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我们台湾这些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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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我们叫巴金为“巴克”

“本社编”跟“佚名”可能是戒严时期台湾著作量最高的作家,一些“陷匪学者”经典的学术著作,比如正中书局出版朱光潜的《诗论》,作者姓名改为“本社编”。同样把作者改为“本社编”的还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作者姓名直接改成“佚名”,我小时候在图书馆看到这些大部头的书总是很疑惑,这些出版社怎么那么厉害,好像各领域的专家都有,都能本社自己编。

有些翻译作品也难逃此命运,比如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巨人传》,明明是最佳译本,可是傅雷“身陷匪区”,所以他的译本一律查禁,那厚厚的书上绝对没印译者名字,或者又是“本社译”。

有些出版社稍微有点良心,会给你一点有关作者的暗示,如巴金所翻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克”。不过巴金就是因为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才取笔名叫巴金,现在又把巴枯宁跟克鲁泡特金再合体一次叫巴克,搞得跟地下党人的取名逻辑一样。还有些出版社会把作者的名字腰斩,朱光潜印“朱潜”,陈寅恪变成“陈寅”,大学者的名字突然就变得很有市井说书人风。

众多大陆作家里最有名气的就是鲁迅,他的名字就是禁书销量的保证,可是鲁迅作品写来写去就那几部,卖完就没得卖了,那该怎么办,所以众多大陆作家,什么沈从文、巴金、茅盾通通借鲁迅之名登台。读者读得开心,不知情者还很认真地在讨论鲁迅各时期的写作风格与关怀点不同,鲁迅还在湘西混过呢。

除了“陷匪作家”外,也慢慢开始有台湾本地或1949年以后来台的作家作品被禁,台面上的老一辈作家,什么柏杨、李敖、金庸之类,或是一些党外人士的作品,都因为直接批评或被认为含沙射影地讽刺执政者而被禁。比如李敖出版自印的《传统下的独白》《文化论战丹火录》等书。柏杨的十余本以“集”为名的书,如《玉雕集》《高山滚鼓集》也是同样命运。金庸许多武侠小说过去都是用别名,化名为“司马岚”“迅翟”“司马翎”,才有办法在台出版。而《射雕英雄传》一书,因毛泽东书法里写过“只识弯弓射大雕”太有名,就让金庸被视为“附匪文人”,出版社只好将书名改为《大漠英雄传》。而当年的禁书之王还是李敖,一百本里有九十六本被禁。

对文化产物的审查常常是神经兮兮的,就怕单纯善良的人民受到毒素的影响,所以也常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硬要找出理由来禁。大概是业务量太大了,所以书名取得有问题就直接禁,连内文也不看。20世纪80年代初,有本管理学漫画叫《领袖非天生》,就这样被禁,当然审查单位不会告诉你被禁的原因,但理由想也想得出来:“领袖”是唯一的,是天上的星宿降临的,天纵英明,你说“领袖”非天生,莫非表示大家都可以当“领袖”?摆明在鼓动叛乱,还好只是被禁,再早个几年,被依叛乱罪抓去关起来都有可能。

当局对内查禁书籍,也要防止禁书流入,无奈这些海关人员都不学无术,常常是凭自己感觉喜好乱抓一通,原文书只要作者名字有点俄文风,比如可怜的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文书、Rachmaninov(拉赫曼尼诺夫)的唱盘封套,很多海关只看-sky跟-ninov这种后缀的俄文风名字就先扣起来。如果真的要进口一批书,比如时代杂志之类的,那只好缺页或用黑笔把敏感词给涂掉。这下好了,大家读了都知道那些是敏感词,本来没那么敏感,下次一看到这些黑黑的地方就自动过敏。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的转播,台湾有一个举重选手叫蔡温义得到铜牌,简直就是台湾之光了,可尴尬的是,金牌是大陆选手,颁奖的时候,负责转播的华视只好拿一块黑色的板子挡住大陆选手以及中国国旗。可能他们觉得百姓抵抗力太差,看到五星红旗会瞎掉。就连小时候也曾疑惑过,玩街头霸王游戏时,场景是中国,总是有一块黑黑的不知是什么,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不要让我们看见的五星红旗。

过去要买这些禁书,要在旧书店才能找到,很多熟门熟路的客人,经常是买了一堆其他不相干的书籍作烟幕弹,其实中间夹的那本禁书才是真正要读的。而这些书店,许多禁书也不一定印得那么精美,很多甚至是直接翻印,再改个封面名字,掩人耳目,印刷质量低劣,却十分抢手。老板也不一定卖给你,还要熟客才会卖,每次报纸上一刊登,那些书又被列入禁书时,这些老板就开始各显神通,赶快去找门路进货。许多不容于世的禁书都静静地、隐秘地躺在杂乱书堆的某个角落,等着被发现。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禁书销售管道,就是当时在各大学外围,总有如龙猫公交车般魅影存在的小货卡(台湾称发财车),载满了各种书籍,悄悄地来,又静静地去。如果在晚上,它总是守在某个有点隐秘又不会太隐秘的角落,车篷下挂着一盏小小的昏黄的灯,发电机轰隆地响,老板总是静静地站在一旁,手拿书一卷,眼神看似散漫,实则锐利地扫过四处。车里面大概都放了一本本鲁迅、巴金、老舍、丁玲等人的书,还有李敖、柏杨、陈映真,另外也有《金瓶梅》《玉蒲团》之类的书,其他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一些来路不明,当局不给你看的书。李敖的书最好认,因为他的书,封面几乎都是半裸女人,用来掩人耳目,有很多人本来要买黄书,结果就买到他的书,本来前列腺要爆炸,读完之后变成头脑爆炸。

这些小发财车的老板也很潇洒,很多都是落魄愤青,你还可以跟他讲价,相反地,如果他不爽,也不会卖给你。有时挑到一半,见警察远远走来,钱都还没给老板,老板就开着车跑了。现在想想,买禁书、读禁书与卖禁书,好像都有快感,那是一种无能书生对抗当局的精神胜利法。这些粗糙滥印的禁书,影响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深远,贡献难以估量。

这些禁书真是越禁卖得越好,就像《达·芬奇密码》这本书,被教廷一抗议,就产生了极大的免费广告效应。禁书也一样,越禁民众越好奇,越想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笔名叫“史为鉴”的先生,编了一本叫《禁》的书,里面指控国民党当局数十年实施戒严,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本书让警总气得咬牙切齿,多次讨论要不要查禁这本书,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毕竟《禁》被禁,那真是自打嘴巴,一大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