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之初，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美国提供了一份“缴获”的德国绘制的美洲地图，这个地图明确把整个拉美都划入德国的势力范围。罗斯福公开了这份地图，结果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在北大西洋对德国潜艇进行公开的战争行动，并为英国的运输船队护航。难道希特勒真的要用地图刺激美国？后来历史学家发现，这个地图不过是英国情报部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绘制的。拉美一向被美国视作自己的后院，英国正是想用这份假地图促使美国参战，或者至少派出舰队为自己的运输队护航。昔日海上霸主竟然为了护航一事请求他国帮助，还如此煞费苦心，可见海权的重心已经由英国转向了美国。
二战后，美国收获了最丰厚的战略利益。在亚洲，美国布下了“太平洋锁链”，这条锁链以西太平洋上的第一岛链为基础，东起阿留申群岛，日本、韩国是这条锁链的重心，而关岛则是中轴，一直延伸至东南亚。美国不断调整和改善在亚太地区三条线的基地体系，封锁围困对手，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地缘优势。
马汉的“海权论”思想主要是对殖民经济时代海战的总结，在这个时代，火炮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舰船先是风帆、然后是蒸汽推动，在这个时代，火炮的射程有限，使得岸炮只能用于守卫港口，现在各国划定的领海为海岸线3海里，正是当时火炮的有效射程。这样的技术水平，加上殖民经济的特殊性，岸基防御作用有限，大舰队甚至不用登陆夺取港口、要塞，只封锁就可迫使殖民地投降，发展陆地防御不如发展主力舰，作战时将舰队集中起来，以数量优势压倒对手。这些也是马汉“海权论”关于海上作战的一些观点。一战时期，各海军强国将马汉理论奉为经典，各国均按照马汉海权论观点建设自身的海上力量与海战思想，日德兰海战双方都是按照马汉海权论观点实施的。所以，才有双方战略战术如此接近的缘故，这不是巧合。
而到了二战时期，飞机、潜艇、航空母舰等新式远程攻击兵器的大量应用导致了“海权论”海战思想难以指导战争。首先是飞机等远程攻击兵器的出现，导致岛屿、大陆等对海洋的控制距离，控制能力大为增强，以火炮为主的海战时代，由于火炮射程较近，舰船可从容的绕过坚固设防的岛屿、要塞、港口进攻，防御方总不能处处设防，但是在二战时期，飞机攻击侦查距离可达数百公里，在临近交通线的岛屿、陆地附近设置机场可控制海上交通线。要想保证海上交通线畅通，不得不攻占航线附近的岛屿、陆地。太平战争中，美国反攻日本就是如此，在接近日本本土以前，不得不逐个攻占日军占领的、坚固设防的群岛、港口，美国麦克阿瑟提出“越岛攻击”，可通过攻占群岛中的核心岛屿，摧毁其他岛屿飞机、舰船、远程火炮等远程攻击力量，然后通过驻守核心岛屿的部队防止增援，进行监视、压制，困死其他岛屿的日军。这种做法大大加快了战争进程，可是前提是摧毁岛上日军的飞机、舰船、火炮等远程攻击力量。
而在中途岛海战中，美国提前预知日军情报，通过航母与中途岛上飞机的联合进攻，挫败了日军庞大的联合舰队，由此可见，飞机等远程攻击兵器的出现，增强了陆地对海洋的控制能力与控制距离。而在二战当中，海上舰队对陆地的攻击占有相当的优势，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飞机在夜间无所作为，不能有效的执行侦察攻击等任务，所以以航母为核心的作战舰队拥有机动和突袭的优势，航母编队可通过不断的机动，使陆地、岛屿上目标难以发现，然后通过暗夜接近到飞机攻击范围之内，在黎明时分发动突然袭击。日本联合舰队攻击珍珠港，美国舰队空袭腊包儿都是采用这种战术。但是在今天，这种战术已经行不通了，超视距雷达可发现海平面以下目标，照相卫星、海洋监视卫星、电子侦察卫星可发现海上舰队的蛛丝马迹，各种战机也可在暗夜、不良气候执行任务，再加上无人机、远程导弹，甚至是具备攻击机动目标弹道导弹等远程打击兵器的发展，使航母的机动与暗夜优势不复存在。
而由于航母上起飞距离、体积、调度等限制，在同等技术条件下，舰载机在载弹量、航程、出动架次等方面不如陆基战斗机，而陆地上的兵器承受打击能力也要优于航母等战舰。所以无论如何，陆地对大洋深处的控制能力在增强，即使是美国海军也有这样的原则，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时，不应把航母编队驶入威胁海域。因为此，割据制海的概念出现了，所谓割据制海，就是通过占领、控制海洋上的岛屿、海峡、半岛、港口等关键点，实现对海洋的大范围控制，通过这些关键点对海洋进行分割，增强己方在某些特定海域的作战优势，实现割据制海。在这个理论中，一支精锐的、快速机动的海上作战力量还是必需的，主要用于机动作战，用此来弥补陆上关键点不能机动，以防敌人以优势兵力造成突破。在这个理论中，陆上关键点更像一个盾牌，也像炸弹磁石，用陆上关键点的远程兵器、侦查监视系统，增强战区的作战优势，而机动舰队更像一只长矛，通过陆上关键点耗尽敌人舰队的攻击锐气与进攻能力，游走于陆上关键点的空中掩护之下，在我方选定适宜时间地点发动最致命的攻击。
而潜艇的出现，则代表着另一方面，即使敌军掌握了制海权，我方也可通过潜艇战破坏敌人海上交通，颠覆敌军海权。二战中德国在大西洋上发动狼群战术，曾使掌握制海权的大英帝国一度陷入困境，在通过一系列的反潜与潜艇技术斗法，英美才逐渐占据了优势。在今天，反潜技术的发展对于某些重点保护目标，比如航母编队，防护可谓周密，但是需要投入大量的兵力兵器控制狭小水域，而缺乏大范围反潜能力，而潜艇则可在全球海域进行活动，从这个方面来说反潜处于劣势。但是核动力、燃料电池、地波通讯使潜艇能够长时间水下航行，不像二战潜艇大部分时间在水面航行，只有作战时才在水下；消声瓦、减震阀、水声环境等对潜艇有利；大潜深、喷水推进则使卫星难以跟踪；水下发射反舰导弹、尾流制导远程鱼雷、智能水雷等增加了潜艇的攻击力。也就是说，今天的潜艇也许还不具备正面挑战航母编队的能力，但是在薄弱之处，破坏敌人海权方面却得心应手。
有海权论，就有陆权论，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著名地理学家、英国牛津大学地理系教授麦金德的“世界岛”说。麦金德认为，世界历史是海上霸权与陆上霸权不断对抗的历史，但陆权比海权重要，随着陆地交通的发展，陆权将越来越占有优势。麦金德从世界整体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地理构成和世界历史进程，认为世界是由几个大岛构成的，其中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是最大的“世界岛”，美洲大陆是另外一个岛屿，澳洲则是较小的一个岛屿。由于欧亚大陆是世界上主要政治、经济力量的集中地，也是人口众多、面积庞大的连贯性区域，又是世界性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的诞生地，因此欧亚大陆成为世界发展的地理枢纽地带。
麦金德非常敏锐地观察到在亚欧大陆的中部，主要是在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以西的区域，包括西西伯利亚平原、蒙古高原、中国黄河以西的区域、中亚草原、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俄罗斯草原，在这片疆域广大的区域里水草肥美，适宜于放牧生活，气候上则是冬季寒冷、夏季炎热的大陆性气候。同时，这片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和封闭，其南边是蒙古高原、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西南部是伊朗高原和中东高原，西边毗邻的地区是欧洲山地，北边则是寒冷的冻港北冰洋，也无法航行出海，因此也不存在敌人从海上迂回进攻包抄的问题。独特的地理环境、广阔肥美的草原和丰富的资源使得这块地理区域在麦金德眼里成为世界枢纽区域——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
麦金德将人类历史分为前哥伦布时期和后哥伦布时期，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前，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中轴线就是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与欧亚大陆边缘地区民族的争夺战。人类历史上的匈奴人、马扎尔人、阿尔瓦人、突厥人、蒙古人居住在这一世界心脏地带，他们往东可以与中国争锋，南下可以进入伊朗、中亚和南亚次大陆，向西则可以进入富饶的中欧和西欧平原。
用麦金德的“世界心脏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就可以把中国历史简化为“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和边缘地带的农耕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反复拉锯战”。当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取得拉锯战的胜利的时候，游牧民族就如呼啸的海水一般侵入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在千年的“中心边缘争夺战”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多民族融合的情景。当农耕民族为主的中华帝国击退了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时，就如同海潮逐渐退却一样，游牧民族在边缘强国（如大唐、大汉）的压力下，或是在面临气候变迁、或是经历瘟疫流行的情况下，被迫退出亚欧大陆东部边缘，然后从心脏地带西向欧洲或是南下向伊朗和中东高原迁徙，从而给其他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压力，许多民族被迫迁移。游牧民族从中心发源，向东、西、南三个方向的迁移和入侵多次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是现代世界各国版图形成和确定的有力推动者。
麦金德认为，在哥伦布地理大发现后，游牧民族从中心的有利地位一下转变为不利地位，因为海洋民族可以通过航海绕到游牧民族的背后，从海上对游牧民族实施攻击，从而打破游牧民族“占据中心，侵入边缘”的千年人类历史局面，带来真正的世界历史转折。麦金德发现，在心脏地带以外的欧亚大陆各区域呈环形分布状态，他称其为内新月区域，主要是指西欧的基督教国家，东亚的儒教和佛教国家，南亚的印度教和婆罗门教国家，西南方向的什叶教和逊尼教的伊斯兰国家，而世界其他区域则被麦金德描述为外新月区域，主要是指欧亚大陆世界岛以外的整个世界，包括美洲、澳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麦金德重要的视角在于认识到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枢纽地位，认为世界之争就是对世界心脏地带的争夺。为了防止中心地带有重要的陆权大国完全控制心脏地带，形成独霸欧亚大陆进而称霸世界的局面，海洋国家必须联合欧亚大陆边缘的陆地国家，遏制陆权国家独占心脏地带的企图。
空军力量兴起后，也出现了空权论。1921年，意大利空军军官杜黑出版了《制空权》一书，认为夺取制空权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上世纪50年代，定居美国的俄裔航空专家塞维尔斯基提出北极地区对美国争夺制空权十分重要的理论，被称为空权论。在美苏争霸的冷战年代，也接连出现“多米诺”理论和“全球链条”“危机弧”等概念，来描述当时两个阵营相互竞争和围堵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地理学家科恩提出了地缘战略学模型，将世界分为海洋贸易区和欧亚大陆区两个地缘战略区，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
4. 世界秩序幕后，一半在崩溃
德国政治分析家特奥·佐默曾撰文指出：21世纪是一个动荡、变革和不确定的世纪。未来50年世界将发生急剧变化，其中三大因素将起决定性作用：人口、全球化和战争问题。面对影响力的减弱，如果西方不能很好地解决不平等问题，它有可能走向灭亡。
与过去的50年一样，世界、世界秩序和世界的发展方向在今后半个世纪里也将发生急剧的变化。
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元素中，在21世纪，战争这个根本性问题仍然存在。欧洲将成为例外。未来一定会爆发战争、内战，也会发生颠覆活动、革命、国家崩溃、混乱状况。在20世纪爆发毁灭性的战争之后，欧洲吸取了历史教训，摒弃了历时上千年的内战。在前苏联崩溃后，欧洲不再面临任何一个追求扩张和统治地位的国家的威胁。跨越边界的恐怖主义取代了前苏联的威胁，但只是局部的。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分散的暗杀和袭击活动，其规模完全有可能扩大，致命程度也可能提高。
争夺原料、能源、食物和不能低估的水资源的潜在冲突目前还几乎不能预料。直到今天，亚洲地区还缺乏可以在其框架内有效消除紧张关系的多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