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在《俄罗斯报》上撰文，说俄罗斯官员的数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是他们陆军数量的3倍多了。他呼吁精简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为国家经济省出更多的钱。卢日科夫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可怕的不仅是超过极限数量的官员们，还有那些为了和这些官员们交际而花费的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这则信息使我想起了两年前在莫斯科市政府会议厅见到卢日科夫的情景。
2007年7月，全国妇联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共同举办第四届中俄妇女文化周，时任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率八十多人的中国代表团前往，我有幸作为代表团一员，就有了那次难忘的俄罗斯之行。
文化周节目中有一项是和莫斯科市市长座谈。那天上午，我们走进莫斯科市政府会议厅，那是一幢精致紧凑的建筑，二楼会议室门口，有三位乐手在演奏小提琴、大提琴，空气里飘荡着优雅的室内乐，给座谈创造了很柔和的气氛。座谈中，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一件件地数说着莫斯科市政府为本市的妇女儿童做了什么，为这个事业的发展有些什么计划。当顾秀莲介绍中国的妇女儿童工作，说“我们提倡终身学习”时，卢日科夫马上插话：“我赞成终身学习。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情况和周围的事情都没有兴趣，那么他在精神上已经死亡了。”当时，漂亮优雅的莫斯科市第一副市长什维佐娃接着很认真地说：“我们的市长说得多么好，我想你们大家一定会爱上他的。”这样的表达于我们有点突兀，所以大家都笑起来，印象深刻。那一次，是有官员陪着的，没觉得有很多人。我们人多，会议室又不大，坐得满腾腾的，所以感觉上和其他座谈会没多少差别。出来时大家走在二楼到一楼的梯级，全部站满时就有预先安排的摄影师拍下一张合影，很有特色。
卢日科夫给人的印象很书生，这次他呼吁要精简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认为可怕的不仅是财政方面的巨大支出，还有那些为了和这些官员们交际而花费的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我就想起了他赞成终身学习，以避免在精神上死亡的说法，官员们如能省下那些“为交际而花费的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每天读点书，思考一些问题，多学习新的知识，是能避免浪费和沉沦的。
我的记忆里，还有另一次“市长接见”。
1993年春天，我随上海女企业家代表团出访美国，在洛杉矶，日程中安排了洛杉矶黑人市长白瑞德接见。
那是个星期天的上午，整个城市都见不到什么人。洛杉矶市政府底楼十分空旷的大厅里摆着一张桌子，一个铁塔般的黑人警察坐在桌边，身上披挂着警棍之类。但他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个斜放在桌上的方匣子般的“迷你”电视机，里面嘈杂地放映着娱乐片，见我们进来他只略微停了停，让我们登个记，我们还没走开他就又继续聚精会神地看电视了。
我们自己往里走。走过一条长长的富丽的走廊，拐弯，前面走廊尽头投下一个魁梧身材的剪影，两腿有力地分立着。走近了才知道他是卫士长，他说市长在等你们。
推开厚重的木门，就是白瑞德市长的办公室了。身材高大的市长独自在办公室等候，他请我们在沙发上坐，然后说，能向我介绍一下上海的变化吗？他笑着说，他第一次到中国是1975年，当时几乎看不到西方服装的影子，这次从我们色彩丰富的穿着上，可以想见上海的变化有多大。团长向他介绍了上海浦东的开发情况，说虽然现在的浦东还是一片农田，但未来十年中会是中国的曼哈顿，上海要与国际接轨，整个中国都要与国际接轨。白瑞德说他感觉上海将有个爆发性的经济发展，他最后一次去上海时就听到介绍了。
约定的十来分钟会见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白瑞德站起身，到隔壁房间拿来一叠小纸盒，给我们每人一份。那是四个刻有他大名的茶杯垫。“我在6月就要退休了，还有一个多月。”白瑞德市长潇洒地说完，就过来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会见结束，卫士长送我们出来，他说他喜欢中国喜欢上海，可是没去过。过去市长去上海时他还没当卫士长，现在市长快要退休，自然不会去了。他又说今天是星期天，本来不用上班，但市长有公事，要接见我们，他就来了。我们刚走出市政府大门，就见他驾着小车一溜烟回家了，到拐弯处还从车窗里伸出手来，对我们大家挥了挥。
上述两则市长印象，是过去了的事，现在提起，是因为觉得与我们当下的官场相比，还有些参照意义。世界各国情况不同，习惯也不同，但要求精简官僚机构，节省纳税人的钱，是百姓的普遍呼声。当今中国的官员们也在变，一些轻车简从微服私访，甚至天天在自己的博客上和自己管辖下的民众谈心的另类官员、个性官员亦时有耳闻。看来到大家都只关注于做事而无需顾虑其他的时候，那些巨大的精力和时间的浪费也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