主动承担责任，尤其敢为高级领导承担责任”。
张震长期担任粟裕的参谋长，几乎是他的影子，当然清楚他的一举一动。他说粟裕爱护部属的事情，不胜枚举，感人至深。“只是这样的事例要涉及到具体人，文章不好写罢了”。
粟裕的老部下萧锋，也是一员身经百战的虎将，红军时期就与粟裕相识，解放战争后期是三野二十八军代军长。
作为国共逐鹿中原，最终大获全胜“赢家”的开国少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着自己的一份汗马之功，萧锋自然深感大慰平生。
但与率红军西路军西征，最后兵败祁连山的徐向前一样，他也一直有着难以排遣的深深遗憾。甚至在临终前，他的负疚之感也未曾稍减。
这个遗憾源于他曾作为直接主官，指挥金门之战严重失利，使麾下九千余将士一去不返，全军覆没。
这一败仗，尽管与解放军其他战区失利之战相比，在损失总人数上并不十分突出，但或多或少影响了第三野战军与“常胜将军”粟裕战无不胜的威名，也使整个解放战争留下了不小的缺憾。
但令萧锋终身感佩的是，三野军事统帅粟裕，曾多次为他与叶飞开脱，主动承担金门失利之责。
1949年9月开始，粟裕忙得够呛，先是率三野代表团出席开国大典，参加了许多重要国事活动，随后又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事会议。
这时候，华东前线的三野十兵团司令员叶飞主持作战会议，做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在进攻厦门的同时，向金门进攻。
叶飞麾下的二十八军代军长萧锋参加了会议，所部还成为这次作战的主力军。
10月7日，叶飞将作战计划上报给了三野司令部。
粟裕北上后，南京三野司令部主持日常工作是唐亮、袁仲贤、周鸣骏三人，因为事关重大，他们不敢做主，将报告转送给北京的粟裕。
粟裕深思熟虑后，认为这一方案有轻敌情绪。粟裕10月11日致电叶飞，要求他慎重考虑“金、厦两地敌之兵力及敌之内部情况（刘汝明、王修身之关系如何）及我方准备程度（尤其是船只）”。
粟裕是非常谨慎的，他在担心攻击的兵力不足，尤其是渡海作战至关重要的船只准备不够充分。
他认为，只有在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才能实行这一方案。电报说：“如以五个师攻厦门（有把握）同时以两个师攻金门是否完全有把握？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二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舰阻援兵与截逃）钳制金门之敌，首求攻歼厦门之敌……”
但山高路远，十兵团又有野战军授予的这种规模战役机动作战的权力，所以，粟裕也就不曾像过去一样，管得十分具体，他只是再次提醒叶飞：“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之。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地发起战斗为宜。”
大意失荆州，关羽之后不绝来者。由于三野一直所向披靡，叶飞在战役准备和遂行中，并未做到粟裕所强调的充分准备，在船只、船工不足，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急于抓住战机，贸然发起了战役。
悲剧往往发生在一念之间，正如迟浩田所说：“在一定情况下，胜负往往取决于指挥员的一念之间。”叶飞下达命令后，进攻的二十八军第一梯队奋勇争先，到达金门海滩，所有船只却因落潮而搁浅，随即被蒋介石守军铺天盖地的炮火摧毁。
船只不能返回，并无足够预备的第二梯队就再也无船可渡，只能心急如焚地隔海观战。登上金门岛的三个团，与岛上七倍于己的国军作战，苦战两日，最后寡不敌众，伤亡殆尽。
三野前委书记粟裕得悉这一战报后，十分震惊，“甚为痛惜”。
他致电叶飞：“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注意。”
尽管五内俱焚，粟裕却并未“痛斩马谡”，不曾追究前线主官的任何责任，而是自己向中央和毛泽东承担了金门失利之责。
他还决定将一○一师全部拨归十兵团建制，并安慰叶飞等人：“金门战斗虽失利，但部队及作战行动极为英勇，望对部队多加鼓励。”
不久，在厦门老虎山洞，叶飞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检讨金门战役。
会上，萧锋痛哭失声，说：“我对党、对福建人民犯了极大的罪，请求兵团党委和三野前委给我严厉的处分！”
叶飞也沉痛地说：“金门战斗地失利，主要责任在我，我是兵团司令员，不能推给萧锋。”
他解释萧锋曾有过不同意见，自己因为轻敌，听不进去，临开船时，在给萧锋的电话里，还坚持认为只要上去两个营，萧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就有胜利把握。
叶飞最后说：“是我造成的损失，请求前委、党中央给严厉的处分。”
半个月后，粟裕发专电给毛泽东，承担金门、登步两岛作战失利的责任。此后又屡次在其他场合重申承担责任，令萧锋十分感动。
1950年5月，粟裕在南京总部召开三野精简缩编会议，全军军长、参谋长等各路“诸侯”都齐聚一堂。
会议间隙，粟裕特意单独找到萧锋，让他再说说金门战役的详情。
萧锋忐忑不安，只得遵命。
听他说完，粟裕却说：“我们早说过，金门战斗失利不能归叶飞，更谈不上你萧锋。主要是三野前委因为背上了上海、南京的包袱，以为福建金门、浙江长江列岛问题兵团自己可以解决，前委实际无人管。主要责任在前委，特别是我这个主管作战的人，对下面就不能去追究责任，只要吸取血的教训，提高再战金门的信心。”
打算挨训的萧锋尽管心情依然沉痛，但再次感到了意外。
十年后的1961年5月，萧锋因病住进北京医院，巧逢时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副组长的粟裕也在，便去他房间拜访。
只见粟裕戴着老花镜，在房间查看地图，一旁还摆着各式各样的放大镜。萧锋知道他忙，不敢久待，只是问候一下就出来了。
晚上，萧锋又到粟裕的住处。
窗外五一焰火灿烂，照亮了半个北京城。粟裕邀请他一起到西房大窗户前，饶有兴趣地观赏。
之后，坐下来休息时，萧锋又提到了金门失利。
“责任不在你萧锋，主要是三野前委”，粟裕说，“你提出三个条件下打金门，我做了复电！复电大意是，我知道了，在大陆多做些准备，延长点时间没有关系。”
他看了一眼低头不语的萧锋，继续说，我也电令江苏军区和山东军区，要他们各抽一千五百名船工，支援十兵团并直接到二十八军报到，这些工作我也没有深入检查。
萧锋说：“我错误地执行了脱离实际的命令，负有一定责任。”
又过了十八年，萧锋在1979年1月16日这天，到人民大会堂悼念周恩来后，和老伴贡喜瑞赶到粟裕家，探望老首长。
粟裕事先得到了消息，早就在门口迎接他们。
寒暄一阵，坐定后，萧锋说：“‘文革’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翻老账，说我是金门‘败将’。”
粟裕气愤地说：“金门失利主要责任是三野前委，特别是我，要向党中央负责，不能讲是叶飞，更谈不上是你萧锋。”
随后，他说：“二十八军是一支能攻善守的好部队，在金门作战中英勇善战，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宁死不屈，打出了军威，人民军队的英雄史册上，同样应该有他们毫不逊色的英名。”
萧锋向粟裕汇报，说许多当年参加金门之战的将士们，历尽折磨，千辛万苦，从台湾辗转回到大陆后，却受到了敌视，待遇很不公正，有人甚至还被迫害致死。
这些都是多年跟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老部下，因为指挥员的战役决策失误，使他们的命运在全国即将胜利，黎明升起在东方之时彻底改变，陷入悲惨境地。粟裕听后，心情十分沉重，久久沉默不语。
但他一直将这件事记在心上。
经过粟裕的上下奔走，反复努力，1983年9月15日，中央军委专门下发74号秘密文件，对金门战役牺牲和被俘的人员，进行了甄别对待。
因此，大多数将士得到了妥善处理。粟裕与萧锋也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