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澳门，该是10年前吧，正逢澳门回归前夕，是路过。
下午到，车子带我们转，似乎只要一会儿，就把整个澳门转遍了，把整个岛屿转遍了。那可真是个弹丸之地啊，起伏的小山坡，几幢南欧风格的房子，墙面上有久远年代的青苔和裂痕。
晚上，似乎必不可少的，大家一起去那个著名的葡京赌场，楼上楼下走一圈，觉得里面坐着的人都淡然专注，看不出深浅。出得门来，过了马路，站在大门对面，就靠着海了，海面上黑漆漆波浪翻滚，回头看葡京，那个被称作老虎口的门楣，独自灯红酒绿，觉得其实很孤单的。
第二天一大早离开旅店。清晨的澳门比下午的澳门人少，多了清静。马路上有纸屑随风翻飞，临街小铺在下门板为一天生意做准备，喝早茶的小食店已热气腾腾人影攒动，小城里有过日子的一般心情。
离开澳门我们从珠海入境。一入关，刚刚踏上大陆，许多小贩背着书包，两手各攥着一把手表之类质量可疑物品就挤过来，拼命往你面前送，嘴里说着要赶时间来不及了，赶快赶快，似乎为我们可能错过大便宜而着急。等我们上了车依然跟上来，站在车厢过道里，或是趴在椅背上，滔滔不绝，不屈不挠，逼命一般，司机则是视若无睹的。有人坚定不移严防死守，就是不动钱包，大多数人还是多少买了些什么。直到车开，才算松了口气，都说没见过这阵势。
后来我发现自己包里一路上一直很触目的两张外币没有了，是不是在那场“混战”中丢失的，也想不起来。总之，那次过境，无论澳门还是珠海，有了这样的插曲，就不容易忘记。
第二次去澳门，是2007年春节前，我曾与友人一起去港澳旅游。行前计划时，友人说最好的路线是从上海到澳门，停留两天后坐船去香港，方便，省钱，不累，还能看到你想看的。
于是从上海起飞，在深圳保安机场降落后，叫出租车到蛇口，买了去澳门的船票。没等多久，开始检票，上完客，船就开了。没有多少出境的感觉。
舷窗关得严严的，每分钟800米的速度溅起恣意的浪花。高速，马达轰鸣，声音大得有点受不了。海面上灰蒙蒙雾蒙蒙，没有风景。舱内人坐满了，座椅、旅客，大包小包的，与上海去崇明的轮船很相像。因为觉得憋屈，我们和船上的服务员商量，能不能找个包房，可以安静点喝茶，服务员很爽快地说好，过了一会儿她就过来领我们去。那是个有点破败的小隔间，包房是谈不上的，桌椅简陋不说，关键是马达声比外面还大，我们说不行，她说那就没有了。想想也就一个来小时，将就一下吧。几个人在里面坐好，服务员端来冲泡在纸杯里的咖啡，是那种三合一袋泡咖啡的味道。
捧着那杯可以捏来捏去的咖啡，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望着板壁上方小圆的舷窗，我想，澳门如今什么样呢？
8年过去了，回归祖国后的澳门怎样了呢？
我们下船后坐公交车到了预订的旅店，很小，但温馨，是那种家庭式的。老板说带广东腔的普通话，很周到。放下行李，打开地图，看好要去的地方，大家就兴致勃勃出发了。
大三巴，阿婆井，渔人码头。那条新马路，犹如城市最繁华的中心地，有讲究的商店饭店，也有政府部门的办公地，有现代都市的设计，也有古旧风格的印痕，但都很整洁精致，与上海的大马路相比，显得袖珍，但真是有韵味。
晚上到原先去过的葡京赌场附近，我真正大吃一惊了，那里已完全旧貌变新颜，一座座高楼大厦，五彩霓虹亮如白昼，锃亮的自动扶梯，熙熙攘攘的游人，我花了时间才找到那家著名的老葡京，那个老虎口，被挤得几乎不起眼了。据说澳门回归后，特区立法会通过了新规，澳门“赌权开放”，澳门博彩业独家专营时代终结，大家来投资，于是博彩业大大兴盛起来。
第二天看了四个博物馆。澳门博物馆展示的是澳门从远古至近代的文化、宗教、民生、习俗、军事、工农业的演变历程，是一个了解澳门历史的好去处。澳门海事博物馆展示的，是澳门从一个小渔村到渔业港口的发展轨迹，里面摆放着各种航海模型，从澳门最早使用的小渔船到世界各地的船只模型，种类丰富，还配有真人大小的木偶，表达出澳门人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安置在小弄堂里的赛车博物馆和葡萄酒博物馆，尤其那个小小的葡萄酒博物馆，有世界各国生产的品质一流的葡萄酒，凭门票还可以坐下品尝，服务生的介绍和服务也是非常周到的。按上海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说法，澳门人是把“道场”做到全世界去了。弹丸之地而辟出几家博物馆，澳门人是重视祖先也热爱自己的家园的。
在庆祝澳门回归十周年的时候，想起两年前在那里的所见所闻，那是澳门的气息，而萦绕于心的，常常还是那个小女孩稚嫩的歌声：“你可知Macau， 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有机会，一定再去看看。
1992年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我的散文集《女人日记》，
1994年百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又一本集子《女人一生》，贾植芳先生、谢希德先生和章培恒先生分别为我的书作序。他们都是我十分敬重的师长前辈，也曾给我许多人生教益。如今，谢先生和贾先生都已去了另一个世界，章先生亦重病缠身，在我的新书里收进这三篇“序”，是为了我心底深深的怀念和牵挂。
附录
序
■ 贾植芳
读罢孙小琪同志的第一本散文集《山那边呀好地方》，一股生活的激流迎面而来。她笔下所描绘的虽然不过是我们这个复杂而又平凡的生活世界的人生百态，对我这个已年逾古稀的人说来，却在感到陌生的同时，又感到十分亲切。因为从她坚实的笔下描写的生活本身所闪烁的亮光下，给人以喜悦和慰藉，给人以一种新的生活美感和精神鼓舞。
多年来的历史风雨，使她对社会和人生有着自己的体会和感受、认识和评价。正因为她对生活和人生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加上她笔墨实在、朴素，没有渲染，也没有夸张，更没有陈言套语。虽然从题材和主题看，都是些小题材，不外婚恋、家庭、儿女情、生活琐事等等，乍一看来，甚至显得有些琐碎，雷同，但它们的意境是统一的，那就是作者热爱人生，热爱我们这个开放的新时代，热爱我们这个在变革中的国家。从这个基点上，她投入生活的洪流，在事业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时，又能保持冷静的观照生活的清醒头脑，从平凡纷纭的生活百态中，发掘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从历史阴影中，发现人身上闪光发亮的东西，歌颂了人的价值和尊严 。这些小文章之所以有可读性，使人喜爱，更因为作者《女人日记》
（原名《山那边呀好地方》）
感情真实、诚挚，在她的笔下充满了丰富的感情色彩，通过这些杂色文章，我们看到一个从历史的风暴中走过来的，新时代社会妇女的充满活力和勇气的饱满形象。
书中的一些各界妇女人物访问记或特写，尤其是使我感兴趣的文章。大概因为是妇女写妇女，感情上更易于接近和合流。这是些我们同时代的又是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但都难以避免那些岁月里的各种政治运动的风暴，给她们带来的各种灾难和创伤，她们所付的代价是沉重的，生活道路是曲折坎坷的，但在雨过天晴以后，她们依然能挺起胸膛，开辟自己的新的生活天地，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而继续奋斗，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时代的精神投影。在作者感情充沛的笔墨下，不仅展示了历史的阴影，更描绘了新时代的风采，给人以沉思的同时，又给人以启迪、鞭策和鼓舞。
孙小琪同志，虽然像她们这一代青年人一样，上过山，下过乡，批过资产阶级，然后又被送到大学读书，但从这些文章中，又说明了在这个历史颠倒的不幸岁月里，生活上的坎坷曲折，并没有从精神上摧毁她对美好人生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她能利用非正常的生活环境，“惜时如金”发奋地读书，藉以充实自己和提高自己，她并没有辜负青春的大好时光；并在勤学苦思中，培养了自己能从一个更高的文化视点上来清醒地认识时代和历史，剖析这些复杂变化的生活现象的能力，并握起笔，从这里汲取素材，从复杂纷乱的生活现象中发现那些生活中的亮点，鞭打那些假丑恶的东西，作为自己对变革时代的献礼，也使自己的人格世界得到了升华。
我1978年秋天，回到中文系资料室上班以后，通过借书还书开始认识了孙小琪同志。她有时就某本书、某部作品，和我谈论半天。也许她那时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总是像我们商店的一个营业员似的，就商品的性能、用途、产地，职业性地回答顾客的询问。但时间长了，从旁人的言谈中，我才知道她是工农兵学员，留校任教的。因为她不时来借书，那种执着的从书籍中追求知识的精神，却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中显得很突出，从而使我对她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认为这是个虽然生不逢时，但能超越历史的限制，发奋读书，努力攀登人生高峰的有出息的好青年。后来又听说，这年（1978年）春天，中文系一个学生在墙报上贴了一篇题名《伤痕》的小说式的文学习作，是她从这篇文学习作中发现了它的巨大的认识价值和它在文艺创作题材上的创新意义，出面推荐给报纸公开发表，并自己写了评论文章，从而引起了文艺界和社会的震动。从这一事实中，我又进一步地认识了她不仅是一个勤奋好学的青年教师，也是对生活和历史善于思考和敢于思考，又具有学术胆识的有为青年。我最不喜欢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的人，而喜欢勤于和善于读书，又能在读书中思考，而又勇于见义而动，有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的读书人。因为书本来是使人变得聪明而勇敢的东西，不是使人变得愚蠢而又狡诈的东西。
一年多以后，我离开了资料室，因为头上的帽子没有了，我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秩序来了，并开始招收研究生，从此，孙小琪同志又在无形间成为我家的一个常客。从她的言谈中，我得知她已经离开学校到了妇联，主持《现代家庭》、《为了孩子》这两个社会性杂志的编务。从此我常从各种报刊上读到她的一些大小文章。由于我性喜杂读，因此像《现代家庭》、《为了孩子》这类社会性刊物，便成为我了解社会生活信息的一个窗口。我也知道她是个有事业心的人，她的这些大小文章，都可以说是她在干工作、忙于家务琐事中挤出来的，但是她写得认真、实在，文笔又洒脱、清丽，都有些实质性的内容，所以也惹人喜爱。现在她经过筛选，选出三十篇成为一个集子出版，并希望我能为它写篇序文，我当时就满口应承了，但是到底我上了年纪，加上打杂的事情又多，拖到现在，只能杂乱地写一些零碎的读后感受和认识，草草交卷。但我相信，读者同志从这本小书中，定会在开拓了自己的生活视野的同时，又会得到一些对人生的新的认识和领悟，激励和鼓舞；也会像作者那样，为充实自己的人生价值，创造我们时代的新生活，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991年1月中旬 上海
序（一）
■ 谢希德
一口气看完了小琪同志给我的《女人一生》的大部分稿子，这些都是她在业余时间创作的。由于她是《现代家庭》的主编，女性是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她自己也是女性，因此在采访一些女性时，她能理解她们为成功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写的时候充满了感情，用她自己的话说，“融入了我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花了不少时间”。的确，每一篇人物报道都凝聚了她的心血，因为其中有些人是我熟悉的，我认为她的确是能既保持文字的美，但又不忘记所采访的对象朴实的一面，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更喜欢的是她的一些散文、随笔，虽然写的是她的经历与感触，然而很容易在读者中引起共鸣。难怪《新民晚报·夜光杯》的读者们喜欢这些文章。我们虽然工作岗位不同，年龄也相差甚多，然而有许多遭遇我们感触都是相似的。《没想到你是个女的……》
中看到她曾收到许多称赞《现代家庭》期刊办得好的信中，称她为叔叔、伯伯或先生时，我不禁笑了。这也正是我的经历。直到现在，我还常收到称呼我为谢希德老爷爷的信。1949年中国解放，妇女翻身了，但是在人们的脑海中，“成就”仍属于男性世界，与女性无缘，科学更是妇女的“禁区”。前些时我的一名研究生看到一《女人一生》
篇论文参考文献中，有两个同姓的外国人同为一篇论文的作者，他问我这两个人是否弟兄，我笑着说：“你真是个大男子主义者，他们二人是夫妻，而且女的在各方面都更出色一些。”这些是他没想到的。当然这个女士所以会成功，也有她的丈夫的贡献。正像许多《现代家庭》的读者不知道孙小琪是女的，人们还是不习惯把成功和女性联系起来。现在年轻的女作家不少，希望她们能在作品中不仅为女性呐喊，也把女性的成功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
《一盏灯二两油》写了作者插队时代的经历。现在的城市中长大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那种日子的苦楚，看了这个小品，把我带回到抗日战争时期闽西山城的长汀。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学校虽有发电设备，但只能供应有限场所的照明，在宿舍中我们要靠点浸在菜油中的灯芯那点亮光看书，而不是小琪同志的煤油灯。在菜油都很紧张的时候，我们还点过桐油灯，一晚上下来，鼻孔全被油烟熏黑。现在“忆苦思甜”已不流行了，但偶尔登这些小品，让年轻的一代理解过去，还是有益的。
我含泪读了《诚实的悼念——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读后》。当我读到“忠于职守的语文老师成了批斗对象，即兴的顺口溜成了‘战斗檄文’，不负责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人的尊严丧失殆尽”，使我回想到那时的情景，我浑身颤栗，眼前似乎又涌出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横扫一切的年代，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的光辉形象没有了，原来的一些传统道德观念也随“批林批孔”一扫而光。的确，比起许多其他地区，中华民族的素质下降了，为什么？读读这些小品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做人还是要有些规范尊严和追求的，让我们把失去的再找回吧！
虽然我比小琪同志大了许多，但对孩子的烦心和关心却是一致的。《好面馒头》、《快乐书声》在我心中引起了共鸣。和她的女儿一样，我儿子的吃饭曾是我和丈夫曹天钦的难题。儿子小时候对吃饭没有兴趣，一口饭要含在口中许久才咽下去。1968年我和曹天钦都进了牛棚，最让我担心的是儿子的吃饭问题，但后来人们告诉我他买了生化所食堂的饭菜票，每天按时去吃，我想食堂里不会有人再等他含饭不咽了。从牛棚出来后，我看他吃什么都很香，以前可能是“娇”字在作怪，这还是父母的错。现在的独生子女的父母，可能也会遇到类似难题吧。
星期天带儿子到新华书店去买书是曹天钦和我的乐趣，使儿子和他的小朋友都养成了从小爱看书的习惯。我下班回来常发现他们坐在地板上看书，鸦雀无声，天黑了也忘了开灯，因此儿子很早就成了近视眼。但我们至今不后悔从童年就培养他读书的习惯，让他认为看书是乐事，在这方面丈夫曹天钦做得比我多，带孩子逛书店、逛动物园、讲故事……以致有一次我说要给孩子讲故事，儿子竟惊奇地说，“啊？妈妈还会讲故事？”可惜曹天钦现在不能完全欣赏到昔日耕耘今日收获的乐趣，希望孩子能记住这份恩情！
小琪同志要我写个序，我却拉拉杂杂写了许多，不成为个序，只说明她的作品引起了我这个读者的共鸣，我想有许多其他读者会有更多的感想，这也许就是这本书的成功之处。我期待着它的早日出版问世。
1993年7月
序（二）
■ 章培恒
在本书《后记》中，作者说她在好几十年以前就喜爱文学和想搞创作，“编一些美丽动人的故事”。从作者目前的年龄来推测，所谓好几十年以前，那大概是她十多岁时的事，因而在那种“编一些美丽动人的故事”的愿望里很自然地染有少年的天真的幻想。但由此所反映出的对生活中的美的追求，却似乎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基本创作倾向。自然，作者也写有本书所收的《诚实的悼念》这样的文章，对丑恶、荒诞的现象加以否定，但其基本点乃是对美被蹂躏的悲哀或愤怒。
读作者的文章，在我们眼前经常会出现种种美的形象：有的朴素，有的灿烂，有的平淡，有的辉煌。但无论具有怎样的特色，都能给人以一种安慰或勉励。可贵的是：这一切并不是作者故意回避生活中的丑陋甚或颠倒黑白而取得的。例如本书的第一篇《一盏灯二两油》，写的是作者在“文革”插队期间的艰苦、不幸和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对她的细微体贴。作品的绝大部分篇幅是用来显示生活的酸辛的，最后才用寥寥数笔让读者看到了平凡而美丽的心灵。
这就好像在夏天的烈日下长途跋涉，忽然遇到了可以稍事休息的绿荫，谁都会衷心喜悦和感激；尽管在短暂的休息以后，又是艰难而无尽头的征途。而作者所指示给读者的平凡而美丽的心灵，所引起的也就是这种痛苦中的欢喜和赞叹。她与痛苦同在，并且正因此而弥足珍贵。
不过，尽管不回避丑，作者的重点还是在对美的礼赞。
我想，这是好的。因为，我们固然需要鲁迅的匕首和投枪式的散文，郁达夫式的倾诉悲哀和苦闷的散文，但也需要这样以美的追求为基调的散文和其他各色各样的散文。而就美的礼赞来说，朱自清、废名等前辈虽然都已作了各自的杰出贡献，但生活是如此地丰富和多变，以新的形式来歌唱新的美，不也正是读者的需要吗？
与其他的赞颂美的散文作家相比较，本书作者的追求往往是隐藏在种种叙事、议论之中，而且，这些叙事、议论又往往似乎与美不相干，不像《荷塘月色》一类散文似地叙事本身就是对美的描绘；然而，读了以后只要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其基调所在。如《从〈马兰花〉到〈魔鬼面壳〉》，那似乎是剧评。然而，“他们（指现在的小观众——引者）会比只有《马兰花》的那一代更清醒、更勇敢、更坚韧，这是《魔鬼面壳》的功绩所在”。这样的语句与其说是在肯定《魔鬼面壳》的功绩，毋宁说是在希冀现在的少年们比以前的几代幸福，希望生活不断地美好起来。在其骨子里所跃动的，正是对美的渴望。
我想，这也是好的。因为这也是一种特色，而且是能够给读者带来艺术享受的特色之一。读这样的作品，就像我们在走路时不经意地看两边的景色，先是觉得很平凡，然后看到了一两株可爱的树，于是发现整个景色相互非常协调，有一种整体美。在这时，我们便被这种整体美所吸引，产生心旷神怡之感。
总之，正像《一盏灯二两油》里的农村女孩的心灵美一样，本书所具有的也是朴素的美；我相信，这样的美也正是文艺的百花园所需要的。
1994年
（刊载于1978年8月29日文汇报上的这篇文章，是我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染有那个时期的印记。作为历史，立此存照。）《伤痕》出了“格”吗？
■ 孙小琪
小说《伤痕》以知识青年王晓华的不幸遭遇，愤怒控诉了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并给青年一代带来深重精神创伤的罪行。因为这个作品在选择题材、塑造人物方面，比较多年来的文艺作品有所不同，所以它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赞叹这是一篇好小说，并情不自禁流下了悲愤的眼泪；但也有人摇头否定，认为这样写，关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有问题的”；也有人在一阵感情激动之后，总隐隐觉得这样写法好像不知什么地方出了“格”，犯了“禁”，因而茫茫然不能表态了——长期以来，“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给文艺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留下了许多至今未能澄清的问题。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革命文艺的任务，就是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小说《伤痕》是遵循了这一原则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疯狂的干扰破坏，倒行逆施，把成批成批的革命干部诬蔑为“牛鬼蛇神”，又以反动的“血统论”，使这种污蔑株连到他们的子女和亲属。这种情景，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诸如王晓华心上的伤痕，也不同程度地落在了许许多多人的身上。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常在报上读到的为受难者申冤昭雪的报道，正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证明。《伤痕》是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深广的土壤之中的。作者站在正确的立场，探索了当时生活中具有本质规律的东西，构思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学生王晓华和“叛徒妈妈”决裂，在经历了种种打击的九年后回到已被平反昭雪的妈妈身边，而母亲却已被“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终于未能见到女儿最后一面的悲剧情节，描写了王晓华由满腔热忱到逐渐消极茫然的过程。《伤痕》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故事举了一个出来，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就从这普通而熟悉的事例中，又一次认识了林彪、“四人帮”的残忍暴戾，认识了“血统论”的愚昧反动，从而激起了对这些丑类的极度的仇恨和蔑视，增强了与之斗争的信心和力量。如果说这是写阴暗面的“暴露文学”的话，那它暴露的就是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罪行，就是革命人民群众遭迫害、革命事业遭损失的阴暗。林彪、“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是如此巨大，我们怎么能熟视无睹，又为什么不能批判地暴露这种“阴暗面”，以“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呢？
王晓华是小说中的主角，“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还是个十六岁的中学生，单纯，向上，热爱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珍惜革命队伍的纯洁。她和当时所有的青少年一样，投身于震撼世界的“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当她听到从小溺爱自己、教育自己成长的妈妈是“可耻的叛徒”时，她立即“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彻底和妈妈“划清阶级界线”，远离家乡，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她决不能和一个叛徒生活在一起，即使是自己的妈妈。在农村，她积极努力，希望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主义作更多的贡献。可是，因为妈妈的关系，尽管她已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生活给予她的却总是令人心寒的层层障碍，使她感情上的创伤越来越深，一颗赤诚的心终于“有些灰冷”而“麻木”了——王晓华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从小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承受着老一辈革命传统的教育和熏陶，在对待妈妈以及对待自己的生活上，我们觉得，她要这样做，她能这样做，都是非常自然的。而当她年轻幼稚的满怀忠诚在连连打击之下变得盲目了时，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甚至是只能这样的。因为以她所懂得的道理已不能解释这一切，她只能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马克思曾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王晓华之所以是这样的王晓华，是和她所赖以生长的整个社会环境分不开的。环绕着她又促使她行动的这个环境非常典型，她和这个环境是统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是做到了如恩格斯所说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使这篇小说具有非常生动的生活的真实性，同时，也是这篇小说为什么能引起比较大的反响的重要因素。
既然小说《伤痕》是好的，那么，环绕着这篇小说的种种疑问是否就没有存在的依据了呢？我想，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以外，最关键的就是这类题材能不能写，以及能不能这样写（包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悲剧结尾）的问题。一个短篇小说，还不能解决这样大的问题，就是作为一种探索，也必然还有许多不完善和值得推敲的地方。生活是多方面的，要使马克思主义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显出真理的威力，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每一方面都找出正确的答案来。
我们不能否定历史，也不能割断历史，如王晓华这样的为数甚多的青年，目前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在不同的岗位上奋斗着，她（他）们也需要正确地认识和解释这样的过去。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帮助他们做好这件事。
后记
2009年1月，我突然病了，生活在毫无准备中变了样。以前，我总以为如果不工作了有时间了，还可以做很多很多事，只是在一瞬间，我明白世事难料，由不得你，想做什么能做什么，那就去做吧。
我想把自己写的文章收集成一本书。从1983年秋天离开复旦校园到杂志社工作开始，零零碎碎写了些短文，我从其中选出一些，编成了这个集子。我发现，在选择和重读这些文章时，许多相关的人和事会浮现出来，虽然断断续续，26年的历史似乎就串了起来，很多想说的话也就在其中了。附录中收进了1978年所写的《〈伤痕〉出了“格”吗？》，那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已是历史，做个纪念。
感谢母校出版社支持了我，感谢王安忆为我的书写序，《心向远方》就是这么问世的。
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