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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 年轻的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江苏省无锡市中市桥巷人。

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同学。1930年回国后曾负责编辑《劳工报》。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准备扶植王明上台。接着,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出席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米夫推荐王明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博古负责主持团中央宣传部工作。4月,在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博古被选为团中央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指定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补选为中央委员。这样,博古在共产国际的一手扶植下,走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岗位,年仅24岁。

1932年底,博古等中共临时中央主要成员先后由上海出发,经福建永安、上杭,于1933年1月初抵达瑞金。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博古开始全面主持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项工作。随着实践范围的扩大和日益深入实际斗争,博古对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开始变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左”倾冒险错误的新政策。

他在深刻反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撤离上海的原因中,认识到革命军队在武装斗争中的重要性,同时又认识到农民在武装斗争中的作用。于是他指出,要想扩大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使他们成为苏维埃政权激进的赞助者与支柱,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盟友与后备军。博古还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道路,才是苏维埃的道路。”随着反“围剿”军事斗争的展开,博古又进一步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主张要组织新的游击区与苏维埃根据地,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尽管博古这时还没有认识到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长期性,但是思想上毕竟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转变了。

1933年5月8日,博古担任了中革军委委员,开始了无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对他自己都产生相当大影响的短暂的戎马生活。博古不承认敌强我弱这个严峻的现实,提出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坚持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略战术。

当时,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已经形成一整套建设苏区的正确方针和一整套建军原则、战略战术,锻炼出一大批既会建军打仗、又懂治国安民的领导骨干。在这种情况下,博古等人为了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直接控制,便剥夺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周恩来就洛甫代替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询问博古,指出“似无此必要”,博古表示“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坚持不要毛泽东担任这个职务,继续排斥毛泽东。

1934年1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博古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议把“左”倾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盲目断言,“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的形势在中国存在着”。4月上旬,蒋介石集中11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广昌进逼。中共中央决定在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全力保卫广昌。博古兼任野战司令部政委。他同李德一道,在广昌战役中,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红军亦受很大伤亡,广昌失守。于是,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应立即突围的建议,并认为: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这一建议又遭到博古等人的拒绝。于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5年1月,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首先由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博古的报告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挫败的主要原因。

会议期间和会后,个别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让博古顶住,让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严正地拒绝了个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表示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交出了自己的指挥权,并且在遵义会议后,坚决地执行中央的决议。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持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品质。”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会师后,在讨论一、四方面军战略方向的多次会议上,博古都站在毛泽东等一边,激烈地抨击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博古的这种态度对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7年6月,博古与周恩来等一道,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庐山谈判。9月初,又抵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就“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等实质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在原则问题上,博古毫不退让,拍着桌子,同康泽激烈争辩。国共两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促使蒋介石同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又发表《蒋委员长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遂告形成。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博古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阐述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

对此,博古完全采取了附和的态度。他说:“当前革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领导,依靠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此后,博古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与前途的文章。他忽视了抗战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而将其归咎为敌强我弱和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某些错误,说“蒋先生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抹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仅仅认为如果说有斗争,也是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某些具体方法上,以及如何在抗战过程中实现民权与民生主义的步骤上。

1942年6月全面铺开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博古思想认识的彻底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研究总结王明、博古在内战和抗战时期的“左”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以便提高认识、增进统一团结,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从思想上做好准备。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对他批评得很严厉。博古初期感到压力很大,表现很沉闷,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思想。后来,毛泽东亲自找博古谈话,对他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他所在《解放日报》的其他领导人本着对犯错误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动同博古接近,关心他,与他谈心,从而提高了博古对整风的认识。他努力去学习、领会整风文件,开始了对自己思想发展道路的彻底反省。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作了系统的长篇发言,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刻检讨了自己自1928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厚的宗派主义;恶劣的个人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动力、对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生吞活剥苏联经验。他表示对这条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应负全部责任,很痛苦于不可挽救的损失,特别是想到许多同志在错误路线打击下而牺牲,感到罪孽深重,百身莫赎,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脱资产阶级胎,换教条主义骨。

博古在七大的发言,标志着他已经彻底抛弃了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的光辉转折。

194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政协宪草的审议工作。解放日报社的同志在延安中央印刷厂礼堂举行欢送会。在会上,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能是去为人民努力工作,尽可能替人民排忧解难,不能去做官当老爷,贪图那里的物质享受。否则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博古的讲话给报社全体同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欢送会竟成了他和全体报社同志的诀别会,这次讲话竟成了他留给同事、战友的最后遗言。

2月13日,博古同董必武、王若飞一道飞往重庆。14日,博古同周恩来、董必武出席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首次会议。博古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全面阐述了对宪法草案的主张。22日,国民党煽动重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特务暴徒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两报工作人员多人受伤。对此,周恩来、博古等于23日致函蒋介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博古又与王若飞一起,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接见青年学生,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和暴行,号召学生们起来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4月8日,因全国停战协定、东北停战协议、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草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项决议,遭到国民党的严重阻挠,为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博古同王若飞、邓发等人冒着恶劣的天气,由渝乘C47式运输机飞赴延安,途中因气候变化,飞机在浓雾中不幸于山西省兴县东南的黑茶山触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博古时年39岁。

(撰稿牛保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