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有的作品，不过表现了我对生命的贪婪，总想利用机缘做多种的尝试，即使是小说，我也不愿仅用一种笔法书写。
有权发表文字以来，我一直没有想将“作家”当作一门职业，仅靠写小说安身立命。提起笔我便想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说是“主题先行”也好，说是“文以载道”也罢，我总是把我的作品能给人以什么这个问题放在首位。个人的作为和个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视前者。我不愿做一个除了会写写文章之外别无他能的人。今天看来，事实也证明我这种生活态度或说是生存方式是对的。鲁迅在1919年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任务倒好像越来越迫切，可见得文学功能的微弱。大师数十大卷作品也只是在这个民族的皮肤搔了一下，不管是政治排斥他或利用他，其实他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无所补益。鲁迅要是现在看到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被砍头的电影，大约也不会再以为文学即能救这个民族，还是医生有点实际的用处。我倒以为文学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应该待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汉武帝早就给规定了的“俳优文学”。听说张承志要告别文学，我猜想他并不完全是对当今“文学的堕落”表示激愤，也有一种对整个文学的无力感。而我，则早已看惯了比“堕落”更堕落的人和事，面对作家见“意义”就躲“、纯文学”变成了高智商文字游戏的书摊，我丝毫没有激愤，我采取的方式是干脆宣布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尽量减弱它的文学性。
然而，不但我几种版本的选集都能卖得出去，竟还有人盗版，证明读者还没有忘记我，或新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仍对我的作品有一定的兴趣。这又说明我的“政治小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一点文学性。我想，这大概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的。我把文学创作当作参与社会活动，这便真正发挥了语言的基质--用有意义的工具做有意义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弄语言以逃避现大的影响，无过于灵与肉、生与死。这样，我写政治其实一下子就触到了文学的根本，人最关心的终极价值。
正因为我始终把关注和参与现实社会放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之上，因而即使蜷缩在西北一隅的弹丸之地，我也自认为自己有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超前感。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1983）、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1986）、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一1989，不客气地说，平凹的《废都》晚我5年，当然他的写法与我不同）、第一个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严重损伤的《（我的菩提树》--1994）……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说。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直正属性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床上旁观做爱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局面。但只要把语言当作语言，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也是今日的中国文化，不可置疑地体现了某个历史阶段的特征。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自从迷恋语言，我最多地便是对死亡的触摸。你那些关于死亡的议论，已成为我追求生命的经典。死亡，似乎是探索生命之门，每敲它几下，听听它的回声，才更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危难。……你说你’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目的就是阻止极左路线在中国复活，，以亲身经历和感受写的是‘政治读物’，是这样的么？……我读过一些类似你经历的报告文学，如果单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历史的证明已足使我们切齿。阻止极左路线的重演，这一使命基本完成。我从你的作品里所汲取的更多的还是文学的质。语言是你智慧的珍珠，是你思想的太阳雨，你的语言穿透岁月，岁月的断壁纷纷坍圮。你的语言犀利、敏感，牵动着读者的每根神经。从你的语言中，我看到你灵魂煎熬的全过程，死而生的一切痛楚，看到你漠视来自生存与死亡全部内容的所有恫吓，让人捧着你的语言如同捧着你的五脏六腑，让人辛酸痛彻却不让人懈怠、萎靡、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