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歌说完了，再来说禁书。
现在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书是一种厉害的思想武器了，不管是高深如康德的“三大批判”，或是郭敬明的《小时代》，只要作者想传达的，跟某些受众群心理刚好契合了，就可以影响人的思想，不管这个群体是多是少，都会让立场相悖的人感到威胁或不满。民主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包容，比如你爱韩少，我爱小四，不代表我们就要互相敌视，而是要想办法努力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不，是要彼此尊重对方的所爱。但如果像过去戒严时期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就是要你听他的，强迫你接受他的单一价值观，当然就不能容忍这些偏离与“我”不同的思想存在了，在过去知识来源渠道没那么丰富的年代下，书本管制就成了控制人民思想的重要方法，禁书就代表当局不希望你知道和看到的。
在台湾，最早由禁书引发的事件大概都跟读书会有关。话说国民党在大陆吃了大亏后，痛定思痛，发现这个最早的火苗来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对社会现实产生怀疑不满，原本零星的火苗居然可以烧遍整个大陆。所以，当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后，对于这种组织就特别留意，白色恐怖早期许多案件都跟读书会脱不了关系。
在日据时代就有偷偷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到了台湾光复初期又更多，这些天真又单纯的学生，真是一点都不懂国民党。到了“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抓紧对台湾各方面的管制，突然之间，许多学生只因参加读书会，讨论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等书籍就这样消失了。1949年之后，又将思想的管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与查禁歌的历史差不多，在20世纪50年代，禁书禁的大部分都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作家，称“陷匪作家”，比如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人。鲁迅则是因为他的立场明显左倾，所以也一并查禁。不仅是著作，就连他们翻译的书也一起查禁，简直就是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艺视为毒蛇猛兽。
除了作家，还有很多留在大陆的学者和其学术著作，比如说写了《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写《古史辨》的顾颉刚。这些作家其实也挺冤枉的，于是有人为他们叫屈啦！是你老蒋自己逃得太快，作家追不上而已。
在戒严时期，台湾的图书出版是依据所谓《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来管理，这是《戒严法》下面的子法。这个法规定，所有的出版品都必须送警备总部审核，如果认定这个出版物有问题，除了不能出版外，就连出版负责人也要用其他相关法律处罚。
这警备总部根本就是军人组成的，书籍这种文化产物要让他们来审，简直是不伦不类。可是看在统治者眼里，这也是刚刚好而已，因为警总是绝对服从领袖意志的，警总怎么干，就代表领袖怎么想，所以啦！反正警总业务包山包海，如果要查禁一本书顺便查了作者，还不用跨单位协调，警总提供一条龙式服务办到底。比如说“《自由中国》案”就是好例子，杂志查完，人顺便也抓了。
国民党不希望人民知道的，恰巧都是人民最需要知道的。人类心理总是这样，只要是禁忌的东西，总是有种地下情人般暧昧的刺激诱惑，只要尝了一次，就会上瘾，这就叫作偷。能获得那些知识，都好像偷来的一样。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偷火种，一旦火种外流，所有地方就蔓延。当局自然也知道这点，认为被禁的书作者有问题，读了这些书自然也代表“思想有问题”。
戒严时期的台湾，收藏禁书的后果极其严重，许多人视为洪水猛兽敬而远之。可是对爱书人来说，这种禁忌之爱就让人痛苦了。所谓偷偷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读禁书最忌割舍不下，大肆宣扬，只能秘而不宣、守口如瓶，即使连挚亲好友也不能让他们发现，那种死命吞读，独乐乐的快感，就好像欧阳锋躲起来偷偷练九阴真经一样。而读完之后，豁然开朗，通体好像吃了人参果般舒畅，这时又会有种想要把心法藏起来不让别人看的心态，以及一种掌握了别人不懂的禁忌知识的优越感。
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干，既然有人想读，禁书肯定是有市场的。甚至有些禁书根本是各学科的经典之作，不读不行。你可以想象读哲学的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文训诂的不读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吗？这就跟读电机的不读马克斯·威尔，读经济的不读亚当·斯密，看AV不看武藤兰，信曾哥却没听过《狮子座》一样荒谬。可是国民党当局谁管你那么多，纵观诸多原因，禁书还是有人印，甚至是半官方出版社自己印。为了逃过当局的骚扰，这些书商就各出奇招，来跟当局大斗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