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
——甘地
宋太祖重视植树造林，他根据造林多少，把居民分为五等。第一等是每年种树50棵，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棵，并分等级奖励积极植树的人。宋代大文豪苏轼喜爱种树，写下过许多记录他自己或他人种植松、柳、枣、桑等树的诗篇。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曾下诏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规定每人每年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可改种榆、柳。元朝司农司编纂的《农桑辑要》记述了元代扦插桧、杨、柳、桑、番石榴、杉等的技术，比前更有进步。
明太宜朱元璋即位后，下诏要百姓广植桑、枣、柿树，栗、胡桃，歉年可度荒，丰年可卖钱。这些树木是经济林木，但对环境亦有一定的好处。朱元璋认为农桑为国之本业，他曾亲自命令南京钟山植树50余万棵。公元1394年，又下令广植桑枣，每户初年200株，次年400株，三年600株，违者发配云南充军。这些命令，使全国的栽植经济林木的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
在广东南澳岛天后宫，有一块石碑，碑高2.7米，宽1.3米，碑刻题为《南澳山种树记》，共755字。碑文先说海岛形胜，风光旖旎，接着说海岛缺乏绿化之憾，不禁喟然叹息。碑文的作者是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第九任南澳岛副总兵陈磷。他到任后目睹南澳山光秃秃的，觉得非常可惜。他到处转，到处看，从山上来到山下，经过反复考察思考，不禁自语道：“古人有种树之术和为政相似的说法，我今天非得试试它不可。”到任后一个月后，他决心要绿化荒山，于是把漳州卫指挥侯子锐、澄海所千户袁子庆、潮州镇抚杨子汪三位官员请到一块，对他们说：澳中佳山，土质优良，难道就长不了树，难道我们就不会栽树？只要你将树种下去，想到他日有用，种植的办法也就有了。树长大以后，要象爱惜琴瑟般地有节制地砍伐。种树不可“急利于目睫，商功于寸尺”。
“一席话，说得这几个人连连称是，都说海岛植树，特别有益，可防风固沙，木材可免运进，又美化环境，利延数百年。于是，陈磷指出官粮结余，购松苗40000棵，杉苗30000余棵，即于万历癸巳年（1593年）冬，命令那三位官员带领本部兵马，分别在城后及左右各山脚下，都栽上树木。这好比是打一个大仗，借助士兵的力量，人多力量大，劳力又好调动，又给大家讲清植树的意义，使大家心甘情愿卖力植树，虽劳而无怨。而且植树这件事，干活不到一天，效益却可达百世有谁不愿意干呢？”陈磷在南澳岛任职只一年，便把全岛绿化了。这是古代军队绿化海岛的杰出事例。
清代还有一个植柳的故事，很感人。据《临沂县志》记载，乾隆皇帝南巡路过临沂，一位乡村学校的学生叫王卣，上了一道《敬陈利弊以供采扶疏》，其中专门讲了一段栽柳树的问题，他说：“临沂、郯城风土半山半坡，素不产柳。驾行一过可知，每修河口出柳一千余束，发价到州，散与百姓各处采买。本境无柳，必向外州县出柳之处转行采买。运至河干，往返六百余里，非两月不能。采买困难，运解更难。我请求，以后把买柳树的钱拨给出柳的地方，让他们在河堤内外或随近旷土，官植官柳，着士兵看守十年，畅茂采用不尽，除免沂郯无柳之难，且能速济河弊之革者一也。有利则兴，有弊则除，庶不负我皇上驾幸沂郯巡狩大典。”这位少年朋友的建议，既考虑了绿化（除免沂郯无柳之难），又考虑到治河，而且提出让士兵护林的建议，这些建议确实可行，是很可贵的。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在政府机构中设立了山林司，可见是很重视林业的。1924年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又把植树列入《建国大纲》。在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中，也提到要通令全国划分林区，广设苗圃，积极造林。
纵观我国古代的造林历史，就其主流来说，是经济林、用材林和薪炭林，但是，我们的祖先也是注意栽行道树、植保护环境的风景林和防护林的，这样一来，在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上就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