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哲学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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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哲学工具论

论语言

汉语哲学之语源

“哲学”一词,语源来自日语的汉字译文。所对译语词则为西语philosophia一词,此词在西语中为探求智慧者、智慧之友或智者之意义。哲学即智学,思维与智慧之学。但“哲”字则并非此语词之本字也。“哲”本为“晢”字,即“哲”是个代字(假借字)。

“晢”,本义光明。《说文》:“晢,昭明也。”(太阳古异名称“晢耀”,语转即今语“照耀”。“黎明”古称“晢明”,“向暮”“失明”古曰“晢眇”)。江淹的杂体诗《谢临川灵运游山》描写日光:“洞林带晨霞,石壁映初晢。”

“晢”,引申为明察、明辨、明智之义。此古义见于《尚书·洪范》:“明作晢,聪作谋。”明辨,明晢也,即明智也。《易经·大有》说卦云:“晢明行事。”

“哲”,则为“晢”字之假借字,即化“日”为“口”之省体异文。

从汉字的语源角度探讨,可以知道“知”“智”是同语源的异形文字。“知”字的本义乃是射箭中靶。“知”与“至”为异文同源字。“智”从“知”音,而上古射事为大,善射曰“智”。

“智”“晢”“哲”三字音近相通假。“明智”即“明晢”,即“明哲”,意义皆为心智之光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虽司命其不晢。”《经典释文》:“晢,智也。”

故求之语源,“哲学”一词顾名思义,即晢学、智学,明哲、明智、智者、智慧之学也。

但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一目。

中国传统学术四部分类,为经学、诸子学、史学以及杂集之学。四部以经学为总纲,而近似哲学之论述则散见于四部子学及杂学中。

中国古代近似纯哲学之论述,除老子《道德经》外,起源最早可追溯者当为《易经》中之《系辞》及《大传》。《易经·系辞》是一部于中外哲学史中都足称伟大而不朽的著作,也是中国古自然哲学、政治哲学以及人文哲学的总纲,古传作者为孔子。如是,则《易经·系辞》也是孔子著作中最伟大的一部哲学本体论及方法论著作。(关于《易经·系辞》译文及哲学阐释,可参考何新:《何新论〈易经〉》(上下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

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

恩格斯总结西方哲学史时曾经说过:“哲学之基本问题是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

此说确然,只是思维以外还须补一项——语言。

存在之所以是问题,是因为人类意识到存在的虚幻性——所有存在的都是在消逝的。这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思维的哲学问题,则是须解释为什么人工设计的抽象符号系统能够有效地模拟和预演存在。这是西方古典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语言的哲学问题则是解释人工符号系统的有效性问题,这就是古典哲学所谓工具论问题及逻辑问题。

也就是说,全部西方哲学史几千年来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关于何为存在,关于存在与思维,以及思维与语言(符号)之关系的问题。

除此之外,古典哲学还有追究人生意义和人性善恶的问题,这是古典哲学的伦理学问题。

语言哲学

在20年前,我曾经发表以下论点:

维柯认为,人类认识中的所谓“真实”,实际仅仅是他通过自身的观念和语言所构造的一种真实。(这一观点在20世纪哲学中已是极为著名的。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伽达默尔说:“可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些论断都继承了维柯的这种观点。)

人类创造各种神话,就是以语言隐喻的方式,理论地、实践地把握现实世界。在这一意义上,神话不仅是文化的象征,而且被看作隐喻思维的一种符号系统。(因此,维柯也被认为是符号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这种隐喻式的符号语言逻辑,被维柯称作“诗性逻辑”。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于语言符号和象征的解读活动,就成为理解神话式隐喻思维的关键手段。

维柯的这种观点,在近现代语言学中导致了被命名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语言决定论。根据这种决定论,语言不应当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仅仅被看成是解决人类交往或思考中各种问题的一种附属手段”。

萨丕尔说:“事实上,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传统之上的。绝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语言,在表现同一种现实时其见解和叙述却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社会,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而并不是只贴着不同标签——语言的同一个世界。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听到和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东西,但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语言传统预先给我们提供了用以认知和解释世界的那些基本范畴。”

从这一观点出发,很自然地引申出了这样一种重要的社会语言学见解——“这种看法并不意味着现实(客体)本身是相对的,而是说现实是由不同文化的参与者,以不同的方式划分和归类的。或者说,他们注意到的或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乃是现实世界的各个不同的方面。”

这也就是说,一种社会文化,只有通过特定的语言符号手段,才能对现实(客体)发生关系。如果把这一观点再做一下推广,就自然地引申出了如下结论:构成人类文化的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事实上都处在语言符号系统的组织和约束之内。在这一意义上,人类的全部文化活动,都不过是一种语言、符号性的行为,即与自然(客体)和人类自身(主体)的无限对话活动。

正是从这里出发,20世纪的现代哲学由古代哲学的自然本体论以及近代哲学的思维本体论(认知论)转变为语言本体论,语言哲学也由此取代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神圣地位。在方法论上,则由康德、黑格尔时代的泛逻辑主义,分别转变为伏尔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索绪尔、萨丕尔、列维—施特劳斯、伽达默尔等人所代表的不同流派的泛语言主义。当代英美的分析哲学和符号学、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德国的解释学,就是体现这种本体论和方法论转变的三大主要语言哲学流派。

论物质

哲学上的若干基本概念是很难定义的,如“物质”“有”“存在”“无”“非存在”等。

这几个概念貌似简单而直观,无人不了解。但事实上,自哲学诞生以来的几千年,这几个概念始终说不清楚,一直没有公认的定义,因而历来聚讼纷纭。

有就是无

哲学上所谓“实在”的概念,首先是基于孰为“存在者”即“有物”的概念。所谓“物质”的概念,实际是一个泛存在,即普遍存在者的概念——普遍、永恒之存在者即物质。

但是,回顾中外哲学讨论的历史则会发现:自小亚细亚的哲人巴门尼德、中国古代的哲人李耳(老聃)、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开始,都对“有物”这个概念给予过摧毁性的质疑。他们都指出,所谓“有”“有物”“物质”“存在”或者“纯有”的概念,同时乃是不存在者,即虚无[1]。

作为泛存在者的物质,也只是一个虚拟存在的虚拟概念。存在的本质是无相,因之正如佛学所说,世界的存在本体是无相。因而存在即虚无,有就是无。

近代最伟大的哲人黑格尔因之而指出,理解“有就是无”,乃是进入一切哲学讨论的初阶。

法国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法国《百科全书》所谓启蒙学派)曾经断言,哲学唯物主义可以终结一切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们认为,物质是一切表象的载体,是客观实在。物质是不能被创造和消灭的。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存与亡,只是物质具体形态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物质是第一实体也是唯一实体。宇宙中除了物质和运动,什么也不存在,不需要假设上帝或者任何神的存在。

他们认为,人的生命也是物质现象以及物理的机械现象,人是机器(自动机——拉美特里语)。

马克思的物质观

青年马克思深受法国革命以及启蒙思潮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表明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后来主要由恩格斯和列宁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

马克思本人曾经试图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唯物论结合,成为所谓动态的实践唯物论或者后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辩证唯物论。

这种辩证唯物论哲学认为,物质是指在人们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又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是各种事物共同具有的客观实在性规定。

关于哲学上的物质范畴,列宁提出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据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限多样的形态,无穷的变化发展,归根结底都是物质这一客观实在的外在表现。意识、精神,也是高度发展的物质的一种表象。

但是,这种说法意味着物质与精神两个概念意义的模糊和混一。唯物论所理解的精神和理性,仅仅限于动物与人类的感知和认知,以及人类的心理学现象等。它根本无法理解超越人类之上的宇宙理性的问题,即康德和黑格尔所意识到的宇宙存在本体所具有的先验理性结构的问题。

量子力学关于物质的解释

现代物理学以抽象的能量本体消解了机械论狭义的物质概念。

根据量子力学创始人波尔的观点,他认为物质在宇宙中以能量波的形式存在,发生相互作用时“坍缩”成粒子,发生坍缩的位置是不确定的,所以所在具有不确定性。这种定位不确定的物质能量波变,就是量子。

量子力学认为,当观察者不存在时,所谓物质仅是一种虚拟的数学概念,即“函数波包”,不具备任何物质实体的特征,只能用一个波函数去描述它。

这就是现代量子力学对物质的基本解释[2]。

现代物理学的物质定义

现代物理学对于“物质”概念的一般定义则是——

物质概念的内涵:物质是质量的空间分布,是某一有限质量在某一有限空间内的瞬时态分布。

外延:所有存在物,包括精神物和超现实物(如信息、黑洞、反物质、隐物质)。

这个概念高度抽象,但是与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则是接近的。

论“有”与“无”

“有”与“无”,即存在与虚无。自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指出这两个范畴存在悖论以后,曾经成为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本体论范畴。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也以专门章节详细讨论。

在东方哲学中,中国之巴门尼德——老聃也曾在《道德经》中讨论。在魏晋玄学以及中古佛教哲学中,这两个范畴则分化成为“崇有论”以及“虚无论”两派,又被佛学之“有宗”及“空宗”作为思辨以及论辩的经典范畴。

但两宋以后,中国本体论哲学消亡。因此,清代以来特别是近代、现代人,对本体论之“有”“无”两个概念基本丧失了理解。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由于近代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的兴起以及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消亡,包括罗素、维特根斯坦等所谓“大师”对这两个本体论范畴的哲学意义也完全失去了理解。

本文拟重新追溯及阐释这两个基本本体范畴的哲学含义。

《道德经》第一章乃老子之本体论。老子认为,虚无为万物之本体,虚无与存有同时并存。“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一章)老子的这一本体论思想,自河上公及王弼以来从未能得到历代注家的真正理解。

相似的观点,亦见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印度的《呔陀经》以及早期佛教思想中。[3]

黑格尔《逻辑学》《小逻辑》的第一章均为“有论”(又译为“存在论”)。在这一章里,黑格尔极其深刻地分析了关于“有/无”同一性的命题。我读过国内外许多解读黑格尔“有论”的著作,然而发现并没有人真正懂得黑格尔“有与无具有同一性”的命题。这个命题,又正是老子哲学本体论的第一命题。

黑格尔说:

“有即是无这一命题,从表象或理智性的观点看,似乎是太离奇矛盾了。甚至也许会以为这说法,简直是开玩笑。要承认这话为真理,实难做到。因为有与无就其直接性看,乃是根本对立的……用不着费好大的机智,就可以取笑‘有就是无’这一命题。”

“例如,反对这命题的人可以说,如果‘有’与‘无’无别,那么,我的房子,我的财产,我所呼吸的空气,我所居住的城市,太阳、法律、精神、上帝,不管他们存在(有)或非存在(无)都是一样的了。”

黑格尔指出:“足以表示有无统一的最接近的例子是变易(daswerden)。人人都有关于一种变易的表象,甚至都可承认‘变易’是一个表象。若加以分析,则变易这个表象,包含有‘有’的规定,同时也包含与有相反的‘无’的规定,而且这两种规定在‘变易’这一表象里又是不可分离的。所以,变易就是‘有’与‘无’的统一。”

让我们试举一具体实例,来观察一下关于“有无同一性”这一命题是如何被抽象出来的。例如,一个鸡蛋变成一只雏鸡。雏鸡对于鸡蛋,是质相完全不同的另一“他物”(贺麟译作“别物”)。但孵化的过程,也就是鸡蛋自身变异(“自我异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鸡蛋的质相消失于雏鸡中。试以“有”与“无”这一对范畴对这一过程作概念分析(思辨),如果我们设定鸡蛋为最初的存在物(即“有”),则当此枚鸡蛋存在(有)时,那只将生的雏鸡则尚是一种非存在物(即“无”)。当雏鸡诞生之时,那枚鸡蛋(受精卵)则已不复存在,即由一“有”而转化为“无”。由此可见,这个过程同时是如下两个过程的对逆发生:

鸡蛋变雏鸡/雏鸡消解鸡蛋

(有)→(无) (无)→(有)

即:当雏鸡是“无”时,则鸡蛋是“有”;当雏鸡是“有”时,则鸡蛋是“无”。因此,这个变化过程是一有相(鸡蛋)变为一无相(零),同时又是一无相(雏鸡)变为一有相(壹)。又因此,鸡蛋和雏鸡都是有和无的统一体——在鸡蛋(有)中潜伏着一个尚作为“无”的雏鸡,而在雏鸡中潜伏着一个曾作为“有”的鸡蛋。这就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体。

从名相的角度分析,“鸡蛋”是一个名称,而“雏鸡”则是另一个对立的名称。所以,老子说:“名可名,非常(长)名。”雏鸡又将变为大鸡,大鸡又将死亡而再成为新物,这就是“道可道,非常(长)道”。(此语真正的意义是,导生又有新的导生,所以没有永恒单一的导生。)

作为无相而尚未得到命名,这是万物发生伊始(即“无名,天地之始”),而第一物种之名,设如“鸡蛋”一名正是“雏鸡”以及此后绳绳万物演变之链的一个初始(即“有名,万物之母”)。理解了以上分析,《老子》之第一章以及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章,就丝毫也不难理解了。

这个观点可以泛化(具普遍性)。也就是说,同样的思辨可以应用于分析一切变易的过程,例如一个人的死亡(由有而无)以及诞生(由无而有)。

人们常以为,宇宙中的消逝者是“时间”,因此有一客观之“时间”之流或矢量,而处在时流之中的万物本身是不流变的,有所流变的只是偶相。殊不知,宇宙中并不存在所谓“时间”,存在的只是一个永恒的万物自身之流变过程。流失的并不是时间,而是万物本体自身。(《庄子》中有此寓言,已达到这一思辨。)

正是这种分析可以引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切存在物中,都潜伏着作为自我否定(即他物)的对立物(黑格尔语)。

黑格尔说:

“有过渡到无,无过渡到有,是变易的原则。所以‘有’中有‘无’,‘无’中有‘有’;但在‘无’中能保持其自身的‘有’,乃是变易。”

“在变易中,与无为一的‘有’及与‘有’为一的‘无’,都只是消逝着的东西。”

“事实上,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某物成为另一他物,而另一他物一般地又成为另一物。某物既与另一他物有相对关系,则某物本身也是与另一物对立之另一物。既然过渡达到之物与过渡之物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二者皆具有同一或同样的规定,即同是另一他物),因此可以推知,当某物过渡到另一他物时,只是和它自身在一起罢了。这种在过渡中、在另一物中达到的自我联系,就是真正的无限,而成为自为存在。”

黑格尔又指出:“在哲学史上,赫拉克利特的体系约相当于这个阶段的逻辑理念。当赫拉克利特说‘一切皆在流动时’,他已经道出了变易是万有的基本规律。反之,埃利亚学派的人,有如前面所说,则认为‘有’、认为坚硬静止的‘有’为唯一的真理。针对着埃利亚学派的原则,赫拉克利特于是进一步说‘有比起非有来并不更多一些’。”

通过以上的示例与分析,这些听起来似若天书的神秘语言,应都可以豁然而解。黑格尔这些话不仅包含了对于作为哲学范畴的“有”与“无”相同一的深刻思辨,而且对于理解老子、赫拉克利特的思想非常重要。

然而,事实上,过去从来没有一个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能够真正理解和准确地解释黑格尔的上述思想,因而他们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老子关于“有”与“无”即“存在”与“非存在”的概念分析。从哲学与宗教理性的历史看,有与无的思辨乃是早期哲学及宗教思辨所普遍关注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

实际上,“存在”与“非存在”即“有相”与“无相”的问题,也就是关于生命与死亡的问题,以及关于存在和生存之意义的问题。印度古经《梨俱吠陀》说:

“无即非有,有亦非有。”(X.129)

“死即非有,不死亦无。黑夜白昼,二无迹象。”(X.129)

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中古佛教名僧龙树《中论颂》说:

“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

“一切实非实,亦实亦非实,非实非非实,是名诸佛法。”

这些话听起来神秘无比,其实讲的也不过就是上述“有/无”均非实相的道理。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及《易经》经传中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在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中,关于“有/无”问题以及空与不空的名相(关于实体及符号与现象)的问题,曾两度形成哲学与宗教思辨大争论的高潮。

我们还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在现代物理学中,关于古典哲学中所抽象讨论的“有无”变迁问题,已经在关于相变与临界现象的研究中发展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学科。物理学之所谓“相”,可对应于黑格尔《逻辑学》之所谓“质”,亦即古典哲学家之所谓“有”。

“相”即一定序态的物理“质”,它潜伏于另一质态中,通过可定量分析的临界条件的参量连续变化(“量变”),达到打破平衡态的临界突变(即“相变/质变”)。

1969年,普利高津将非平衡相变中出现的有序和结构发展为“耗散结构”理论。1977年,普利高津由于这一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后来曾对记者说,他的理论受益于中国的老子。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论拓扑学——数理逻辑读书札记

拓扑学的基础是集。所谓集,就是任何性质的元素的集合。在这里,元素就是军事范畴。

有限集和无限集不同,后者又分可数集(一个自然数能对应一个元素)和不可数集(连续集)。

集的任何一个部分叫作子集。集可以进行加法、乘法、相交、减法的运算。集的元素之间可以建立对应关系。一一对应关系,是指一个集的一个元素且只有一个元素同另外一个集的每个元素相对应,或者相反。多对应关系,是指一个集的一个或几个元素可能同另一集的一个元素对应。

基于集上建立函数和映射,函数是两集的元素间的某种对应关系。如果两集的元素间建立了相互的顺序的关系(次序),则此两集为有序集。任何一个集,如果它的元素本身也是集的话,这个集就定义为集系统。

在拓扑学中,集概念是基础。如能满足以下两个要求,某个初始集的任何子集系统就定义为拓扑——该集本身属于该系统;任何(有限或无限)集数的和,以及这个系统的有限集数的交属于同一系统。初始集和其中给出的拓扑叫拓扑空间。所有属于这个系统的集叫作开集。这样,拓扑学可以使用任何元素而不要求这些元素间有确定的数量关系。说明某些集是开集,是确定拓扑的一种方法。开集的物理意义在于集的每个元素都有某种意义上相似的、也属于这个集的相邻的元素。这类相邻的点叫作邻域。

基是拓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拓扑空间的基是这样一种开子集的集——其他任何集都可以表示为这些子集的和。在某种意义上,基包含那些可以用来构成所有其他子集的最简单的子集,这等价于构成一切其他参考单位的基本参考单位的发展。基应当是有限的或是可数的(不是连续的),而且基元素(最简单的范畴组)应当互相分离而不会合并。这样就简化了拓扑空间数学运算的证明。

拓扑空间的一个特点是(和几何空间相反),不存在点之间距离的概念,而且点间关系要在其他原理的基础上建立。有时候拓扑学被称为“弹性几何学”,因为拓扑空间的对象可以按需要胀或压成几个部分仍保持不变,但不允许切开或并合。按拓扑的观点,哑铃、咖啡壶和汽车轮胎的形体是一样的。在距离并不重要而关系(特别是在分析各种结构以及将一些结构改成排他结构时)比较重要的情况下,拓扑概念很有用。我们可以看到拓扑空间和实数空间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帮助我们深入事物的实质。在拓扑空间中用集,而在实数空间里用数,拓扑空间的基是可数的,也就是一个自然数级。具有可数基的拓扑空间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表示为基元素的和,而且任何整数都可以表示为自然数的和。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像数一样在使用单个的范畴(拓扑空间的点)和范畴的集(组),差别在于拓扑空间的元素之间的距离同实数空间不同,是不确定的。但是拓扑学使用元素,而元素本身是集,因此表现出各种特性。这在描述问题时很有用。

拓扑空间的每一点表示一个范畴,一组范畴表示拓扑空间的一个部分,其中包括属于这个组的一些范畴集、点。假设我们讨论这样一类范畴,准备用一个特征和特点的集来描述,这些特征的数目可能是有限的或无限的。每个特征本身就是一个范畴,我们把它看作一个点。这个点定位之后,我们必须确定它与拓扑空间其他各点的相互联系。拓扑描述了这种相互联系。在制定组织决策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具有对结构特点进行数量评估和对与它的变换及其他结构有关的定量特征进行评估的能力。拓扑变换就是破坏某些联系和建立新的联系。如果联系不发生改变,则按拓扑观点来看就是没有变换。运用拓扑学就有可能研究结构,评价变换的复杂性,建立结构之间的新关系,而结构的拓扑决定了它们的实际性质。研究外形的时候运用拓扑也很有用。

拓扑空间的一种形式同常用的度量空间即距离能确定的空间很相近。这便是所谓豪斯道夫空间,其中任意两点有不相交的邻域。这个特点的含义是各点相互分离。

霍布斯认为,思维“只不过是为了标志和称谓我们的思想而对一般名词的联系加以计算(加和减)罢了”。

“在哲学中我找到一种方法,达到了笛卡尔与其他人借助代数和分析在算术和几何方面所达到的目的。但是对所有科学而言,卢利亚和P.基尔赫尔就用组合论的方法制定了这种哲学,只是他们未能深入到它的本质中去。可是,他们指出了一条道路,据此世界上所有现存的组合概念都能够分解成数目有限的简单概念,它们好比是上述组合概念的字母表,用组合该字母表的字母的方法能够重新获得所有东西及其理论。这个发现,如果上帝能让我完成的话,将是我的所有发现的根基,它本身将是非常重要的……”

从纯操作方面着眼,概念乃是“一种规则,应用它描写客体,使我们有可能断定,该客体是否属于那个同名称相符合的集合自动化”。引进一个条件,将这一过程解释为连贯地采取一些决定并探索这些决定。这样的规则是一种“解答树”,其形状是定向的树形图。我们有可能用数学方式表达概念形成的过程:形成概念的程序是某种运算系统,它运用矩阵,以便建立“解答树”。

概念是以同一性抽象为基础的。在这种概念中,固定着客体作为一个类别的代表所拥有的各种特性;但是,在这种概念中没有该类的亚类所特有的特征,换句话说,这类概念中不包括并列从属的概念。

孔德在19世纪中叶宣称,“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星体的化学成分”。但是不久,本生(R.W.Bunson)和基尔霍夫(G.R.Kirchhoff)就发明了光谱分析法。

布尔代数,也称逻辑代数或开关代数。它的基本概念是英国数学家布尔(George Boole)在1847年提出的。后来,布尔又于1854年在《思维规律的研究》(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ows of Thought)一书中提出了“符号逻辑”系统。他指出,演绎逻辑中的各种命题可以用数学符号来代表。

若干哲学概念的简述

1.意识形态并非认知工具,而是一个解释和言说的体系,整合(组织)和动员社会的宣传体系。

2.意识形态与学术关联密切,但决不要与学术混为一谈,特别是人文学术。

3.关于人文学术,我们避免使用“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概念。因为五四以后的中国文人中存在一种科学性迷信和崇拜——“科学”一词几乎近于偶像,故而发生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崇拜。

4.科学是一个人造概念系统,与一切人造系统同样地具有虚拟性。科学提供知识,但是知识并不等于真理。

5.科学系统在立场上要求自身具有客观性,在理则上要求理论具有普遍性,在目标上要求服务于公众之社会性。

6.意识形态在立场上具有主观性,但也具有普遍性和公众(社会)性。

7.学术则不然。学术之立场具有主观性,而且很少具有普遍性和公众性,让公众去评定学术是可笑的。[4]

8.科学是一种认知的学术,探索未知的学术,寻求真知的学术,客观的学术。例如,万有引力定律不会因为研究者的理念不同、信仰不同、立场视角不同而改变。

9.虽然学术与科学都是寻求认知的理念体系。(何谓理念?即系统化的概念、理论。)但是,学术与科学不同,因为理论立场不同。学术可以成为私人的精神玩具(所谓象牙塔),而科学则是社会公众的工具。

10.科学具有普适性的认知结论,是公众的普遍信念。学术则是私人性的,学术研究是个人行为,因此获得学术发现亦是个人荣誉。只有某种学术结果成为完全无异议的公众意识时,学术才能成为科学。

11.至今还没有形成所谓“社会科学”。多数所谓“社会科学”之人文学术只是学术,远达不到自然科学系统具有的客观性、理则性、无可置疑的公认性和公众性。因此,人文学术很难谈得上已经具有普遍之科学性。

12.学术是主观的理念体系和理论。学术具有强烈之个人性色彩,这一点与科学非常不同。[5]

13.科学观点不会因人而异,但学术观点则往往因人而有所不同,并且经常会改变。

14.然而,现代物理学却有牛顿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物理学的区别,表明物理学理论也学术化了——爱因斯坦相对论无疑具有极其鲜明的个人色彩。[6]

15.科学观念的这种稳定性、普适性和公众性,产生于“科学”之迷信。迷信源于信仰和信念,实际是源于人心中之宗教性。

16.科学源于理性。但对于多数公众来说,科学并不是理性工具而是一种迷信。迷信科学,因之盲从科学。

17.科学迷信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只是偶像的不同。宗教的偶像是神,科学迷信的偶像是科学。

18.所谓反对伪科学的运动,本身就是基于对科学的造神化。

因为科学起源于学术,而学术就是尚不能知真伪、尚未成为共识的前科学。反“伪”运动使既有的科学被置于不容怀疑的神化地位,同时扼杀了许多学术——萌芽状态的前科学或潜科学的种子。

19.必须慎言所谓“真理”。

通常,人们所谓“真理”往往只是一种信念——我相信这是“真”的而已,所谓“真理”其实只是某些关于“真理”的断言而已。一个人宣称或断定“真理就是a”,他的真实意思是“我宣称的真理是a,我认为的真理是a,我相信的真理是a”,如此而已。

但是,他人具有同等权利主张相反的观点也是真理——“我认为的真理不是a,而是b”[7]。

20.通常,许多关于真理的言说,往往不过是某些人的私见、意见、见解而已。在论辩中高高挥舞科学和真理招牌的人,不过是要求你相信他、迷信他、盲从他而已。

21.真理是一层层的,正如宇宙本身的构造,在最内层的深处和最外层的远处。真理都是无限而不可穷尽的,有限者并非真理。由于不可穷尽,所以有限的言说并非真理——我们所已知和能知的有限层面,都不是真理。

22.意识形态既不是真理,也不是学术,更不是科学。

意识形态是一种公共意识,一种集体认知、公众信仰、群体意识。

23.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须臾离不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从精神上维系一个组织;意识形态提供一种集体认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形成社会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通过舆论左右社会;意识形态制造出社会的精神偶像、集体信仰。因此,意识形态是社会信仰的公共神话。

24.宗教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意识形态。

宗教的需要来自人性和心灵的最深处。茫茫宇宙,不测的命运和人生,使得人类的理性、科学、技术显得无比渺小。

宗教信仰提供了使人类灵魂与他界直接沟通的通道,也提供了在现世面对一切人生变局所始终可以依靠的精神支柱和最终归宿。

25.宗教的强大力量来自它的排他性。一种宗教体系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它不依赖任何科学或学术。它是超验和绝对的,宗教是人类意识中唯一自我宣示的“绝对真理”。

26.一个社会可以没有学术,没有科学,但是绝对不能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公共意识形态的社会必定崩溃。

27.科学的理性素质使之不具有强制性,因此科学不能领导社会。学术的个人性质使得学术也不能引导社会。

28.意识形态具有强制性、信念性以及集体认同性,因此才能引导社会的集体方向。没有意识形态的引导,一个社会就会迷路。

29.许多人分不清意识形态与科学和学术的区别。“文革”时期发动批《红楼梦》学术、批《海瑞罢官》等学术和艺术作品,把学术分歧通过意识形态斗争转变为国家政治斗争,实际是泛意识形态化。

但后“文革”时期出现了另一极端,国家一度放弃制造意识形态,放弃意识形态管理,非意识形态化也使国家陷入困境。

30.历史意识既是人文学术,也是意识形态。作为人文学术,历史学应当由有资格和具有准备知识的专业人士,在学术范围内自由研究。

但面向公众的历史教育则是意识形态,应当受到国家的严格管理,应当以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利益为准绳,对历史意识的公众传播应该严格审核。

31.什么叫真理?所谓“真相”(基于客观观察)、“真实”(综合实体)、“真理”(系统化理论),都是认知概念,由感性到理性。

32.但是所谓“真理”都是人的作品,而人类所知仅是现象。人类对宇宙真正的本质(另一种翻译即“本体”或“自在者”),一无所知而且必然一无所知——这是康德哲学的伟大发现,也是近代欧洲经验主义中最可取的观点。

33.我们所知道和谈论的所谓事物的“本质”,其根据无非只是来自我们所观察的事物现象,通过猜测或推测而获得的。我们所自以为的事物的“本质”,由于彼此看法不同,难免会有纠缠不清的争论——而且那绝对不是宇宙自身自在的、真正的本质。

34.正确不意味着真理。(例如,1+1=2是正确的,但非真理。)语义正确意味着符合语言规则。真理则涉及本体性。

35.黑格尔说:“彻底的怀疑论乃是不可动摇的。”即“坚信一切之不可信”。这也是一种悖论。

36.科学只是人类寻求对于宇宙和人生进行认知的工具理论。

所谓工具理论,其实是一个实用主义或实效主义的概念。工具理论是主体探索未知对象的解释和认知工具,但并不意味着工具本身是必然真理。

37.一种理论,只要言之成理(非自相矛盾)、持之有故(有某些事实和理论的依据),就足以成一家之言,构成一种学术。

38.如果一种学术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现象和事实,就可以作为一个工具理论。覆盖的事实越广阔,则工具性能越强。

39.世界上存在的唯一必然真理是存在的世界本身,除此之外别无第二真理。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并非意味着存有即应然,而是说无论人喜欢不喜欢——这个现实的真世界,也唯有这个现实的真世界,是人所必须面对和做出认知的。

40.所谓认知,就是寻找出那些发生者和存在者,之所以发生和存在的必然理则和根据,即因果性。

41.现实本身永无错误,错误的只是人关于现实的观念。若想改变现实,就必须首先恰当地认知现实——知道现实何以成其为现状的必然“机制”——从而把握因果关系。

人只有运用现实本身具有的手段才能改变现实。在这一意义上,任何高妙的理念、理想、观念及意识形态都毫无价值。

42.人类理性的基石就是认知因果性。

43.因果性不仅是可认知的,而且是可操作的。操作即实践。所以,种瓜自然得瓜,种豆自然得豆。种瓜或种豆是得瓜或得豆的原因,而得瓜或得豆是种瓜或种豆的结果。

休谟的因果怀疑论,由于因果的可操作性(实践)而破产。

知其因果,就可以操作因果和创生因果。能够创生和操纵因果,也就意味着因果的可知性和真确性。

44.其实,人类的一切认知、言说、理论、学术、科学以及意识形态,都不过是试图描写、解释、表述而把握世界及其因果关系的尝试而已。

45.关于“实践”,这个词来自明人。

求之语源——“实者,实干。践者,足之所履曰践。故,实干、履践曰实践。”

46.毛泽东曾说:“我的两本哲学书,《实践论》较好。”

确然。《矛盾论》其实是所谓“矛盾”的形而上分析,是一种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

《实践论》所讨论则为认识论,关于人如何求取真理。

47.毛泽东的“实践论”主张行重于知。履践和尝试胜于理论与空谈,不务实者必无知。人必须从履践的经验中方能求取真知识,而最终则要以实效为标准而作检验——唯不断成功者,方可信任为真理。因此,并无现成的、既得的、永恒的、最后的、自在的真理。

故,马克思说:“问题并不在于如何认知这个世界(人言人殊),而在于如何改造这个世界(为了谁,对谁有利益?)!”

这种实效及实践主义,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哲学真理观,高明于静态的欧洲经验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

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

宇宙秩序与科学哲学

记者:您认为神存在吗?“神”这个汉字的意义和本义究竟是什么?

何新:汉语中“神”的本源字是“申”。甲骨文中没有“神”字,只有“申”字。“申”的本义是闪电(“申”“电”古音相通,都是闪电的象形字。“申”字引申为长带,加“纟”即“绅”)。现代人认为雷电是物理放电现象,而古代人认为雷电是神奇现象。神就是这种神奇现象的原动者。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神是有组织、有目的、超自然的宇宙意志。

培根说过一句名言:

“我宁愿相信圣使徒传、犹太经典和《古兰经》中的一切寓言和神话,也不能相信这宇宙是只有躯壳却没有一个主宰的精神和灵魂。所以,上帝无须显示奇迹来反驳无神论。实际上,宇宙中所存在的自然秩序,已经足以驳倒它了。一知半解的哲学思考把人导向于无神论。但是对宇宙与哲学的深刻思考,却必然使人皈依于上帝。因为只有从表面上看去,这自然界的万物才是偶然和不相关联的。可是只要深入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那些错综复杂的因果联系,最终只能导向一个总的宇宙原因——这就是神。”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自然中理性的秩序和组织确实存在。美国核子物理学家卡普兰说:

“五年前,我曾经有过一次美妙的感受。在夏末的一个午后,当我坐在海边,看着海浪涌来,并且感知自己呼吸的节律时,忽然觉得整个环境都在参加一场巨大的宇宙舞会。作为物理学家,我知道周围的沙粒、水和空气是由振动着的分子和原子组成的,而分子和原子又由粒子组成,这些粒子通过不断地产生和消灭其他粒子而相互作用。我还知道,地球的大气层不断地受到宇宙线簇射的射击,这些高能粒子穿过大气时,发生着多次碰撞。对于这一切,我在高能物理学的研究工作中已经熟悉。但是直到那一时刻以前,我只是通过曲线、图表和数学理论来体验的。”

“当我坐在海滩上时,我以前的体验变得栩栩如生:我‘看见’能量的级联从外太空降落下来,在其中以有节律的脉冲产生和消灭着粒子;我‘看见’元素的原子和我身体中的原子参加到这种能量的宇宙之舞中去;我感觉到了它的节律,并且‘听见’了它的声音,就在那一时刻,我认识到这便是印度教徒们所崇拜的舞蹈之神,湿婆(Shiva)之舞。”

现代科学与原始宗教的神秘论者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二者都意识到宇宙中超人类的秩序、组织以及目的性的存在。但是自然科学家认为这些现象之后有自然规律,而宗教则认为这些现象起源于有意志的神灵。

记者:您对于神灵的这种解释,是否就是“自然神论”?

何新:你说得对。自然神论,或译作“泛神论”。马克思认为是披着宗教色彩的唯物论,而我认为它其实是对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消解(扬弃)。理性主义的大乘佛学,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哲学家莱布尼兹、斯宾诺莎、黑格尔、康德以及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是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与自然哲学

记者:自然神论究竟是宗教还是哲学?

何新:应当说既是一种终极信仰,也是一种自然哲学。自然神论就是自然的生命力论。这种生命哲学,在近代德国哲学中发展得最为彻底。如果说英国的经验主义是近代科学哲学的机械论代表,那么德国的理性主义传统,从莱布尼兹、康德、歌德到谢林、黑格尔,则都主张某种意义上的生命哲学即自然神论。

与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相反,他们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为精神活动所渗透,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应该用精神的内在活力来解释,而不应该用物质的机械运动来解释。(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作是《人是机器》。)德国理性主义把自然界视为宇宙通过矛盾斗争所发生的必然过程,人性是整个宇宙发展过程中的精华和缩影。

自然神论认为,所谓“神”就是宇宙本身内在的秩序、组织和规律性。自然神论的“神”没有人格化的神格、形象和面貌。为什么呢?因为偶像仅设定了神的一种确定性,它使人误解,似乎神只有某种确定的形象或面貌。

斯宾诺莎说过:“一切规定都是否定。”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多次引述这一观点,玩味它。

记者:斯宾诺莎是如何理解上帝的?他是无神论者吗?

何新:黑格尔对此是这样评论的——他说:

“有人说,斯宾诺莎主义是无神论。从一个方面说,这是正确的,因为斯宾诺莎不把神与世界、自然分开,因为他说神就是自然、世界、人的精神——个体就是神以特殊方式的显现。我们倒是也同样可以把他称为无世界论者。斯宾诺莎主张,我们所谓的世界是根本没有的;世界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形式而已,并不是自在自为的东西。世界并没有真正的实在性,而是一切都被投进了唯一的同一性这个深渊。”

有一位现代泛神论宗教哲学家尼·唐·瓦尔施也这样表述“上帝”:

“人们认为我只是他们见到的那样,而不是他们没有看到的那样。但我是伟大的未表现者,而并非我在任何特定的形式中被设定为存在的那种形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乃是我所非是,而非我所是。我来源于不是,归结于不是。(如果我以这种那种特定的形象降临,人们就会把这种形象看作是我。如果我以另一样式显现,因为第二个人看到的与第一个人不同,他们就会认为那不是我。)”

“但问题在于,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显现,不管我选择什么形态、什么面貌,那都是我。我是唯一的,又是无限多的。”

“所以,正确的祈祷不应是一个祈求,不应是祈求的祈祷,而永远应是一种感恩的祈祷。无论是福、是祸、是顺境、是厄运——那都是我,那都是我所赋予的现实,而且都是有意义的现实,是只有善因和善果的现实。人们感受到恶,感受到痛苦,并非这种恶或痛苦是真实的(只有善和幸福是真实的),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存在使他们与善和幸福相隔离。如此而已。”

我同意这种观点。

爱因斯坦的自然神论

记者:爱因斯坦也是自然神论者吗?

何新:爱因斯坦认为,我们可以在宇宙的秩序和历史的理性进步、万物的有逻辑有组织的进化序列中感受到一种理性的操作。那操作者是谁呢?那设计者又是谁呢?爱因斯坦谈到他对宗教的理解时说:

“我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即通过存在物的有秩序的和谐(道/logos)而显示出来的上帝。”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神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

“就是这种神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觉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

“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神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0页)

记者:也就是说,在自然神论看来,所谓神就是大自然本身。

何新:是的。歌德曾说:

“去倾听你的感觉,倾听你的思想,倾听你的体验。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与你的老师告诉你的,或者与你从书上读到的不一样,那就丢掉那些语言。语言是真理最不可靠的传道者。”

“如果你相信上帝是你生命中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决定者,你就错了。”

“上帝是个观察者,不是创造者。上帝准备帮助你度过你的生命,但不是以你所期望的那样。”

“认为上帝授意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行动,这是人的一个大的幻觉。”

“上帝并不在意人做什么。在一定意义上,上帝连结果也不太关心,甚至最终结果他也不关心。这是因为最终结果是必然的。”

“人的感激与诅咒不能用来作为操纵上帝、愚弄宇宙的工具。”

事实上,这种自然神论哲学,可以代表现今的多数现代自然科学家的宗教观点。

大自然的普遍进化

记者: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否也是自然神论?

何新:正是如此。但是20世纪的科学哲学已由单一的生物进化论提升到一种视野更广阔的广义进化论。J.普利高津指出:

“今天,一个变化和发生形态改变的宇宙愈来愈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时间的流逝是由宇宙中发生的不可逆过程,以及结构和形态的产生标志的。按照以前的科学,宇宙被看成是一种‘自动机’和社会文化,进化不再被认为同无生命的物质系统遵循着不一样的规律。作为对所有这些进化过程进行研究的科学,现在确实处在做‘广义综合’的开始阶段,它要讲清楚宇宙起源,通过生物进化和生物的发展到意识的产生这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些科学家不知道,早在此之前近二百年,黑格尔所建立的辩证逻辑体系,已经以神秘的语言形式,系统地阐述了这种广义综合的泛进化的基本原理和规律。

在黑格尔看来,宇宙的演化进程本身就是宇宙概念的逻辑发展进程。这就是所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广义进化论

记者:从过程和进化的观念看,自然哲学应该就是广义的进化论。

何新:对。根据现代科学比较公认的宇宙进化理论,认为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已经有40亿年以上的历史了。这完全是一部理性的、宇宙自我演化、自我生成和在自我分化中不断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的历史。

150亿年前,宇宙开始于一个大爆炸,物质从能量中诞生。

50亿年前,原始太阳系生成。

47亿年前,地球诞生。

40亿年前,也许从来自宇宙中漂移的原始有机物(或微生物),也许从地球上的大海中,发育出生命物质的最初胚芽。

40亿—35亿年前,地球上出现原始菌藻类的生命体。

27亿年前,出现了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植物(蓝绿藻)。

18亿—17亿年前,开始有了真核植物。

20亿—1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游离氧,它促进了真核细胞(真菌)的诞生。这是植物起源的时代。

到距今5.7亿年的寒武纪时,地球大气层中的氧浓度已相当于现在的1%(古生物学中所谓的巴斯德点),已初步形成的臭氧层已能阻挡一部分高能紫外线,因而开始大量地出现多细胞后生动物甚至甲壳类动物,成为古生物学中的显生期。这是动物起源的时代。

历经了5亿年前的奥陶纪、4.3亿年前的志留纪、3.95亿年前的泥炭纪,地球大气层中的臭氧层保护作用逐纪上升,从而又为生命从海洋进入陆地创造了基本条件。

到3.45亿年前的下石炭纪和3.25亿年前的上石炭纪期间,地球表面上已遍布森林。古生代晚期时地球经历了一场大冰期,大批的生物物种惨遭劫运。中生代晚期,地球上爬行动物突然衰败,被子植物和哺乳动物兴起(约1亿年前)。

新生代的第四纪(距今500万年—400万年),出现了人类,成为整个生物界出类拔萃的一支后起之秀。地球也因此被赋予了来自人的感觉的辉煌景观。

由于进化,形成的生命体总共有三种:植物、菌类和动物,它们又分为自养生物和异养生物两大类。绿色植物(包括真核绿色植物与原核蓝藻)是自养生物,是大自然的生产者。它们通过叶绿素的光合作用,将无机物质合成有机养料,既供给自己,也供给其他异养生物。菌类中的真菌和绝大部分细菌属于异养生物,是自然界的分解者。它们从动植物及其残体上得到食料,将有机食料分解为无机物质,又为植物供给了生产原料。菌类取食的特点是通过细胞表面去吸取营养,因而亿万年以来始终保持着它的微小体型和简单的构造。动物是异养生物,也是地球上最后出现的一类生物,其取食的特点是摄食,属于地球上不折不扣的消费者,而人类则是自然中最大的能量和资源的消费者。

整个进化史总共产生了大约10亿~40亿个生物种类。目前,估计还存在着约300万~1000万个。可见,在进化当中,淘汰了99%以上的物种,保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百里挑一的“幸运儿”,它暗示着生命的复杂性和与生俱来的神秘性,而人类又是其中最复杂、最神秘的生物物种。

不管生物学和系统控制论是如何解释的,总之现代科学承认:一切生命的外形、外观都是在进化中自我生成的;一切生命的内在机制都是在进化中自我调控的。对称与平衡(协调)的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始终是调节着这一漫长演化进程的普遍和基本的规律,同时又是构成人类审美意识基础的规律。

人们不难看出,宇宙及其“物质”在这一进程中,这种“自我”生成、演化、协调、平衡的行为,是一种极其有逻辑的理性进程,是一个“辩证”即“矛盾论证”——在矛盾与对立中斗争、平衡、综合而发展的进程。什么叫上帝?其实这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漫长、理性而有设定目的“进化”的、有规律地发展的演进过程。

关于“第一原动力”

记者:我与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交谈时,曾注意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无神论者。

何新:某些中国学者认为宗教与科学精神是互相排斥的,认为科学精神必然导向无神论的宇宙观,其实这是对近代科学精神的片面性了解。

近代无神论是近代机械论唯物主义哲学的极端产物,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最终可以通过机械的或无机的物理化学规律加以解释。这种思潮在19世纪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中得到典型和全面的发挥。

牛顿曾提出“第一原动力”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见于亚里士多德哲学)。有人认为这是牛顿向宗教和唯心论的倒退,我认为这正是出于他对宇宙秩序和起源的深刻理解。

记者:牛顿似乎还没有关于宇宙进化的思想。

何新:关于宇宙起源于一个演化过程,这一自然哲学思想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并不是近代才产生的新思想。在中国,从《列子》《淮南子》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萌芽。在近代,康德、拉普拉斯曾提出关于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著名假设。我告诉你,1975年,我也曾形成过一个关于宇宙和物质起源的假设。

记者:您的根据是什么?

何新:1974年,上海出版了康德关于宇宙起源的那本名著。但同时,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一面介绍一面批判了当时美国科学家G.Gamov提出的“大爆炸宇宙论”。

对于大爆炸宇宙论的详细情况,当时我所了解的内容甚少。但我从逻辑上知道,它认为现在的宇宙起源于一次瞬间热核爆炸,这是有道理的。黑格尔的逻辑认为,事物的历史进程与概念自身的逻辑演化进程是一致的。我当时排列了以下一个物质概念的演化序列:

基本粒子→化学元素→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生物→人类

这是物质形态由简单概念向复杂概念演化的一个逻辑序列,但同时又正是宇宙和物质自身发展的历史序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逻辑序列同时又是一个圆圈套圆圈的层套式逻辑综合。

所谓“恶劣的无限性”

记者:什么是圆圈套圆圈的“层套式”逻辑“综合”?

何新:你读列宁的《哲学笔记》,会发现列宁非常赞赏而且注意黑格尔关于圆圈式发展的思想。黑格尔说:“概念的发展是圆圈式的,它从圆心出发,吸纳发展每个阶段的成果,像树木的年轮那样,一层套一层。因此,发展虽然是否定,但又是否定之否定,因为所有的先在阶段都不会被放弃,而是被吸纳在作为起点的圆心周围。”列宁《哲学笔记》中多次引述这一思想,但没有解释它。

记者:事物是否真是这样发展的呢?

何新:黑格尔提出圆圈式发展模型,是针对直线性的发展模型。人们通常想象的发展模型都是线性的,或直线或曲线或波浪式的,这种发展模型本身是时间单维式发展的抽象。

黑格尔将这种线性的发展模型讥称作“恶劣的无限性发展”。

黑格尔说:

“无限者的意义具有歧义。斯宾诺莎说:‘那种仅在本类中无限的东西,我们可以否定它具有无限性。绝对无限的本质则涵摄一切为一而不包含任何否定。’当人们说‘如此重复以至无穷’时,这只是恶劣的无限性。数学上的无穷系列,即数列,也是这种恶的无限。这种无限是常见的,当人们谈论无限时,所指就是这种无限。它是不断地否定,并不是肯定的无限、现实的无限,而现实的无限,是自我肯定、是否定的否定。”(关于斯宾诺莎,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黑格尔所谓“恶劣无限”,现代数学称为“有理无限序列”。一个序列的各项如果都是有理数,则该序列称为有理序列。若其中每次均有一后继项,则它称为无限序列。用以产生无限系列的一组运算,称为“无限演算法”。

“所有无限演算法的原型就是重复。这种无限概念是从下述概念引申出来:凡说过或做过一遍的东西可以永远重复。”([美]T.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然而,它之所以是恶劣的无限,是因为永远重复的只是同样的东西。

圆圈式发展模型

记者:那么黑格尔如何理解无限?

何新:黑格尔所理解的无限是设定的有限者,而又自我超越为无限。

他认为,不应当把发展的进程看作从一个他物变到另一个他物的流动,绝对方法中的概念在它的异化中保持自身。这种在向对立物的异化中保持着自身的辩证发展,是一种综合性的发展。黑格尔称之为“圆圈式发展”。

这种观点,在20世纪的现代科学哲学中已被自然科学家重新提出。

记者:请您解释。

何新:在现代科学哲学中,有人(如E.拉兹洛)提出了“普遍进化论”的思想,并将超生物学意义的广义宇宙进化定义为“广义综合”(the grand synthesis)。《易经》有一个词“保和泰合”即“太和”,其实也是指这种广义的大综合。

黑格尔说:

“凭借辩证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我扩展的圆圈。仲介把结尾绕回到圆圈的开头,每一圆圈因此而是圆圈中的圆圈。这种前进是这样规定自身的,即它从单纯的规定性开始,而后继的总是愈加丰富和愈加具体。因为结果包含它的开端,而开端的过程以新的规定性丰富了结果。普遍的东西在以后规定的每一阶段,都提高了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它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丰富、更充实。”

“……特殊的圆圈,由于全体的性质,突破其仲介的限制,从而成为一个更大领域的根据。全体把自身显现为圆圈的圆圈,每一个圆圈却是必然的环节。”([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51页)

黑格尔所建立的圆圈式发展模型,是一种多维的或无限维的综合式模型。这一模型与现代科学哲学关于宇宙进化的观点惊人的吻合。

E.拉兹洛指出:

“进化过程在多等级层次上创造出各种系统。在每一个层次上,那个最高系统层次的结构最初是比较简单的,比组成它的下层系统的结构简单。(当然,那个包罗了下层系统的上层系统的复杂性,要比任何下层系统都复杂,因为它包容了所有下层系统的结构,外加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个上层系统进一步的进化导致在自身所处的一定系统层次上累积性的复杂化过程,并最终导致创造出超回圈,这些回圈又把进化过程推向下一个组织性层次。进化就是这样从较简单的向较复杂的系统类型运动,从较低的向较高的组织性层次运动。”([美]E.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以物质的发展为例。人类是生命物质发展的最高形态,但人类体质中最复杂的生命物质,如脑细胞、神经元,在其物质构成中综合着从基本粒子到无机物、有机物、单细胞生命、多细胞生命的全部发展序列的成果。

不仅人类如此,在物质发展过程中所生成的每一形态上,都综合着其先在形态的遗传信息和物质成分。所以,更高的发展也就是更大的综合,圆中层层套着圆。从总体的观点看,这种发展无论从任何起点开始,指向任何方向,其逻辑结果却都是合理的。因为没有一个阶段是不必要的、无意义的,其意义最终总是呈现在形成总体的进程中。

历史随机发生,其结果则总是合乎逻辑的必然。这就是历史的神秘性之所在或者说体现在“自然”现象之下的理性秩序——“上帝的历史意志”。

宇宙自身就是生命体

记者:您的这些观点过去是否发表过?

何新:在1980年以后发表过。(参见何新:《论概念思维与逻辑结构的客观基础——对黑格尔逻辑理论的几点新探讨》,《外国哲学》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又见何新:《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现代大部分天文学家认为,宇宙是在150亿年前的大爆炸中产生的。随机的过程中(最初三分钟),原子结合中子变成原子核,以及原子核结合电子变成氢氦和其他原子,原子尘埃和原子尘埃作碰撞、旋转、集结随机运动。

但是,随机运动形成的物质,是否能产生成千万条适合宇宙适用的天体、物体、化学、数学等规律与定理呢?在现代天文学已知的几千亿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又有几千亿颗恒星、行星,那么要产生适应于这几千亿乘以几千亿近于无穷大颗星群上统一规律的机会、概率近于无穷小,可以说接近于零。

物理学家赫尔曾说:“物质变化生热,是由复杂而变简单,是一种退化现象。例如,铀变成镭,镭再自动发热,变成铅质,都是复杂变为简单。这是物理的基本定律。”

宇宙体,假如仅是物质和随机运动的话,绝对不会有简单变成复杂的可能性,这种由简单至复杂的逆向运动不会发生。在大爆炸后,由简单的质子变为原子核,由原子核变为原子,由分子形成星球与星系,并随机产生千万条宇宙适用的规律与定理,这种有秩序的定向演化进程,是一个极其理性的进程,无法用随意性加以解释。

唯一能解释这种由简单变成复杂运动的只有生命性,即理性——逻辑的运动。只有生命性才会由简单的原子变成细胞或胚胎,发育、成长,由简单变成复杂,形成生命体。那么,宇宙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生命体,因此它才有统一的规律与定理,统一的原子,统一的射线,统一的星系。整个宇宙,尽管至大无限、至小也无限,但是在整体上却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体现于其存在的连续性和本质/本体的无差异性。

新的发展总是走向更高的综合

记者:这种圆圈式发展模型,实际也肯定了发展各阶段对全过程的积极性意义。

何新:是的。因为发展就是综合,综合就是回复于自身,将外化与异化的对象吸纳到更高阶段的综合中。

正是这种无限的综合,形成了存在的连续性。就是说,宇宙中的万物是一种统一而普遍的存在,物与物(阶段与阶段)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间断或分隔。这一点,早在莱布尼兹的时代,像莱布尼兹这样深刻地思考宇宙本质的哲学家已经洞悉和讲述过。他认为:

“所谓无差异性,就是说尽管存在的万物形态千差万别,但在本质/本体上则体现于统一。”

人是万物之灵长。但人体物质中,综合着从基本粒子到灵长类动物物质结构、遗传信息的整个序列,并没有新的为其他事物所不包含的东西。存在的秘密,似乎永远不是原创的秘密,而只是构造和组合的秘密。

人的生命的秘密、灵魂的秘密、意识的秘密,以及道德/法律/正义的秘密,都已在宇宙的基本存在结构(原逻辑,先验理性,以及平衡与协调即对称的公理)中先验地存在。

宇宙万物是统一的生命体。可以把宇宙生命体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包括无限维空间、全资讯控制的智慧体。虽然宇宙无限之大,但一个星系发生变化,一定会波及整个宇宙。一个星系的生成、毁灭,也是整个宇宙的生成、毁灭。一个星系的规律,一定普遍地适应于整个宇宙。宇宙生命体的资讯控制不是由一个CPU或一个脑集合体由CPU式或脑式控制中心来指挥控制一切,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用光来传递控制资讯,亦即30万公里/秒,还是远远来不及控制整个宇宙的。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比光更快的速度。所以,我认为宇宙生命体的智慧控制,是一种具有更深刻根基的、目前科学还不能解释的“全资讯控制”。

宇宙生命体总是通过毁灭自己来创造一个新的宇宙。宇宙毁灭与生成方式的基础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宇宙毁灭时,将能量压缩,但宇宙所含有的一切规律、定理不生不灭,资讯被记忆保存在超物质的“超子”中。当超子发生大爆炸时,将能量释放,质子和中子充满宇宙,结合成原子核。同时,在原子核中已带有宇宙一切规律定理的全部原生资讯。

宇宙本身就是具有最高智慧的生命体。一切星系、射线、空间、时间以及其他生命,都是宇宙生命体有限的、特殊的存在形式。既然宇宙自身就是一个生命体,那么也必然有生存、发展、壮大、毁灭的历史,这就是科学所要研究的宇宙的历史性。

对于宇宙这种生成逻辑的观察,涉及宇宙本体问题的最深刻之点,它已不是狭义的自然科学所能解答的。这需要一种泛理性甚至超越理性的更高信仰和理解,它包含了对于至善的信仰,即对真、善、美的总体性信仰。这种超越于理性的信仰,我认为就是哲学及宗教信念必然性与必要性的根基所在。

自我与无限

记者:您是否认为哲学、宗教与科学三者之间具有互补性?

何新:科学是特殊性的专科知识,即康德所谓“智性”;哲学是综合的整体性认识,即黑格尔所谓“辩证的理性”;而宗教及艺术则超越于感性与智性、智性与理性的鸿沟,沟通着已知与未知的世界,直接通达于人类对于至真、至善、至美的终极形态的信仰、追求和热爱。

近年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中出现了一种关于“弦”的理论。这一理论所蕴含的哲学理念似乎也近似于黑格尔的圆圈式互补理论。在某种意义上,21世纪的自然科学与理性主义的宗教信念,正在一个同心圆系列(弦)中共振和互补。

在本体论上,心是物源;在认识论上,主体意识能动地反映存在,以模拟理性、重构本体理性。

记者:最后再问一个问题,以结束我们今天的对话。您对哲学和宗教问题的这种研究,也是在东北生活的那些年代中进行的吗?

何新:不完全是。但是,我永远会怀念我在北大荒研习哲学,苦苦思考宇宙终极存在问题和宗教问题的那些难忘岁月。

在那夏日的夜里,独坐在草原上,脚下是一道浅浅流淌不息的小溪,听着夏虫呢喃,看着闪烁在溪边的萤火,注视着头顶上的星空;或是在那星夜寒冷的雪原上,雪在月光下闪现着幽幽的蓝色光亮,空气澄澈而冷峻,头顶上的星空仿佛像一张神秘的巨网,以无数只眼睛神秘地投注着你。这时,我心中常常浮起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名言: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地加以思索,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而且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我无须远求它们或猜度它们,仿佛它们掩蔽在黑暗中,或处在我的视线以外的超越境界中一样;我亲眼看见它们在我面前,并把它们和我自己的存在意识联系起来。”

“前者从我在外部的感官世界中所占的位置开始,把我在其中的联系扩大到重重世界、层层星系的无限范围中。此外,还延伸到它们的回圈运动、生成和延续的无限时间中。”

“后者开始于我的无形的自我、我的人格,并把我呈现在一个具有真正无限性的世界中,不过这个世界只有悟性才能追寻出来。它使我觉察到,我和这个世界不是处于一个单纯偶然的联系中,如在前边那样,而是和它处于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秩序中,正是通过这个秩序,而与所有那些有形世界联系起来。”

“前一个重重世界的景象好像消灭了作为一个动物者的我的重要性,这个动物在短期内不知怎样偶然地赋予了一定生命力以后,又不得不把它所有已造成的那些物质还回它所住的那个行星(而这个行星仅是宇宙间的一粒微尘)。在另一方面,第二个景象却借我的人格,把作为一个灵物者的我的价值无限提高了,在这个人格中,道德法则就给我呈现出一个独立于我的动物性存在,甚至独立于全部感性世界以外的另一种生命。”

“这一层是至少可以从这个法则所指派给我的有目的的命运所推断出来的。这个命运不是仅限于今生的条件和限制之上的,而是通向于无限和永恒的。”

【附记】

以上哲学对话,整理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盖人类之精神现象史有五个阶段,即巫、信、智、理、魔。

巫即巫术,信即信仰,智即知智,理即理序,魔即魔境。

石器时代之多神教及万物有灵论是巫术阶段。一神教之中世纪是信仰(宗教)阶段。启蒙时代是知智阶段。20世纪的科学体系处于理序阶段。科学以理性秩序为根本,声称“知识就是力量”,欲以理序“改造自然”“重建宇宙”。然而,其结果是自然生态及地球环境之巨大破坏,当今人类面临重大生存危机。于是,人类方知科学并不能穷究宇宙以及万物之理序,未知现象、未知自然对人类之反制反而愈来愈强大。故,21世纪之人类精神正回归于无法之法的魔境阶段。所谓“UFO”一类未知灵界,即是明证也。

古谚所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性胜乎人性,宇宙胜乎人类。故歌德《浮士德》预言,“历史终以魔境胜乎人性及智性、理序而告终”。

不弃智理,则不能通乎魔意,这正是理性主义之所局限也!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