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一份真实性大可怀疑的“文件”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仍然忧心忡忡，担心一旦局势发生变动会受到报复。布尔拉茨基在他的上述文章里提醒大家注意这种危险，并且劝告现在的官僚和寡头们变得理智些，他说，如果他们贪得无厌而激起众怒，那么新的斯大林就会像当年的柯巴那样，在无人认出他就是斯大林的情况下“从后排出现”。
上面说过，近年来对斯大林表现出较高热情的是传统派。所谓的传统派，又叫乡土派，他们主张弘扬俄罗斯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传统，反对和抵制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提出俄罗斯应走自己的道路的口号。他们自称爱国者，为过去祖国的强大而自豪，同时又为今天国家处于屈辱的地位而感到痛心。在多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一方面与俄共和其他左派力量结盟，另一方面又团结民族主义者和保皇派，组成了所谓的人民爱国运动。这是在爱国和复兴俄罗斯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的一个庞杂的群体，其中既有肯定十月革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又有反对革命和主张恢复沙皇专制制度的右派，形象地说，既有“红色爱国者”，又有“白色爱国者”。目前人民爱国运动对当局采取反对派立场，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传统派对斯大林也有许多不满，特别是对斯大林推行的农业集体化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但是他们并不全盘否定斯大林，许多人都承认斯大林把俄罗斯建成强大国家和领导全国军民夺取卫国战争胜利的功绩。而当昔日他们引以自豪的强大国家在自由派对斯大林的一片咒骂声中顷刻瓦解时，他们发现，原来自由派反对斯大林也就是反对俄罗斯，目的是要毁掉它，于是在他们心目中斯大林便和俄罗斯完全连在一起了，许多人纷纷站出来卫护斯大林。在他们思想上，斯大林的错误以及由这些错误造成的损失和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先辈或自己本身都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退居到了次要地位。一位着名艺术家这样说：“斯大林是一个可怕的人。但是，但是……现在帝国垮台了……我们的苏联解体了。但是不管斯大林怎么样，不管制度怎么样，他在世时的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别人害怕它，它的话有人听。而现在，恕我直言，想起这点心里觉得痛快。”
可以说，他说出了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的想法。
上面提到过，传统派着名批评家洛巴诺夫从九十年代以来对斯大林问题很感兴趣，曾收集和编辑出版了一本有关斯大林的材料，发表了一些文章和谈话，阐述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他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治国安邦者”，说斯大林主张建立一个具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洛巴诺夫还说，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在同路德维希谈话时，虽然强调他要巩固的不是“民族”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客观上所恢复的伟大强国是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他接着说，斯大林“用历史的目光注视着占地球六分之一的领地，怕被人占去，他记得祖先们解放的、夺取的、开发的每一寸土地。战前他收回了伊万雷帝进行了多年的立沃尼亚战争未能保住、暂时从俄罗斯分离出去波罗的海沿岸领土”。洛巴诺夫还引用一位海军将领的日记，说斯大林战时就决心要收回库页岛南部。在这位批评家的笔下，斯大林是国家利益的坚决扞卫者，决定斯大林对人们的态度的首先是国家利益，其次才是个人因素。他又引用他收集到的季米特洛夫的一则笔记来说明这一点。季米特洛夫记录了斯大林1937年11月7日在伏罗希洛夫举行的晚宴上所说的如下一段话：“任何想要破坏我们国家的人，即使他是老布尔什维克，也将同他的全家人和整个家族一起消灭。”
洛巴诺夫在另一篇文章里说：“老革命家斯大林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失去了革命精神，他把自己的命运与俄罗斯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洛巴诺夫所描绘的斯大林已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际主义者，而是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斯大林所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俄罗斯民族国家；他毕生的任务是维护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提高工人阶级。现在传统派中的许多人所看到的和赞扬的，大体上就是洛巴诺夫所描绘的这样的斯大林。
目前在传统派人士当中还有一种倾向，即把斯大林与列宁分割开来，强调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洛巴诺夫的文章也表现出这一点。他在谈到国家问题时说，列宁基本上赞成联邦制，而斯大林主张建设一个具有强有力中央政权的单一制国家。他还说，斯大林也不接受列宁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消亡”的理论，并在1923年出版的列宁的着作《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写道：“(国家)逐渐消亡的理论是极坏的理论。”他认为列宁遵循把阶级放在首位的“机械的”国家理论，而斯大林则赞成国家的“有机的”发展，把它看成一个把个人和各个阶级吸收进来并使之服从于自己的整体。
传统派的右翼，尤其是那些“白色的爱国者”，更是把斯大林与列宁对立起来，肯定斯大林，贬低、甚至否定列宁。他们批判列宁的国际主义，称颂斯大林的“民族主义”；他们激烈反对列宁在革命初年对教会和神职人员采取的强硬措施，赞扬斯大林40年代以后对教会的宽容和信任的态度。他们甚至肯定斯大林的一些明显地违背列宁主义原则的错误做法。
在俄共党内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真理报》在一篇署名文章里曾作这样的描述：“曾经多次令人痛心地见过同样的场面。人们在代表大会上，在党的会议上，在讲习班上坐在一起，都很正常，和洽相处。对所有问题，既包括对现状的估计，也包括对未来的任务，似乎都取得了共识。但是突然有人说了一句：‘斯大林！’这些政治观点无疑很接近的人突然彼此都不说话了。集体的工作中断了。党组织简直就要分裂了。”现在尚未见到关于俄共内部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的详细报道，因此很难作具体的说明。根据一些零散的材料可以看出，有一些人担心在目前的斯大林热里如果全盘肯定斯大林，就会重复过去斯大林犯过的错误，因此他们对斯大林仍主要持批评态度。例如斯拉文就是如此。据一位批评家说，当斯拉文在俄共的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上听到一个发言的人说了几句赞扬斯大林的话时，害怕得不得了，急忙说：“怎么能这样说！资产阶级就会骂我们！”
他在1994年发表的《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一文中，对斯大林的哲学观点和他在三十年代肃反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像斯拉文这样的人在俄共队伍里不是个别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他的大量谈话中直接提到斯大林的次数不多。1998年10月他在回答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提出的问题(“当您的同志们在你们的群众大会上高举斯大林画像时，您有什么样的感觉？”)时说：“斯大林生活在民主传统刚刚形成并受到严峻考验的时代。斯大林曾不得不同希特勒、张伯伦、蒋介石打交道，而这些人并不是纯粹的民主派。不能脱离他周围的人和他的时代来评价斯大林。”久加诺夫接着说：“只用一种颜色来画斯大林的像是不对的。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像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宇宙航行、在全球建立世界各强国之间的平衡和保证核安全这样的事实。”他又说：“也有错误，党已在五十年代进行了批判。这样的错误和偏离法律的行为不应该重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