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成为梁氏家族真正支柱的时间，应该是从公元1929年1月19日开始，这一天是父亲梁启超病逝的日子。
一向健康乐观的梁启超，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被疾病所击倒，特别是自他回到渴盼已久的天津“饮冰室”书斋后，他完全沉浸在学术研究的海洋里，没有一天不是快乐而满足的。不过，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现象和规律，谁也无法预知和抗拒，即便是像梁启超这样的一代巨人，在这方面也不能例外。早在公元1926年2月，梁启超就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顾亲人和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手术。当时，亲人和朋友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那时人们对于西医还不了解不信任，历史悠久的中医才是人们治病的根本。而对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早有了解的梁启超，一直致力于向国民推介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思想理念，所以他也想在这方面为大家做一表率。不料，当他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切除病变的肾时，没想到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对他开了一个玩笑，而这一个玩笑竟使他彻底丧失健康，在年仅56岁的学术黄金年龄上就猝然而逝。这是后话。
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后的梁启超，身体病状并没有减轻，尿血现象依然时有发生，如果稍一劳累竟然还出现了尿潴留。即便如此，向来坚强乐观而精力旺盛的梁启超，几乎一天也没有歇息，仍然坚持在学术的海洋里带病遨游着，他似乎是想将往日在政坛上所浪费的时光追赶回来。毅力惊人的梁启超，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不仅依然故我，还对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梁思成等子女关怀备至，既对他们在学问上予以远程指导，又对他们在生活和人生中给予鼓励。在这期间，梁启超给海外子女写了多封家信，但从来没有谈到自己身体上的病症，直到公元1927年12月18日梁林俩人订婚时，他也不愿意因为自己身体上的病症而搅扰了儿子的这一喜庆。所以，他在这一天写给儿子梁思成的信中，依然满是喜悦和慈爱的心情：“……这几天为你们的聘礼，我精神上非常愉快。你想从抱在怀里的‘小不点点’（是经过千灾百难的）一个孩子盘到成人，品行学问都还算有出息，眼看着就要缔结美满的婚姻，而且不久就要返国，回到我的怀里，如何不高兴呢？今天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地玩了半天。想起你妈妈不能小待数年，看见今日，不免起些伤感，但他脱离尘恼，在彼岸上一定是含笑的……”是的，作为子女心目中慈爱而坚强的父亲，梁启超因为梁林俩人经历种种磨难和考验终于要喜结连理的喜讯，让他备感心情愉快，从而忽视了自己身体上的病症。
不过，病症并没有因为梁启超的达观和忽视，也同样忽视对他身体的侵害。在梁林俩人结婚前夕，梁启超因病再次住院治疗，直到公元1928年2月12日春节将至时他才出院。在这一天，梁启超在给儿子梁思成的信中同样没有谈及这次住院的事，而是告知为他们的婚礼筹备了一些钱，并随信寄了十多张名片，为他们婚后游历欧洲做铺垫工作。没想到，此后梁启超的身体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以至于又一次住进协和医院治疗，病症虽然得以暂时的减轻，但他却不能像往常那样安坐书斋进行思想和写作，就连儿子梁思成结婚的那天按惯例要写信的他也不能动笔。直到两个月后，梁启超病情好转才给儿子梁思成写了一封长信，在信的开头他这样写道：“我将近两个月没有写给孩子们的信了。今最可告慰你们的，是我的体子静养极有进步，半月前入协和输血并检查，灌血后红血球竟增至四百二十万，和平常健康人一样了。你们远游中得此消息，一定高兴百倍。”梁启超在让儿子放心游历的同时，也希望在病中能得到儿子的信息聊以安慰，于是他在同一封信的末尾写道：“你来信终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尤盼将所历者随时告我（明信片也好），此当卧游，又极盼新得的女儿常有信给我。”其实，这时梁启超的病情时好时坏，时常需要到协和医院输血维持，并于公元1928年3月16日再次进行手术，切除了那个真正病变的坏肾。
随后，随着新婚夫妇梁林俩人的归来，梁启超一度沉浸在喜悦欢乐之中，精神状态也一直很好，不仅忽视了依然需要静养的身体，而且还像往常一样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特别是对于自己牵线促成的这桩婚姻，梁启超非常满意，他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说：“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初到那天看见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来他们夫妇体子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同样，虽然喜悦的心情和精神状态能暂时缓解一些病症，但并不能根治病痛，因为这段时间的劳累，梁启超于公元1928年11月12日已是病入晚期，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的特别病房。虽然经过精心治疗，但病情已是日趋严重，梁启超也许是自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遂给当时在东北大学的儿子梁思成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字迹有些潦草的信中，坚强的巨人梁启超不得不第一次承认自己“精神委顿”，他说：“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梁林俩人接到父亲梁启超的这封信后，立即意识到父亲梁启超肯定是病势沉重，于是急忙赶回北京探望。在协和医院里，望着形容枯槁、面色苍白的父亲，梁林俩人不由泪如雨下，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往日充满精神活力的父亲，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竟然病到了这种程度。而梁启超望着自己最钟爱的儿子和儿媳，虽然已经是口不能言，但依然面露喜悦之色。
不过，梁启超心里明白他没有多少时间享受父子情深了，虽然儿子梁思成已经结婚成家立业，但毕竟还只有28岁，他能否担当得起梁家实际长子的重任呢？对此，我们今天并不曾知道梁启超在离世之前，对儿子梁思成有何希望和规劝，因为著作等身的他竟然没有给后人留下一纸关于家事的遗言。相反，在公元1929年1月15日他却要求家人在他死后请医院对他进行尸体解剖，探查出真正的病源，以供医学界参考研究之用。四天后，也就是当月19日下午2时15分，一代巨人梁启超溘然长逝，时年仅仅56岁。
一代思想高士和学术巨匠梁启超的崩逝，不仅使梁思成等家族人员和亲友悲痛欲绝，就连中华大地上的山川河流也为之呜咽落泪。连日来，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撰文悼念梁启超的辞世，全国各大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记述梁启超病逝的消息和生前事迹。2月17日和18日两天，梁启超的追悼会在北京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分别举行，北京有丁文江、熊希龄、胡适、钱玄同、朱希祖、任鸿隽等五百多人参加祭奠，上海则有张元济、陈叔通、蔡元培、高梦旦、孙慕韩等多人参加，冯玉祥和章太炎等社会各界名流敬送挽联三千余幅，以表哀思。在众多挽联中，冯玉祥将军写道：“矢志移山亦艰苦，大才如海更纵横。”对梁启超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非凡的才华，予以公允的评说和赞扬。梁启超的生前挚友章太炎则对梁启超在推进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进程上，通过挽联的方式表示了理解和敬佩：“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同年，就连美国史学界也对梁启超予以高度评说：“以非凡的精神活动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头衔。”确实，梁启超在短短56年的人生历程中，思想随时代而变，论著开风气之先，竟然在史学、哲学、政治学、外交学、经济学、财政学、教育学、新闻学、语言文字学、图书目录学、地理学、金石学、诗词、文学评论，以及学术评论、春秋诸子研究和校勘考据学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索，许多方面不仅开中国风气之先河，而且也决非一概粗浅、浅尝辄止，例如他关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佛学的研究，至今又有几人能与他比肩同行？如此，也就难怪他生前挚友徐佛苏称颂他为“世界第一博学家”了。
如今，“世界第一博学家”的父亲梁启超已逝，作为实际长子的梁思成在万分悲痛之中，撰写长篇文章追述父亲辞世前的情况，以向公众表示他们哀思之望。不过，梁思成在文章的开头则是这样写的：“我父亲一向非常健康，很少生病。”那么，“一向非常健康”的父亲梁启超怎么就这样早早地走了呢？四十多年后，当梁思成得知父亲梁启超逝世的真正原因，竟然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时，使他备感悲凉和哀痛。对此，费慰梅女士在书中写道：“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院指派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笔者注：时任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来做这项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私下讲出。据他们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的Ⅹ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由于攸关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后来，费慰梅女士还从梁启超一位名叫张雷的好友那里得到证实，他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很多人知道。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相熟的人那里得知，自那次手术以后，他就不再是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而梁启超好友张雷获知这个消息的来源，就是从和他也同样很熟悉的那两位实习医生处。为了证实这个消息的准确性，费慰梅女士在书中特别写道：“以下一点可能也很重要：1928年11月，即为梁启超动完手术后九个月，也就是梁死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政府卫生部当政务次长。关于这一前往南京的调动，布尔曼编撰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中如此解释道：‘刘博士认为，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他利用余生33年致力于奠定全国卫生服务网的基础。”据说，这位刘博士还特别对于如何识别Ⅹ光片的正反面，专门对医护人员进行了培训，以免再因此而出现类似的手术错误。不过，这项活动则是在公元1949年以后才开始进行。
父亲梁启超辞世后，梁思成和林徽因于同年11月为父亲梁启超，在北京香山卧佛寺东侧设计并监修了古朴庄重、形似榫状的墓碑，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联袂设计并付诸实施的第一件作品。
如今，父母已逝，梁思成不仅要独自面对人生风雨，还要担当起梁氏家族的支柱。随后，随着女儿的出生和妻子林徽因患病，梁思成不得不将他们从东北大学送回北京，并在北京北总布胡同3号安了自己的新家。从此，这里便成了梁氏族人一个重要的避风港。
除了放在最前面的姓氏之外，中间一个字往往代表其在这个家族中的辈分，如梁思成在梁氏家族中为“思”字辈，最后一个字才是这个人名字中最有含义的。不过，梁思成之所以为女儿起这样的名字，很显然是为了纪念父亲“饮冰室老人”梁启超的，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继承祖父的品格和学问。
者梁启超的故居和书斋“饮冰室”的所在地。据说，梁启超之所以将自己的书斋起名为“饮冰室”，是源自于《庄子·人世间》中“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一句，似乎是表达了他为推进中华文化舍我其谁及自甘入地狱的雄心壮志和奉献精神。书斋“饮冰室”，是梁启超于公元1924年建造，这是一栋意大利式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当年，梁启超聘请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并建造，建筑面积约九百五十平方米，共有房屋48间，建筑平面呈“凹”字形，首层为书房，二楼是卧室和会客室，院内是花园式布局。整栋建筑为天井外廊式，并带有封闭的罩棚，属于典型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建筑风格，而室内的陈设则中西兼蓄，将中国传统的书香气与西洋现代风情融为一体，实在是一种精妙的和谐统一。书斋“饮冰室”这栋建筑最突出的地方，是以三个高大的半圆形连续拱券门洞作为主要入口，并配以楼前的花坛甬道，前后辉映，显得十分幽雅而闲逸。在这栋幽静典雅的“饮冰室”书斋内，虽然梁启超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他一生中几乎大部分著作都完成于此，例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校释》、《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和未能完成的《辛稼轩年谱》等等。公元1929年梁启超离世后，后人于公元1933年将他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诸多著述合编为皇皇巨作——《饮冰室合集》。自然，这也是为了纪念“饮冰室老人”梁启超的。不过，这是大众和后人纪念梁启超的一种方式，作为“饮冰室老人”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怀念父亲。
作为梁氏家族新的支柱，梁思成不仅要永远怀念父亲梁启超，他还要梁启超墓前西南小纪念亭像父亲那样为这个家庭所有成员遮风挡雨，爱护弟妹、教养子女自然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梁思成是否能成为梁家真正的支柱，将梁启超所创建的梁氏家族的辉煌再向前推进一步呢？
公元1935年，日本早已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在疯狂攫取东北丰富的物资资源之外，竟将贪婪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大地，进而想侵占整个中国。面对巍巍中国这头庞然大象，小小日本这条踽踽小蛇为何敢于吞并，不怕撑破自己的肚皮，至今我们国人中还有许多人不能明了，这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其实，日本之所以敢有吞象之心，究其原因虽有多种，但国人中那些败类的软弱、妥协和奴性，是其中一条最不该被忽视和忘记的重要原因。例如，蒋介石集团那不敢光明正大签订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就是最好的明证。不过，泱泱中华这类蝇营狗苟的卖国之辈毕竟属于少数，面对外族入侵勇敢挺直腰身坚决予以抗击者，不仅是中华民族之主流和脊梁，而且俊杰志士可谓是前赴后继，永不断流。例如，公元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爆发的各大专学校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和内弟即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场旨在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救亡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当局政府与16年前镇压梁思成参加的那次学生爱国运动一样，不仅派出大批军警予以暴力阻挠和破坏，打死打伤多名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还有许多学生被逮捕入狱或遭受追捕。当天，作为燕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的梁思懿，在组织学生游行过程中被军警驱散，并成为当局重点追捕“黑名单”成员中的一员。对此，梁林俩人及时在将妹妹梁思懿藏在北总布胡同3号的家中，随后又巧妙装扮安全送往武汉躲避。同时，为了寻找救护在游行队伍中遭受军警残暴殴打成重伤的内弟林恒，梁思成不顾自身危险连夜在北京城逐家医院查问，最后在城外一处破旧院墙内找到了他，并当即机智地带回家中躲藏。当时，林恒是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级的学生，此后他毅然放弃清华学业，报考航空学校，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航空兵，曾多次对日进行空中作战。
通过这两件事，我们不难看出在这场震惊世界的被中国历史学家称之为“一二·九”运动中，梁思成不仅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爱国情怀，还确实起到了梁氏家族顶天立地的“支柱”作用。当然，梁思成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任事，在教育子女方面也起到了一种薪火相传的重要作用。
梁林俩人一生只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前文中提到的女儿梁再冰，还有一个就是公元1932年8月在北京出生的儿子梁从诫。对于“从诫”这个名字，很显然是梁林俩人希望儿子跟从编撰《营造法式》的巨匠李诫的意思，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矢志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愿望和决心。这是插话。确实，在梁再冰和梁从诫这姐弟俩的成长道路上，梁林俩人对他们的影响极为重要而深远。试举几例：
一例，梁林俩人教养子女与梁启超当年一样充分讲究民主。记得梁再冰在父亲梁思成诞辰85周年纪念会上，曾有文章说：“在我们家里，儿童可以提问或发表意见，但不许哭闹撒娇。他们出差时，我总是若有所失，非常想念他们。他们有时写很长的信给我，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把我俨然当成一个大人看待。”对此，下面不妨引用梁再冰8岁时母亲林徽因写给她的一封信为证：
宝宝：
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
第一，我从六月二十六日离开太原到五台山去，家里给我的信就没有法子接到，所以你同金伯伯（金岳霖）、小弟弟（梁从诫）所写的信我就全没有看见（那些信一直到我到了家，才由太原转来）。
第二，我同爹爹不止接不到信，连报纸在路上也没有法子看见一张，所以日本同中国闹的事情也就一点不知道！
第三，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七月十二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那时候，我听说到北平的火车，平汉路同同蒲路已然不通，真不知道多着急！
第四，好在平绥铁路没有断，我同爹就慌慌张张绕到大同由平绥路回北平。现在我画张地图你看看，你就可以明白了。
请看第二版第三版（注：原文如此，是两幅地图。）
平汉铁路
正太铁路
平绥铁路
你就可以明白一切。
第五，（现在你该明白我走的路线了）我要告诉你我在路上就顶记挂你同小弟，可是没法子接信。等到了代县一听见北平方面有一点战事，更急得了不得。好在我们由代县到大同比上太原还近，由大同坐平绥路火车也顶方便的（看地图）。可是又有人告诉我们平绥路只通到张家口，这下子可真急死了我们！
第六，后来居然回到西直门车站（不能进前门车站），我真是喜欢得不得了。清早七点钟就到了家，同家里人同吃早饭，真是再高兴没有了。
第六（原文如此），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
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现在两边兵都停住，一边在开会商量“和平解决”，以后还打不打谁也不知道呢。
第七，反正你在北戴河同大姑、姐姐哥哥们一起也很安稳的，我也就不叫你回来。我们这里一时也很平定，你也不要记挂。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第八，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的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过几天如果事情完全平下来，我再来北戴河看你，如果还不平定，只好等着。大哥（指梁再冰的大表哥）、三姑过几天就也来北戴河，你们那里一定很热闹。
第九，请大姐（指梁再冰的大表姐）多帮你忙学游水。游水如果能学会了，这趟海边的避暑就更有意思了。
第十，要听大姑姑的话。告诉他爹爹妈妈都顶感谢她照应你，把你“长了磅”。你要的衣服同书就寄来。
妈妈
当然，梁氏家族除了民主开明的家风之外，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永恒的爱国情怀，关于这一点在后面有关章节中单独列出，在此只举一例。公元1937年，梁家在逃亡到湖南长沙期间，虽然还不时地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但梁思成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这给女儿梁再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她回忆说：“使我更难忘的是父亲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那时，父亲的许多老朋友们也来到了长沙，他们大多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准备到昆明去筹办西南联大。……大家常到我们家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大家就在一起同声高唱许多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的严格要求的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会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我心中。”
也许正是当年父亲梁思成那指挥高唱救亡歌曲的爱国情怀感染，女儿梁再冰在公元1949年竟然离开清华学堂，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南下服务团，投身到火热的人民解放事业之中，而梁林俩人竟然也毫不犹豫地亲自送女儿出发了。新中国成立后，梁再冰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成为新闻战线上的一名老兵。这不仅是父亲梁思成支持的结果，似乎与其祖父梁启超最初所从事的职业有关，或者说就是继承了祖父的遗志，不枉父亲梁思成为其起名“再冰”之望。
与姐姐梁再冰一样，弟弟梁从诫当初按照父亲梁思成的愿望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因考分毫厘之差不得不投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从而没有实现父亲所要求他跟从李诫或继承父业的愿望。不过，先后在云南大学、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中国文化书院等单位工作的梁从诫先生，在某些方面还是实现了父母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心愿。例如，梁从诫先生在费慰梅女士和中国建筑界诸多前辈的支持和帮助下，将父亲梁思成当年用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并引起了很大轰动。又如，梁从诫先生编辑的《林徽因文集》（建筑卷、文学卷）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不仅再次引起世人对一代才女林徽因的关注，同时也将她作为一名杰出的建筑学者的真实或原来面貌展现给了世人，从而纠正了许多人将林徽因一向定位在诗人或作家身份上的偏差。再如，梁从诫先生竟在花甲之年放弃自己追求多年的专业，开始投身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方面来，不仅锲而不舍地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一心一意致力于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而且将环境保护问题引申到国民经济发展等领域中来，使环境保护问题不再仅仅局限在片面的自然环境保护方面，而是全方位、立体式的深层环境保护。在创办这个称之为“自然之友”的活动中，梁从诫先生真可谓是百折不挠、愈挫愈勇，这一点实在是梁氏家族优秀品格中的精髓。“自然之友”创办之初，梁从诫先生到高等院校与国家机关等地演讲和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问题时，听讲者竟然只有寥寥数人。对此，梁从诫先生不仅没有气馁，反而认为这恰恰说明中国民众对于环境保护意识的淡薄，更需要他们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者的大力宣传。于是，梁从诫先生就像当年祖父梁启超热情如火地追求中国民主政治变革一样，不辞劳苦地到处奔波“游说”，向当地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宣讲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更像其父亲梁思成当年不顾自身危险一次次前往荒村野地探寻古建筑那样，深入蛮荒之地考察中国北方地区沙漠化和藏羚羊的生存状况，向世人高声疾呼人与动物与自然和睦相处的重要性。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梁从诫先生所率领的“自然之友”，从最初的几人已经发展到数千团体，组成人员遍及全国各地，大力推动政府有关机构开展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环境保护活动。
当然，梁从诫先生也因此获得了多项荣誉，如公元1995年10月被日本《每日新闻》和韩国《朝鲜日报》联合颁授第一届“亚洲环境奖”，如公元1999年7月被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共同颁授1999年度“地球奖”，如公元1999年12月被中国林业局授予“大熊猫奖”，如公元2000年8月被菲律宾授予“雷蒙·麦格赛赛奖”。同时，中国政府有关机构鉴于梁从诫先生在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突出成就，推选他为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和全国政协常委，这使他能够从更高更远的角度关注整个中国乃至全球的大环境保护问题，使环境保护不再成为问题。我们期待，全人类都在期待。
就此打住，想来关于梁思成作为梁氏家族支柱的问题也该不成为什么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