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教国立东北大学，是父亲梁启超处心积虑的安排，虽然他原本希望儿子梁思成能在美术方面有所成就，今后成为中国美术界的“李、杜”。
对此，他在谈到梁思成回国就业问题时，曾在信中写道：“另外有一件‘非职业的职业’——上海有一位大藏画家庞莱臣，其家有唐（六朝）画十余轴，宋元画近千轴，明清名作不计其数。这位老先生六十多岁了，我想托人介绍你拜他门下，当他几个月的义务书记，若办得到，倒是你学问前途一个大机会。你的意思如何？”对于父亲的这一安排，梁思成并没有积极响应，因为他已经找到了能够激发自己兴趣和智慧的最佳职业——研究中国建筑史，所以当他在西班牙公使馆看到父亲的这封信时，他未置可否，而是希望回国后能与父亲当面讨论。对于儿子梁思成兴趣的转变，父亲梁启超已经明了，他是一个开明而民主的父亲，所以他开始为儿子梁思成在清华学堂争取教职，即便那时清华还没有设立建筑专业。后来，当他得知国立东北大学准备筹建建筑系，该校原本希望梁思成的学长杨廷宝担任建筑系主任一职，而已经就职天津基泰工程司的杨廷宝则推荐当时还在国外的梁思成担任，并受国立东北大学委托前往北平向梁启超游说。深谋远虑的梁启超在权衡清华学堂与东北大学的利弊之后，果断地代替儿子梁思成承接了东北大学的聘书，希望儿子能远离清华园的“温柔乡”，到有苦吃但建筑事业也有大发展的东北大学任教。当梁思成接到父亲的这封信时，已经是公元1928年的7月份了，距离东北大学开学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于是梁林俩人不得不提前结束欧洲的蜜月之旅，准备从莫斯科乘坐火车穿越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返回中国。
在返回国内的漫长旅途中，梁林俩人胸怀激荡，踌躇满志，渴望将自己多年所学付诸实践，特别是对于创建东北大学建筑系，他们早已有了自己的想法，虽然基本上是套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教学模式，但梁思成还是强烈地感到要将自己对中国建筑史的初步研究，应用到即将开始的建筑教学实践当中。对此，梁思成已经准备了一份筹建建筑系的草案，在这份草案中除了谈及建筑系的组织构成外，还对将要开设的课程也详细罗列出来。为了使这份草案更加明晰和完善，梁林俩人准备利用漫长的旅途时间对它进行精心的修改，以便于路过沈阳时与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高惜冰共同商讨确定。没想到，梁林俩人竟在火车上结识了同样年轻的一对美国夫妇——查里斯和蒙德里卡，后来这对美国夫妇受费慰梅女士的邀约，写了一篇文章生动记述他们的交往过程，深情地回忆了他们对梁林俩人的美好印象。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人的一生中有时候有些具有神奇性质（某种不会重复产生的东西）的片断或插曲。我们同梁氏夫妇短暂而热烈的友谊就具有这种性质——一扇敞开的通向共同憧憬的大门。
1928年初夏的一天，蒙德里卡和我坐上一列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火车，从莫斯科缓缓东行，车子不时停下来上水或装木头燃料。在车子停站的时候，人们都跑到站台上去，走上走下地乱转，同当地人换东西吃或泡茶。在这些粗鲁的、发臭的旅客群中，这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显得特别醒目，就像粪堆上飞着一对花蝴蝶一样。除了那自然的沉默寡言以外，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反映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光辉和热情。在这种相互愉悦的心情驱使下，我们几乎立即投入了热烈的谈话——在他们是因为，他们向我们解释说，他们是满载着美国的体验回国去，急于要把它们付诸实践；而在我们则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投入到一次通向其艺术和哲学久已深深吸引我们俩人的地区的伟大旅行。今天回顾起来，火车旅行生活的单调以及同其他旅客交谈的语言障碍显然也促进了友谊。
但是谁能“说清楚”爱？它就这么来了——我们相互陪伴时感到欢喜并且发现彼此间很容易亲密地找到共同的观念、计划和志向。……火车颠簸前行，经过鄂姆斯克、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贝加尔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站头，最后到达了和中国中东铁路的接轨站，我们四个人在这里登上向东南穿过满洲的火车，经过哈尔滨、沈阳，到达黄海边的大连。
我们在沈阳停下来，对一座沿大街布置着石刻人像的古老大图书馆作了礼节性的拜访。梁思成的父亲在那里有熟人，当我们走过毛笔书法和绘画的珍藏精品展览时，梁这个姓氏产生了巨大的奇迹，引来无数的打躬作揖。
从大连我们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横跨直隶驶往大沽口，天津的外港。然后又在黄昏和瓢泼大雨中从天津登上一列又慢又漏的火车前往北京。车顶上坐满了乘白车的旅客。尽管如此，雨水还是漏进来，落在我们用报纸折成的帽子上，落到立在座位靠背上点着的蜡烛上。我们就这样到了北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混合着人力车夫和乞丐的叫喊声，在吵吵嚷嚷中把我们迎到了这座我们梦寐以求的城市。
在北京短暂的日子里，梁林俩人不仅给家人带来了巨大惊喜，而且还特意热情地陪同查里斯夫妇游逛了北京城，从而更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和感受。查里斯夫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在北京梁氏夫妇成了我们忠实的导游。从景山到天坛，从玉泉塔到元代土城，到香山，参观了各种饭店，戏院，街市，商店，送葬行列，甚至到了老梁先生的有围墙的私家花园，到了许多叔叔阿姨参加的在一系列有着各种笼养小鸟、夏日花卉、水池、树木的天井里举行的豪华宴会，到了紫禁城里无穷无尽的房间和庭院。一切都是免费提供的，一切都点缀着热切和殷勤的气氛。
那些在北海、孔庙以及其他圣地残存的辉煌中进行的委婉的谈话，加强了友情的体验并使之更加难忘。在这些谈话中大家渐渐明白，他们的回家已经成为一种震惊和失望。他们说，明显的是，不管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要找到一种办法以便有益于那些年里混乱和变化中的祖国或给予实质性的影响，都是特别困难，或许是不可能的。由于要和官僚作风和漠然态度迎面相撞，在戏剧领域和建筑方面的新旧融合问题似乎难于克服。然而口号仍旧是“坚持！坚持！”
有时那种玩世不恭和遭受挫折的感觉会冒出来。在这种时候我们就坚持认为，尽管有我们自己的怀疑和无知，这终究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从长远来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尽管如此，显然我们的朋友在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对里普·凡文克尔。他们回到了一个忽然间变得不熟悉而混乱的中国；然而他们还是决心要找回自己的位置并把他们新的技能和创造力贡献给杂乱无章的环境。他们有充满田园诗般的憧憬的时刻，其余的则让位于怀疑。
菲莉斯（指林徽因）是感情充沛、坚强有力、惹人注目和爱开玩笑的。她疯狂地喜欢梅兰芳，因为梅兰芳在她在场时从来不敢坐下；她为能把传统戏剧带进20世纪的节奏的前景而欢喜。梁思成则是斯文、富于幽默感和愉快的，对于古代公共建筑、桥梁、城墙、商店和民居的任其损坏或被破坏深恶痛绝。他们俩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其早期阶段的产出也要比它的组成部分的总和大得多——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配合。
在那军阀土匪当道的混乱年代，在我们看来，即使以他们的才能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似乎他们也将在中国社会的大旋涡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他们传奇故事的这一段，我们必须离开到京都去，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不过，梁林俩人并没有如查里斯夫妇说的那样，“在那军阀土匪当道的混乱年代”里，在“中国社会的大旋涡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时竟是他们人生飞扬和创造学术巅峰的黄金时段。相反，梁林俩人特别是梁思成则是在新中国那汹涌澎湃时代潮流的激烈撞击下，时而被抛上政治巅峰，时而又被甩入政治深渊，乃至于头破血流，伤痕累累，最终在万千人们的批判中凄然而逝。这是后话。这时，在送别查里斯夫妇之后，梁林俩人立即前往东北大学就职，协力创建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建筑系，从而开始了他们在建筑事业上携手相伴终生的漫漫历程。
创建于公元1923年的国立东北大学，其前身是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沈阳文科专科学校，两校合并后在沈阳北陵附近建设了新校园。当时的中国东北虽然早已成为日本觊觎的重点地区，但年轻的少帅张学良在父亲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在内心已经倾向于与蒋介石联合，这就使东北全境出现了中原地区少有的和平环境。对此，张学良抓住机遇，励精图治，大肆改革，使东北地区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就东北大学而言，不仅张学良亲自出任校长，而且学校内部也进行了充分的扩充和革新，特别是继国立中央大学机械系设立建筑专业不久，它就大胆地筹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建筑系，这使梁思成这个当时年仅27岁、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幸运地担起了开创中国建筑学的历史使命。
在东北大学建筑系草创的日子里，梁林俩人不仅是组织者，更是仅有的两名建筑学的“授业”老师，他们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既要处理日常事务，又要为四十多名新生讲课。在东北大学建筑系开设的课程中，林徽因负责讲授美术和建筑设计，梁思成则讲授建筑学概论和建筑设计原理，同时他还将西方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相融合，开设了建筑史课程，着力将“人类文化和历史的记录者”——建筑的深层内涵灌输给他的第一批学生们。梁思成特别重视对学生的专业教育，开班学生的建筑概论课他更是极为重视，许多人对建筑专业的热爱就是从这一堂课开始的。
公元1929年考入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张翔先生曾回忆说：“先生虽然个头不大，但两眼炯炯有神，而且带着对建筑学专业的无比热爱和自信，给人以很大的感染力。先生的第一句话就说‘建筑是什么？它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记录者，它反映时代的步伐和精神。’最后他总结说‘一切工程离不开建筑，任何一项建设，建筑必须先行，建筑是工程之王。’听了先生的这一篇讲演我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建筑不再转系。”后来，张翔先生成为美国夏威夷的一位著名建筑师。
对于梁思成重视学生启蒙教育而印象深刻的，还有其开山弟子沈三陵的回忆：先生的第一句话说，不满18岁的同学请站起来，呼啦一下站起了三分之一的同学。先生温和地笑了笑说果然你们是年龄最小的一班。于是他转身在黑板上只一笔就勾画出了一只可爱的小狗，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说是狗，他又在黑板上画了个与狗同等大小的小屋，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说是狗窝。他点了点头，又在狗的旁边画了一个大的房子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说是房子。先生笑了，在黑板上写上“尺度”两个字，然后说这就是尺度。对此，沈三陵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也是教师了，感到给初学的同学讲清‘尺度’的概念颇费口舌，但先生当年那么简单生动地帮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尺度’，这一课我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与梁思成讲解“尺度”同样有趣的，是他对抽象性很强的“比例”一词的解说，沈三陵回忆说：“一次他画了一个小婴儿和一个成年人，然后又在成年人旁画了一个和成年人同等大小的婴儿，问我们这两个谁是大人谁是小孩，我们回答了，他说这就叫‘比例’。建筑也和人一样，各种建筑有自己的特点和比例，如果尺度弄不好，让人看起来像个拔高了的小孩或缩小的大人，会很不舒服。”
中国著名建筑大师、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国庆十大献礼工程”中的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的设计者张镈先生，也是梁思成早年在东北大学时的学生，他晚年多次回忆自己当年的学习生活：有一次交作业时，我把插图的四角加上压片的三角。梁公看后一方面肯定了我的努力，同时又在三角旁眉批“费而不惠”四个字。这四个字对我一生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张镈先生还深情地回忆说：“梁公当时只有27岁，却已经学问渊博。梁公讲课的一个大特点是高度的‘视觉化’，每讲到一个实例都要在黑板上准确地把建筑的平、立、断面画出来。”不过，张镈先生还应该记得“梁公”之所以能如此娴熟而准确地画出各式建筑的各种图样，他在那刚刚执教之时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默默练习呢。好在“梁公”的心血没有白费，在东北大学那短短几年间就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建筑大师和建筑学者。
在异常紧张忙碌的教学生活中，“天才的艺术家”林徽因从来就不曾湮灭她那随时喷涌的诗思，即便是在土匪横行随时出没的动荡时局里，她依然留下了这样的记忆：“当时东北时局不太稳定，各派势力在争夺地盘。一到晚上经常有土匪出没——当地人称为胡子。他们多半从北部牧区下来。这种时候我们都不敢开灯，听着他们的马队在屋外奔驰而过，那气氛真是紧张。有时我们隔着窗子往外偷看，月光下的胡子们骑着骏马，披着红色的斗篷，奔驰而过，倒也十分罗曼蒂克。”
感觉上的罗曼蒂克，却代替不了现实生活中的严峻。作为已经成家就该立业的梁家长子，梁思成还面临着赡养妻子林徽因那孤寂一身的老娘，所以他们不能不在教学之余想法谋生。不过，这种想法直到第二年夏天之后才能付诸实施，因为这时应梁思成的盛情邀请，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陈植、童寯和蔡方荫等人先后来到东北大学任职，并联合成立了“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对于这一行动，也是父亲梁启超当年的一个设想，他曾在公元1928年5月13日给梁思成的信中写道：“（梁思成）到彼（东北大学）后便可组织公司，从小规模办起，徐图扩充……”果然，在“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成立不久，他们就承接了吉林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锦州分校校舍的设计工程，后来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合作设计了一座名叫“肖何园”的公园，以及当地一些军阀官僚的宅第。特别是林徽因，在东北大学公开征集校徽的活动中，她那极具地域特色的“白水黑山”设计方案被选中，从此成为东北大学的标志。
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梁思成从来也没有忘记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宏大愿望。为此，他开始对附近一些古代建筑进行调查和测绘，特别是对位于沈阳北郊5公里处清朝皇家陵寝北陵的测绘，这是他第一次为今后漫长的古建筑调查之路奠定基础和积累经验。
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集大成者，明清皇家陵寝无疑是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而位于沈阳北郊的北陵，也就是埋葬有清太宗皇太极和孝端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昭陵，是东北满清三陵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公元1982年，昭陵被中国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2003年，昭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文化瑰宝。
昭陵，营建于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修建竣工，后来在康熙和嘉庆年间曾进行增建，占地面积为450万平方米，是一座城堡式园陵建筑群。整个陵寝的布局可分为三个部分，即由下马碑到正红门为第一部分。从前往后，东西两侧各立下马碑、石狮、华表等。由汉、满、蒙、回、藏五种文字刻写的下马碑上，有“亲王以下各等官员至此下马”12个大字。往北是三孔石桥，过桥有一座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修建的石牌楼，呈四柱三层单檐歇山顶，栏板刻行龙、八宝之图案，属于琢雕的艺术，显得十分精细而逼真。牌楼与正红门之间，东西各有更衣亭和宰牲亭、馔造房，是供祭祀时存放物品用的。从正红门往后到方城，属于陵寝的第二部分。正红门内参神两侧，依次排列着立象、卧驼、立马、麒麟、坐狮、獬豸六对石雕。其中，关于卧驼和立马颇有传说。据说，当年皇太极亲率人马征战察哈尔部，以望统一漠南蒙古。在追赶逃兵的途中，连续好几天在浩浩沙漠中行进，饥渴的人马无处寻找泉水，只得依靠仅有几匹骆驼储水囊中的存水维持。一天傍晚，皇太极带兵正在沙漠中艰难跋涉，忽然间几匹骆驼伏地不前，且伸长脖子叫起来。皇太极与军士们见状大惑不解，忙催促骆驼起来赶路。汉族大臣范文程忙提醒说，恐有不祥之兆。皇太极恍然大悟，明白骆驼有先知风沙袭击的习性。于是，皇太极令人马就势卧倒。果然，一瞬间狂沙滚滚，似有铺天盖地之势向皇太极的人马袭来。由于皇太极等人事先有所准备，才避免了一场人葬沙海的灾祸。后来，皇太极等人又在骆驼的引导下，终于找到泉水走出了茫茫沙漠。为了纪念骆驼那次救万千人马于死地的功劳，皇太极谕旨在其死后的陵前置放石雕骆驼一对，这就是今天昭陵前卧驼的来历。
与卧驼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昭陵前“大白”和“小白”这两尊汉白玉石马的传说。这两尊石刻白马，完全仿照真马大小雕刻而成，属于腿短、体壮的蒙古马特征。据传，皇太极体态丰盈，一般马匹不堪其骑，更不能驰骋沙场，唯有这两匹白色的蒙古马能够胜任，而且大马日行五百，小马日行千里，颇通人性，深受皇太极的喜爱，所以赐大小两匹白马为“大白”、“小白”。一次，皇太极领兵与明朝驻大凌河的守将祖大弼交战，双方僵持不下。人称“万人敌”的祖大弼乘一天黑夜偷袭皇太极大营，如旋风般的祖大弼眨眼间就闯进了营区，接连砍杀数名侍卫后，逼近了皇太极的御帐。这时，皇太极正和手下将领商讨军情，忽听两匹白马惊叫不绝，遂提剑出帐与祖大弼人马混战在一处。后来，多亏营外守将八贝勒阿济格带精锐之师赶到，才使皇太极等人化险为夷。大白、小白以一声声嘶鸣救皇太极于绝境，其后也多次在险要关头预告皇太极，以便他能从容应付不测的战斗。特别是在杏山的一次战斗中，皇太极轮换骑乘大白、小白，以出其不意的急袭一举击垮了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13万军马，并生擒洪承畴，为夺取进关的要隘开辟了通道。可以说，在那次战斗中大白和小白又立下了赫赫战功。于是，皇太极昭陵之前就有了大白、小白的石像。
为陵墓享殿即隆恩殿，殿外四周是仰莲弥式台基，殿前有三路踏跺，中间为御路，上面是海水云龙的浮雕图案。殿北方城上是明楼，明楼里树立“太宗文皇帝之陵”的石碑。方城的四角是角楼，城北连接着月牙城，正中突起的半圆形土堆是宝顶，宝顶的下面就是神秘的地宫了。
废弃了英尺等尺度分划，而代之以公制，使自己的测量技术得到及时改进。对此，梁思成后来说：“这代表我在追求我后来掌握了的技巧中的一个阶段。”
在进行实地调查和测量的同时，梁思成还从撰写《中国雕塑史》着手，从建筑学的外围对中国建筑史进行研究。当然，这也符合梁启超当年所提醒的必不可少的一种治学方法，那就是要研究一种学科必不能忽视对相关专业知识的广泛涉猎。
不过，梁思成在撰写《中国雕塑史》时，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可查询的资料极其匮乏，他不得不“借重于外国诸先生及各美术馆之收藏”，也就是当年他与林徽因游历欧洲时在各国博物馆或美术馆所欣赏到的有关史料，同时借鉴日本的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和法国的伯希和、沙畹，以及瑞典的喜龙仁等学者的著述。所以，在公元1930年完成的《中国雕塑史》，其实只是梁思成当年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讲课提纲，他“甚望日后战争结束，得畅游中国，以补订斯篇不足也”。即便如此，在短短只有三万余字的《中国雕塑史》中，梁思成不仅特别重视中国雕塑巅峰时期的“魏风唐韵”，而且运用了生动鲜活的文笔，将学术研究文章写得趣味盎然。同时，在中国这第一部“雕塑史”中，梁思成还精心绘制搜集了200余幅插图，使这部著作显得更加图文并茂，如沐清风。
不料，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进程的推进，东北局势日益动荡不安，东北大学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不得不中断。随后，林徽因因为患上肺病不能坚持教学，在东北那寒冷的气候中也不利于养病，遂于公元1930年下半年回到北京治疗。公元1931年2月，鉴于东北局势已不适宜今后发展的情况，陈植不得不离开东北大学加盟到上海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后来东北大学建筑系被迫停办后童寯也加入其中，从而与建筑大师赵深组成了声名赫赫“华盖三驾马车”，这是后话。当时，梁思成在结束公元1931年东北大学建筑系这一学年的课程之后，也不得不回到北京照顾林徽因，并接受中国营造学社的邀请，而将东北大学建筑系这一重任交给了祖籍东北沈阳的童寯。公元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行动从东北开始，东北大学建筑系被迫南迁，并在童寯先生的竭力主持下，终于于公元1932年7月艰难毕业。这是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建筑学专业人才，也是梁思成等人倾注满腔心血的结晶，所以当他们毕业前夕邀请梁思成参加毕业典礼时，梁思成满怀深情而又不无遗憾地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贺信全文如下：
诸君！我在北平接到童先生和你们的信，知道你们就要毕业了。童先生叫我到上海来参与你们毕业典礼，不用说，我是十分愿意来的，但是实际上怕办不到，所以写几句话，强当我自己到了。聊以表示我对童先生和你们盛意的感谢，并为你们道喜！
在你们毕业的时候，我心中的感想正合俗语所谓“悲喜交集”四个字，不用说，你们已知道我“悲”的什么，“喜”的什么，不必再加解释了。
回想四年前，差不多正是这几天，我在西班牙京城，忽然接到一封电报，正是高惜冰先生发的，叫我回来组织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我那时还没有预备回来，但是往返电商几次，到底回来了，我在八月中由西伯利亚回国，路过沈阳，与高院长一度磋商，将我在欧洲归途上拟好的草案讨论之后，就决定了建筑系的组织和课程。
我还记得上了头一课以后，有许多同学，有似晴天霹雳如梦初醒，才知道什么是“建筑”。有几位一听要“画图”，马上就溜之大吉，有几位因为“夜工”难做，慢慢的转了别系，剩下几位有兴趣而辛苦耐劳的，就是你们几位。
我还记得你们头一张Wash Plate，头一题图案，那是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代，多么有趣，多么辛苦，那时我的心情，正如看见一个小弟弟刚学会走路，在旁边扶持他，保护他，引导他，鼓励他，唯恐不周密。
后来林先生来了，我们一同看护小弟弟，过了他们的襁褓时期，那是我们的第一年。
以后陈先生，童先生和蔡先生相继都来了，小弟弟一天一天长大了，我们的建筑系才算发育到青年时期，你们已由二年级而三年级，而在这几年内，建筑系已无形中形成了我们独有的一种Tradition，在东北大学成为最健全，最用功，最和谐的一系。
去年六月底，建筑系已上了轨道，童先生到校也已一年，他在学问上和行政上的能力，都比我高出十倍，又因营造学社方面早有默约，所以我忍痛离开了东北，离开了我那快要成年的兄弟，正想再等一年，便可看他们出来到社会上做一分子健全的国民，岂料不久竟来了蛮暴的强盗，使我们国破家亡，弦歌中辍！幸而这时有一线曙光，就是在童先生领导下，暂立偏安之局，虽在国难期中，得一个赓续工作，这时我要跟着诸位一同向童先生致谢的。
现在你们毕业了，毕业二字的意义，很是深长，美国大学不叫毕业，而叫“始业”（Commencement）。这句话你们也许听了多遍，不必我再来解释，但是事实还是你们“始业”了，所以不得不郑重的提出一下。
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的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的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十分的繁难，你们的责任是十分的重大。
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上一般的人，对于“建筑”是什么，大半没有什么了解，多以（工程）二字把他包括起来，稍有见识的，把它当土木一类，稍不清楚的，以为建筑工程与机械，电工等等都是一样，以机械电工问题求我解决的已有多起，以建筑问题，求电器工程师解决的，也时有所闻。所以你们（始业）之后，出去你们创造方面，四年来已受了深切的训练，不必多说外，在对于社会上所负的责任，头一样便是使他们知道什么是“建筑”，什么是“建筑师”。
现在对于“建筑”稍有认识，能将他与其他工程认识出来的，固已不多，即有几位其中仍有一部分对于建筑，有种种误解，不是以为建筑是“砖头瓦块”（土木），就以为是“雕梁画栋”（纯美术），而不知建筑之真意，乃在求其合用，坚固，美。前二者能圆满解决，后者自然产生，这几句话我已说了几百遍，你们大概早已听厌了。但我在这机会，还要把他郑重的提出，希望你们永远记着，认清你的建筑是什么，并且对于社会，负有指导的责任，使他们对于建筑也有清晰的认识。
因为什么要社会认识建筑呢，因建筑的三原素中，首重合用，建筑的合用与否，与人民生活和健康，工商业的生产率，都有直接关系的，因建筑的不合宜，足以增加人民的死亡病痛，足以增加工商业的损失，影响重大，所以唤醒国人，保护他们的生命，增加他们的生产，使我们的义务，在平时社会状况之下，固已极为重要，在现在国难期中，尤为要紧，而社会对此，还毫不知道，所以是你们的责任，把他们唤醒。
为求得到合用和坚固的建筑，所以要有专门人才，这种专门人才，就是建筑师，就是你们！但是社会对于你们，还不认识呢，有许多人问我包了几处工程，或叫我承揽包工，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包工的监督者，是业主的代表人，是业主的顾问，是业主权利之保障者，如诉讼中的律师或治病的医生，常常他们误认我们为诉讼的对方，或药铺的掌柜——认你为木厂老板，是一件极大的错误，这是你们所必须为他们矫正的误解。
非得社会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不会到最高的发达。所以你们负有宣传的使命，对于社会有指导的义务，为你们的事业，先要为自己开路，为社会破除误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建设，然后才能发挥你们创造的能力。
你们创造力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建筑”，不只是建筑，我们换一句话说，可以说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这又是我从前对你们屡次说厌了的话，又提起来，你们又要笑我说来说去都是这几句话，但是我还是要你们记着，尤其是我在建筑史研究者的立场上，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几百年后，你我或如转了几次轮回，你我的作品，也许还供后人对民国廿一年中国情形研究的资料，如同我们现在研究希腊罗马汉魏隋唐遗物一样。但是我并不能因此而告诉你们如何制造历史，因而有所拘束顾忌，不过古代建筑家不知道他们自己地位的重要，而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却有这样一种自觉，也是很重要的。
我以上说的许多话，都是理论，而建筑这东西，并不如其他艺术，可以空谈玄理解决的，他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处处与实用并行，不能相脱离，讲堂上的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使他与实际问题相似，但到底只是假的，与真的事实不能完全相同，如款项之限制，业主气味之不同，气候，地质，材料之影响，工人技术之高下，各城市法律之限制……等等问题，都不是在学校里所学得到的，必须在社会上服务，经过相当的岁月，得了相当的经验，你们的教育才算完成，所以现在可以说，是你们理论教育完毕，实际经验开始的时候。
要得实际经验，自然要为已有经验的建筑师服务，可以得着在学校所不能得的许多教益，而在中国与青年建筑师以学习的机会的地方，莫如上海，上海正在要做复兴计划的时候，你们来到上海来，也可以说是一种凑巧的缘分，塞翁失马，犹之你们被迫而到上海来，与你们前途，实有很多好处的。
现在你们毕业了，你们是东北大学第一班建筑学生，是“国产”建筑师的始祖，如一只新舰行下水典礼，你们的责任是何等重要，你们的前程是何等的远大！林先生与我两人，在此一同为你们道喜，遥祝你们努力，为中国建筑开一个新纪元！
梁思成
民国廿一年七月
至此，梁思成真正结束了他在东北大学的执教生涯，卸下了肩负培养“‘国产’建筑师的始祖”的重任，但他同时则挑起了另一副重任，那就是成为煊赫多年的梁氏家族新的“顶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