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最大的贡献，应该说是对古建筑研究开创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使营造学社不至于落入窠臼。这个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不过，中国的建筑向来是以木材作为主要原料，而木材是极易焚毁和腐朽的，属于“非永久材料”。另外，中国封建王朝时限漫长，更迭频繁，战乱不断，每次战乱期间都是珍贵古建筑的厄运期。特别是战胜为王者，为了彰显自己的武力和军队威风，往往以焚毁战败者的宫室为荣耀，这以项羽当年入关燃起的那场“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为滥觞，以后几乎每次朝代更迭都不能幸免，因此“古木建筑之所以罕而贵也”。当然，在一些气候条件适宜且保护得当的地方，木构建筑还是可以留存的。对此，梁思成深信不疑，因为他当时已经从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获得保存完好的汉代木简中得以证实，坚信保存千年的古木建筑一定在中华大地上有所留存。确实，恰似灼灼绽放在荒山野岭里的孤寂寒梅一样，众多珍贵的古建筑就散布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正静静地等待着它们春天的到来，虽然已经等待了数百上千年，但它们并不曾丧失希望，始终相信懂得欣赏它们卓越风姿和独特美丽的人正在向它们走来。是的，梁思成就是它们正在等待且值得等待的人。然而，即便是两情相悦，那些“深藏闺中人未识”的古建筑到底在哪儿呢？
是的，梁思成苦于不能得知到底应该到何处去寻找这些珍贵的古建筑，因为他的手边没有一份关于古建筑的信息资料，哪怕是短短几句简单的旅游性介绍也好。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识闻广博的梁思成突然想起了流传在华北地区的一句谚语，即“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其中，正定菩萨就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伽蓝之一——正定隆兴寺里。于是，梁思成当即决定先从北京附近的华北地区开始他的古建筑调查之路，而华北之行就从正定的隆兴寺着手。随后，梁思成在做文字资料准备工作的同时，还向清华大学土木系第一任系主任施嘉炀先生借来了几种测绘仪器。一切准备就绪，只待选定起程的时间了，可就在梁思成等人即将前往河北正定时，一个偶然信息却改变了他的正定之行，也改变了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次科学调查之路的行程。这个信息来自于他的学长杨廷宝，后来杨廷宝先生这样回忆说：“有一次我偶尔去到用作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京鼓楼，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的穹顶下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照片下面的说明清楚地写着：‘蓟县独乐寺’。当我向梁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随后，梁思成立即驱车前往鼓楼，当他见到那幅照片上那寺庙巨大而奇特的斗拱时，他不仅联想到当年他看到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中国旅行后所发表的相似照片，确信蓟县这座寺庙一定是一处宋元以前的古代建筑，而且当即就决定改变他正定之行的原计划，先行前往蓟县调查独乐寺。这时是公元1931年的秋天，正当梁思成等人准备前往蓟县时，适逢在天津的日本人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唆使一些流氓汉奸袭击国民党政府，劫持末代皇帝溥仪事件的发生，致使天津局势一度十分混乱。于是，梁思成等人不得不耐心地等到第二年的春天，才使蓟县之行得以实现。
蓟县，原属河北，今归天津，向来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不过，位于北京之东90公里处盘山之麓的蓟县，虽然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但当时只是一个极为闭塞落后的山区小城。经过打听，梁思成幸运地得知每天早上6点竟有一班长途汽车从北京出发直达蓟县。于是，梁思成和学社社员邵力工，以及当时还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的弟弟梁思达一同前往。对于这段经历，60年后当梁思达回忆时，依然是激情满怀：“二哥去蓟县测绘独乐寺时，我参加了。记得是在1932年南大放春假期间，二哥问我愿不愿一起去蓟县走一趟，我非常高兴地随他一起去了……”不过，“从北京出发的那天，天还没亮，大家都来到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挤上了已塞得很满的车厢，车顶上捆扎着不少行李物件”，而“那时的道路大都是铺垫着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样的桥梁，当穿过遍布鹅卵石和细沙的旱河时，行车艰难，乘客还得下车步行一段，遇到泥泞的地方，还得大家下来推车”。就这样，当梁思成他们到达蓟县时，虽然已经是黄昏时分，浑身上下落满了灰尘，一个个都变成了灰头土脸的“土地爷”，但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主要交通干线，到达他们从未见识过的僻野乡村，所以每个人都感到十分的兴奋和有趣，称这是他们最难忘的一次“旅行”。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旅行经历，当时身怀六甲的林徽因却无缘参与，如果她能够得以尝试这第一次的话，一定会以诗人的心灵体味出别样的情怀来。
独乐寺建筑群，当时保留有两处单体建筑，一是前面的山门，一是中央的观音阁。山门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单层四阿顶建筑，青砖红瓦，屋脊呈鸱尾式，这是梁思成鉴别这座建筑年限的一个确证。因为中国古建筑屋脊装饰之特征，唐朝时是鳍形尾，宋以后则为吻，二者之间的变化程序从无实例，而独乐寺山门的屋脊呈鸱尾式，也就是上为鳍形下为吻式，很显然处于唐宋之间的过渡形式。由此可知，独乐寺应为宋辽之物。后来，梁思成等人又从有关碑记和史料中，明确得出其为辽式建筑无疑的确证。这是后话。观音阁是一座外表两层实为三层的木构建筑，整座建筑主要是围绕一尊高约16米的十一面观音塑像而建造，因此二三层楼板中央不得不留出一个上下畅通的天井，使这尊塑像由地面得以直接耸立到二三层，给人一种仰视观瞻的角度。确实，观瞻者来到二层时，可以达到观音塑像下垂左手的高度，到第三层则可细观菩萨的面容和举起的右手。这种尺度适当而巧妙的比例安排，使观瞻者与菩萨之间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一种低微与崇高的对比感觉。在建筑的结构上，独乐寺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柱、斗拱和梁枋的构架方法，即第一层框架运用斗拱构成底层的屋檐，中间一层的斗拱构成上一层的平座，而上一层斗拱构成整座建筑的上檐，所有木材以框架结构一层层地叠加起来，使三个单层殿堂以框架的形式重叠而成一座整体建筑。不过，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的柱式，虽然是清式那种讲究柱与柱之间保持一定比例距离的形式，但柱子的高度却并不随着柱子的直径而有所变化，柱头被削成了圆形，且柱身也稍微向内倾斜，这是明清时期木构建筑中所罕见的柱式做法。最有特点的，是独乐寺观音阁的斗拱形式，不仅按其功能起到一种承檐、承平座或承梁枋的作用，安置在柱头、转角或补间等处，而且各个不同且都雄大坚实，并不像清式斗拱那样成排并列，纤细弱小，几乎完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装饰。
在对独乐寺进行细致测绘后，当梁思成访问当地耆老缙绅关于独乐寺的历史时，他们则众说纷纭，有说是唐朝贞观十年建造的，也有说是尉迟敬德监修的，还有干脆将二者合而为一说是“贞观十年尉迟敬德监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此，梁思成认为“敬德监修”向来是中国匠人所尊崇的一句俗语，凡是年代久远的建筑都一概说是“敬德监修”，这不足信。另外，即便真的是“敬德监修”，那也是指独乐寺创建之初，或者属于其历史中的一段，并不能确切地说现在留存的观音阁和山门就是唐时“敬德监修”的建筑。果然，当梁思成等人返回北京后，通过林徽因查阅《日下旧闻考》引录清同治间李氏刻本《盘山志》所载的内容，梁思成得知：“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时重修。有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碑。统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由此可知，自统和也就是北宋初年上溯到唐朝初年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五代十国之乱，独乐寺即便不遭毁灭，至少倾颓不堪，到了统和年间确实需要好好重修一番了。而重修观音阁是在统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也就是公元984年，这距李诫修撰《营造法式》的公元1100年不过116年，而距唐朝灭亡仅仅只有77年的时间，可见独乐寺确属当时所见最古老之建筑。除了通过文献考证独乐寺年限之外，梁思成还请清华大学蔡方荫先生采用土木工程中的比较计算法进行测定，遂可确认其为辽式建筑无疑。这一结论，实在使梁思成欣喜万分，随后他又参照《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对独乐寺的结构和木作制度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和总结，更加确定独乐寺为辽式建筑，并写出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于公元1932年刊登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上。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中外学界的极大关注和震动，特别是对于日本学者而言，此后他们再也不提由他们代劳来测绘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实例的事了。确实，梁思成这第一次外出调查古建筑的蓟县之行，不仅发现了当时中国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而且写出了中国学界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古建筑的调查报告。而这一调查报告，则反映了梁思成通过实物精密测绘与《营造法式》的相互印证，初步探明了宋辽建筑设计规律的过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堪称在这方面是开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对此，有文章评价说：梁思成的“这篇处女作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另外，作为一篇关于古建筑调查报告的学术文章，梁思成在写作中除了严守学术界向来十分讲究的严谨和条理外，还使用了今天学术界难得一见的生动文笔，使其独具特色而别致的治学风格初见端倪。
筑预查纪略》、《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和《浙江杭县闸口白塔及灵隐寺双石塔》等等，这些通过实地调查所写出来的学术报告，都为梁思成后来撰写《中国建筑史》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史料基础。
在这诸多次调查古建筑的行程中，有两次需要特别指出，一是公元1934年8月梁氏夫妇与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同行山西晋汾之游，一是公元1937年6月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佛光寺之行。两次外出调查古建筑之行，对于梁思成来说不仅行程不同，意义也极为重要，故不能不予以特别记述。
察的计划之中，于是梁氏夫妇便决定同往山西。
教士的别墅里安顿下来后，便开始以峪道河为中心，向周边的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和赵城等处进行他们共同的古建筑调查之旅。对于这次难得而又难忘的晋汾之游，费慰梅女士曾有生动的文字记述了他们同行中的甘苦：
我们四个人每天三顿饭都在一起吃，头一天我们就发现他（指梁思成）爱吃有辣椒的菜。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在饭桌上可是才华横溢的。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是欢闹声喧。饭后他就专心致志地研究当地的建筑，找寻古建筑物，或者翻阅他带来的历史地理书籍来进行准备。他拟制了一个考察计划，准备从在我们北边大约90英里的省城太原沿汾水南下直到赵城，一共搜索8个县。
……
第二天一早，我们租用了两辆驴车，雇渡船过了河，向介休前进了25英里。黄昏时分，我们在那里第一次见识到阎锡山的窄轨铁路。那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生锈的、有轨电车大小的铁轨，安在公路上边用泥巴随便铺成的铁路路堤上。由于公路路基本身就没有经过夯实或碾平，铁轨高高低低、东倒西歪不成样子。一个工人也看不见，这个路段显然被认为已经完工。我们要赶上正在进行的铁路建设，那就还得再往南去。这里的铁路紧挨着河边修筑，迫使我们那敞篷的土造驴车，四个轮子上也就是四块木板那么宽，只好从铁轨后边沟里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行。
我们在一所很好的旅店投宿，考察了这座城市。寺庙很令人失望，但街道和房屋却给我们从意大利中部城市移植过来的印象。狭窄的街道上排满了带有雉堞的高墙，而巨大的拱门则是十字路口。我们通过敞开的门道可以窥见一些两层的居住庭院，但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仔细研究它们。后来，我们听说这些深宅大院曾是19世纪山西家庭钱庄的老窝，他们把汇票卖给那些想在中国的各地之间转移资金的官员们。这就避免了在重兵保卫下运送银锭的麻烦，并使新的金融阶级得以兴起。
第二天，我们终于在灵石遇上正在干活的铁路工人。现在我们的困难更大了，因为在我们的需要方面又遇上阎锡山部队的竞争。能够带我们再往南边去的有轮工具只有人力车了，它们窄到足可以通过当地的小道，而拉车的人又能应付临时发生的事故。一切都被征用去搞铁路建设了，但一个聪明的旅馆老板用出奇的低价给我们找来了三辆。我们把行李都装上就徒步上路了。我们需要一个过夜歇脚的地方，我们住过的那座寺院已住满工人、士兵，而当地的旅馆又糟透了。我们只好再向前走，等再走了8英里到了常家庄时，天已黑下来，我们也累极了。我们已无法再走。村里住房的高墙头对我们来说现在已不具吸引力，而是充满敌意。
在绝望中我们把一座门楼当成了公用的避难所，把我们的行李搬上去占地方。谁知这里早有兵士们住着，他们很恼火，大吵大嚷起来。最后来了一名少校，他答应在一所私人住宅中给我们一间屋，来换取我们腾空他的房子。我们接受了。那一晚我们就睡在以前在外边羡慕过的高围墙的宅第中一间精致的楼上房间里。它的窗户朝北开向一座内花园，它的门朝南通向一座阳台，俯视着天井里的雕梁画栋。这很可能是阎锡山从一家富有的山西银行家族征用来给他的官员住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急于继续往南赶。但是少校又来了。他显然为梁思成那绅士般的行为和显赫的家世所打动，坚持要陪我们游览一下城镇。离别时双方的一些礼仪又使我们进一步延迟，我们直到半晌才得以脱身。给铁路建设者们运送给养的卡车把路上的土坑变成了无底的泥浆洞，而为铁路的弯道进行的爆炸又用石头和垃圾堵塞了我们的通路。一辆人力车损坏了一只轮子。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下，进展当然很慢了。拉车的人每两个小时就停下来休息和吃东西。到天黑的时候，我们还在离霍州（霍县）7英里的地方。
人力车夫们知道，正如我们即将发现的，在黑暗中走这崎岖的道路，要拉4小时才能到达。他们就不肯再往前走了。由于没有希望找到一个像样的地方投宿，我们就买通车夫们继续往前走，并且雇了一个小孩打着灯笼领路，我们自己则踩着泥泞走完全程。奇迹发生了：我们晚上11点走到城门的时候它居然还开着。在城里一个鸦片烟馆里，我们找到一个能够把我们带到中国内地传教站的男人，到了那里我们大声敲门和报名。一个仁慈的中国基督教老女信徒给我们开了大门。她端来了许多碗面汤使我们一时精神大振，然后我们就躺在帆布床里累得动不了劲儿了。
接待我们的传教士是特里基夫妇，一对和蔼可亲的英国夫妇，带着六个小孩子度日，友好的欢迎和环境的清洁整齐使我们十分欣慰。……那专注而又不屈不挠的梁思成，在雨中又考察了霍州城并发现了一些美丽和重要的寺庙，有些还是元代的，后来他指给我们看了。那些最有意思的当然都被士兵们占住着，要进去调查是不可能的。
……雨已停了，原野在阳光中格外碧绿和美丽。我们的目标即将达到，情绪特别高涨。到那时我们都成了久经考验的步行者了——也包括梁思成，尽管他年轻时的一次意外事故使他瘸了腿。
即使为了给这种差劲的铁路提供合适的路基，这段公路也必须大大加高。在附近的山头上负责挖土的工人、士兵把黄土装进筐里，其他士兵则负责运土，用扁担一头一筐，穿过来倒在公路上。然后又循环往复。这两个相关的工作有几百人参加。这是一个难忘的景象，它使人想起就是这样的一行行的人没有机器的帮助，用肌肉的力量筑起万里长城和到处都有的城墙和村墙，以及像大运河那样的其他工程伟绩。
那老是满怀希望的梁思成，又从当地报上读到赵城城里有一座唐代的庙宇。这天傍晚我们进了城门就直奔那儿。不对了。他的希望破灭了。那是一座晚得多的建筑，而且没多大意思。我们于是离开那里到中国内地传教站找那孤独的女传教士——年老的罗姆克小姐。尽管我们是不速之客，她还是给了我们热烈的欢迎和饭前的热水澡。她被一些单纯的农家妇女包围着，她们是她从不公正待遇、死亡线上或饥饿中救出来的。从她们的脸上表达出来的对她的爱是很明显的，然而她即使是在讲述她们的故事时，也没有一点炫耀自己的意思。她那发亮的脸表达了对做出这一切奇迹的上帝的挚爱。
我们距我们最后的目的地——霍山山脉南端的上下广胜寺的所在地还有15英里。这就意味着要离开河道，把士兵们甩在后边。这真是那天早上的一个悦人的变化。天气继续晴好，因为我们朝向正东，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能看见远山顶上那广胜寺的宝塔，它鼓舞着我们前进。直到我们差不多在山脚下撞上它的时候，我们才在落日的余晖中看见了下寺。它的光彩、漂亮的设计以及众多的斗拱说明它是建筑学上的瑰宝，就好像是对我们这一番辛苦的奖赏。
是的，这就是行者梁思成等人的苦与乐。
在苦乐行者梁思成那诸多野外古建筑的考察中，最应该引起中外学界特别重视的，就是公元1937年6月他与林徽因及社友莫宗江、纪玉堂等四人的山西五台山之行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梁思成最感激动和兴奋的一次考察，也是中国真正系统研究古建筑学的一条开发之路。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条路呢？
在梁思成、林徽因与学社同仁调查古代建筑的漫漫征途中，他们虽然不断取得喜人的成绩，但始终没有发现比宋代更早的古老建筑，以至于有日本建筑学者竟断言说：中国境内已经没有了唐代以前的古建筑，如果中国学者要想研究唐代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去，因为那里才有中国鉴真和尚当年建造的诸多具有典型唐代风格的寺庙建筑。确实，在人口只有38万的日本奈良，不仅拥有7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古建筑，而且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建造于公元745年仿照中国唐代寺院建筑结构而建造的东大寺。当然，在日本奈良随处可见的中国唐代建筑中，与大唐关系最密不可分的要数唐招提寺了。因为这座寺庙不仅是由鉴真大师按照唐朝寺院的规划而修建，且极具盛唐的优雅风姿与宏大气势。据说，就连寺庙门楣那横额上的“唐招提寺”四个大字，也是日本孝谦女皇模仿中国大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的字体而书写的。即便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自然不会相信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竟然没有一处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唐代以前建筑，因为他们曾在云冈石窟中明晰地看到过魏晋时期建造的宫殿建筑实图。另外，梁思成也曾在《清凉山志》中读到过关于五台山上有建造于两汉时期建筑的文字记载。于是，梁思成果断地决定将调查方向选择在山西境内的五台山，并根据《敦煌图录》中收录有五台山佛光寺的图片，毅然把目光定格在了这一史料记载中的不朽寺庙。
作为古刹云集的中国名山——山西五台山，因由五座山峰环抱而得名。五峰以内被称为“台内”，以外则称“台外”。在五座山峰之中，是一块广阔而平整的盆地，其中有一村镇名叫台怀，这是五台山的中心，其附近寺刹林立，香火极为兴盛。因此，这里的殿塔佛像也就经常被京城等地的达官富贾出资修建，有的香客为了炫耀其势力显赫、富贵无比，竟将佛家寺院修建得金碧辉煌，可比皇家宫殿。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千年来这一盛名的文殊菩萨道场，竟然很少有明清以前的殿宇存在。这自然不是梁思成所要寻访调查之地。
与台内情形相比，位于台外的寺刹因为交通不便且散布偏远，所以祈福进香之人的足迹就鲜少涉及。而正是因为香火冷落、寺僧贫苦，致使这些寺刹很难得到重新修装，这也就比较有利于古建筑之保存。所以，梁思成等人到达五台县后，并没有进入台怀喧闹之地，而是折返北行，直接向南台的外围而去。这里距离佛光寺还有两天的路程，因为道路崎岖难走，他们只能骑着毛驴缓缓前行。不过，在险峻蜿蜒的山路间行走，梁思成等人却得以欣赏到平常难得一见的美景。对此，梁思成写道：“田陇随山势弯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式甚是壮伟，旅途十分僻静。风景很幽丽。”傍晚时分，当他们终于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时，简直真有了一种朝圣般的心态。用梁思成的话来说，“瞻仰大殿，咨嗟惊喜”。
确实，面对近在咫尺的佛光寺，梁思成等人显然被那层层交叠而又宏大雄伟的斗拱所震撼，虽然这些斗拱像是承受了千年的委屈一般，折叠萎缩在举势和缓但却前出深远的屋檐下，而正是这种稳妥牢固的姿势，支撑着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历史。环视整座大殿，不仅这种形式的斗拱是梁思成等人所未见，整座大殿的结构比例和雄浑的轮廓也不是他们以前所见识过的，这种结构给人以一种强烈的震慑和感染，很明显不是唐以后的建筑风格。不过，要想确认佛光寺是否属于唐构建筑，还必须找到确凿的实物证据。当然，梁思成明白最确凿的证据就是通常写在屋脊檩条上的文字。这种在新建房屋檩条上留下建造年代的习俗，在中国也不知沿袭了多久，即便今天在偏远的农村依然还保留着。
而佛光寺因为架设有“平”的顶板，遮挡了梁架以上的内里结构，并与斜坡殿顶构成了一个黑暗的空阁，人如果想进入其中，只能攀上顶柱从屋檐下的狭小空隙爬进去。为了弄清大殿的建造年代，梁思成等人不顾黑暗的空阁内积沉千年的灰尘，以及难以预知的不测和危险，手持电筒坚定地爬了进去。厚及盈寸的灰尘，踩上去就像是踩在厚厚的棉被上一样，梁思成小心翼翼地爬行着，顺着并不明亮的电筒光亮，他发现空阁内竟然盘踞着数以万计的蝙蝠，组成了一个黑压压不可驱散的强大阵容。而当梁思成按动照相机快门的时候，那闪光灯骤然之间发射出的强光，使这些已经聚集了千年的蝙蝠家族成员惊恐地四散翻飞，那扬起的灰尘和秽气使梁思成一时竟透不过气来。待灰雾散尽，梁思成仔细搜寻竟没能发现檩条上有什么字迹，这不由使他感到有些失望。稍顷，梁思成又不由地惊喜起来，原来梁架上那叉手的特别做法，实在是古老而罕见，属于“国内木构中的孤例”。不过，在那些叉手木材的缝隙间，梁思成也发现了数不清的臭虫大军，稍不留神就踩压碾死一片，那散发出的血腥臭味实在让人作呕不止。即便如此，梁思成等人为了探清佛光寺的确凿年代，“不辜负古人的匠心”，他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经过三天的辛勤查勘，一直在大殿内负责地面工作的林徽因竟然说她发现一根大梁上有字迹，于是大家都仰头瞪眼仔细观看，果然在五根大梁的中间一根上似乎隐约有字，但却不能识别到底是否是字迹，而“徽因素来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为了确证林徽因之所见，梁思成等人参照大殿台阶前那经幢上的文字，果然发现有被称为“佛殿主”的“女弟子宁公遇”几个字，且其姓名竟然列在诸尼之前。随后，梁思成等人为了确认题字的全文，请佛光寺住持到附近的村子里寻找村民帮助搭建脚手架。由于“村僻人稀”，老住持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才找来了两个老农，又费时一天筹划终于搭建起一个简易的脚手架。随后，梁思成等人急切地爬上脚手架，与地面人员通过不断传递蘸水的布单擦拭梁上土朱灰尘，才逐渐隐约辨认出其中字迹。因为大梁上的墨迹较为暗淡，水稍一风干字迹便隐藏不见，于是他们竟花费了三天的时间才读完全文，从而确认佛光寺建造于唐大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75年。
获此重大发现，众人欣喜万分，即便如梁思成这样不轻易喜形于色的人，在后来的记述中也抑制不住异常激动的心情。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夕阳西下，映得整个庭院都放出光芒。远看山景美极了，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确实，梁思成的快乐不仅仅是因为发现了当时国内唯一一处唐代建筑，更重要的是找回了一种失落久远的“民族的建筑历史与文化精神”。于是，从此五台山不仅成了佛教徒的朝圣地，也成了中国建筑学人的朝圣地。
如今，作为中国建筑学人向往朝圣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多少年来也不知有多少建筑学人前往朝拜，他们朝拜的也许不单纯是佛光寺这座唐代建筑，更多的应该是朝拜梁思成所留下的建筑学人都应该拥有的治学精神。对此，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一位名叫张锦秋的女建筑师当年前往佛光寺朝拜时的感受吧。之所以选择张锦秋一人之例，不仅因为她曾是中国国家建设部命名的全国20位建筑大师中唯一的一位女性，还因为她是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最后一位建筑学的研究生，如今她已是中国西北建筑设计院的总建筑师了。记得她曾这样描写第一次朝拜佛光寺时的情景：“……厚重、硕大的山门向我们预示着这是一远比南禅寺要巍峨得多的寺院。顿时，一路的疲劳消失殆尽。快步进入山门，我被眼前的景观凝住了。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古朴恢弘的寺院。由于山势地形关系，寺庙坐东朝西，前面是二十多米进深的前院，有名的金代建筑文殊殿处于北配殿的位置。相对的南侧没有屋宇而仅有一道砖墙。院子尽头是一重高台，台上南北二侧有对称的厢房。其正西是一排券洞式平房，正中一孔大券洞内是通宽的石级，直通第二高台。高台上挺立着一对茂密的古松。在它们浓荫掩映下屹立着巍巍大殿。啊！这就是梁先生多次对我们讲述过的那个佛光寺大殿，那出檐深远，斗拱宏大的国宝。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这是我学生时代就仰慕向往的所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终于登门造访这座不朽的殿堂了。”带着参禅般虔诚的张锦秋，还有幸遇到了当年见证梁思成等人考察、鉴定佛光寺的一位小和尚，不过当年的小和尚如今已是佛光寺德高望重的湛瑞法师了。张锦秋写道：“暮色降临，皓月当空，我独自一人在群山环抱的寺院内徘徊。万籁俱寂，只听见有轻轻的木鱼声和吟诵声。我踏着月光循声走去，但见空荡荡、黑沉沉的文殊殿中闪耀着微弱的烛光，湛瑞法师独自一人在诵经。据说这是他每晚必做的功课。这时，我深深感佩法师是个有虔诚信仰的人。一个人有高尚的情操，有明确、坚定的目标而又能为之终生奋斗，就是幸福的。这样的人会不畏艰苦，不惧孤寂。”是的，一个有着高尚情操、明确而坚定的目标并能终身为之奋斗的人，就如梁思成不仅不会畏惧艰苦和孤寂，应当说他还是一位无比幸福的人。
在张锦秋的描述中，细心的读者一定发现了她将佛光寺与一处叫着南禅寺的地方相比较。那么，张锦秋将南禅寺与被梁思成称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的佛光寺相比拟，它又是一处怎样的古建筑呢？对此，张锦秋写道：“南禅寺大殿果然名不虚传，它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建于公元782年（唐建中三年）。虽然只是个三开间的殿宇，但造型端丽，结构简洁，是典型的唐式建筑。平缓的屋顶、深远的挑檐、舒展微翘的翼角、简明受力的斗拱，侧角的木柱、升起的梁枋、高昂的鸱尾、两端升起的叠瓦屋脊、叉手、直棂窗……我们这一伙就像小学生认字一样，逐一识别。以前从书本上学得的抽象概念一一得到印证，我简直心花怒放。唐代建筑如此洒脱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是的，作为又一处唐构建筑，南禅寺距离佛光寺并不算远，当年梁思成等人却不曾给世人再添惊喜，究其原因，那只能怪罪小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已经在中国北京的卢沟桥开了火。即便如此，梁思成和他所发现的佛光寺，至今在中国建筑学界依然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那么，梁思成如此痴迷和重视古建筑调查，到底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确实，梁思成实地调查古建筑的意义，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建筑学本身，而是在独辟蹊径地体味和发扬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众所周知，当时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一贯是通过诗书画这一中国士大夫公认的途径，而对于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神韵的建筑从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而梁思成则特别认为，建筑“完全是由于当时各地的人情风俗，政治经济的情形，气候及物产材料所提供的，和匠人对于力学之智识，技术之巧拙，等等复杂情况总影响之下产生”的，而“到了各地各文化渐渐会通的时代，一系的建筑，便不能脱离它邻近文化系统的影响。……而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又赋予建筑以民族性。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的形象往往会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反省。”然而，正当梁思成沉浸在中国古老而辉煌的建筑文化中的时候，一场几乎亡国灭种的侵略战争已经降临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梁思成也不得不踏上漫长的流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