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逸容易使人懈怠而至堕落，困苦有时却催人奋进获取成功。当然，这属于一般性规律，适用于大众或普通人群，对于胸怀大志而又意志坚定的人，例如像梁思成这种心无旁骛的真正学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可参比的价值。相反，当梁思成返回北京加盟中国营造学社后，在7年相对平稳舒适的环境中，并没有安坐书斋深究死学，而是“自讨苦吃”积极探索了一条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建筑之路，使中国学人原本只局囿于书海史迹中去查证的学问小径，忽然间变成了“柳暗花明”的阳光大道。从此，不仅使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也使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开始迈向巅峰。
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秦阿房宫，也曾有过气派恢弘、声势夺人的汉未央宫和唐大明宫，更有集数千年中国建筑技术之大成的明清时期那金碧辉煌、富丽奢华、巍峨非凡的故宫紫禁城。不过，人们见到的似乎只有这些“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的华丽建筑，并不曾知道是什么人创造了这些经典而不朽的艺术精品。当然，囿于自古以来“道器分途，重士轻工”之固习，中国学界从来就不曾将建筑列入属于高雅的艺术门类，人们似乎也并不想知道或记住那些印象中行为粗拙的“匠人”。正因如此，在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某种开创性和奠基性贡献的一个人——朱启钤，以及最先由他个人出资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
木匠师，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本为世家之工，号称专家，至今犹有存者”，可以当面向他们请教艰深晦涩的建筑专业术语，而且还可以参照实物“制作模型，烫样傅彩”，使原本只限于口口相传的建筑技艺得以用现代文字的方式记述流传下来。即便如此，中国营造学社如果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也不会像后来那样有所大成乃至学人皆知。所以，公元1929年当朱启钤向支配美国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申请经费补助时，该董事会董事、营造学社成员周诒春则提议说，营造学社缺少懂得现代建筑学的专业人才，即便有了“庚款”经费补助也难有什么大的作为和成就。于是，他将自己当年从梁启超那里得知其子梁思成有志于研究中国建筑的志向，并从美国留学归来现在东北大学执教的消息告知了朱启钤，希望能聘请到梁思成加盟营造学社。闻听此言，朱启钤十分兴奋，当即请周诒春亲往东北沈阳邀请梁思成。周诒春曾经是朱启钤的幕僚，也是梁思成在清华学堂时的校长，而当他来到东北大学动员梁思成加盟营造学社时，梁思成却没有立即应允，因为他还舍不得放弃自己刚刚一手创建起来的建筑系，但他也没有直接表示拒绝，而是希望给他一点时间进行考虑。后来，随着东北局势的日益恶化，以及妻子林徽因患病等原因，再加上周诒春多次诚恳的游说，梁思成终于答应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正是因为有了梁思成的加盟，中国营造学社终于走出中国学者积习多年的老路，开创和奠定了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条新路。
当然，因为有了梁思成的加盟，朱启钤也热情高涨，他不仅亲自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事务，还先后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和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疏浚护城河、创办北京第一个公园——中山公园，以及将承德避暑山庄二十余万件文物运抵北京、开设古物陈列馆、开放皇家园林颐和园、北海及天坛、雍和宫、搜集和保护江南丝绣文物等。同时，朱启钤还发表、刊印和出版了诸多相关的学术文章、刊物和著作，例如：《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元大都宫苑图考》（与阚铎合著）、《存素堂丝绣录》、《存素堂入藏图书河渠之部目录》、《题姚承祖补云小筑卷》、《梓人遗制〈元薛景石著〉》（与刘敦桢校译）、《哲匠录》（与梁启雄、刘敦桢合著），以及《蠖园文存》、《芋香诗录》等著述和校刊的《三图儿（蝶儿、燕儿、匡儿）》等等。那么，朱启钤为什么要创立中国营造学社，并为此付出如此的辛劳呢？
记得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是这样解说的：“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启钤自刊行宋李明仲营造法式，而海内同志，始有致力之涂辄。年来东西学者，项背相望，发皇国粹，靡然成风。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启钤无似，年事日增，深惧文物沦胥，传述渐替，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同时，朱启钤也是为了“纠合同志若而人，相与商略义例，分别部居，庶几绝学大昌，群才致用”。另外，朱启钤在创立中国营造学社之初，还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要纠正“自古以来理论与实践分离，士、匠相分开的偏向”，并使之能够相互结合起来。对于朱启钤的这一做法，中国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称之为“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世不朽的建筑作品，但对于那些反映了他们智慧、技巧、力量和情感的伟大建筑物，他们个人却不曾让人们记住并受到应有的尊重，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缺憾的事。缺憾属于过去，从梁思成时代开始，成为一名建筑师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了。当然，福从苦中来。
公元1931年9月，梁林俩人正式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任学社校理，开始了他们学术生涯中一段历经艰难却又不断创建辉煌的不平凡之路。
从谈起。为此，梁思成对朱启钤当年广泛搜集的关于建筑工程方面的数十册手抄本和秘籍，首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些来自于古代匠师自行总结或由官方样式房偷偷流传出来的手抄本和秘籍，内容繁复杂乱，术语晦涩难解，计算方法不一，名词混淆重叠，让人如坠云雾，不知所云。为了弄懂这些内容，梁思成虚心诚恳地向当年故宫的老匠师请教，并参照故宫实物进行一一指认，诸如“蚂蚱头”和“三福云”之类，都是通过老匠师在故宫内指认和详细解释后才弄明白的。在大略了解这些手抄本和秘籍的内容后，梁思成将整理的成果定名为《营造算例》，于公元1931年在《营造学社汇刊》二卷中分三期陆续刊出，后来梁思成对《营造算例》又进行重新校读，使之更加清晰明白，并以单行本的方式予以出版。不过，《营造算例》“刊行之初，不加笔削，以存其真，归纳演绎，尚有所俟”，也就是说只是简单整理保存其真实，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系统的研究。其实，整理《营造算例》是为了解读“天书”《营造法式》做准备工作，而要真正解读距当时已有近千年历史的《营造法式》，光是整理那些手抄本和秘籍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这些或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于是，梁思成将突破口选择在了先注解距当时年代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一书上，然后再逆时向上推演。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是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修订颁行的一部建筑术书，全书共分为70章，涉及到建筑材料的计算和“大木作”的规则，并对27种大小房子的每一个建筑结构，都不厌其烦地提供了丈量方法。不过，在这部书中却很少提到如何确定每一种结构的方法和位置，这就需要通过老匠师的现场指认和讲解。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与宋李诫的《营造法式》，是中国流传于世仅有的两部建筑专书，其他的如《大唐六典》、宋朝喻皓的《木经》、元朝内服的《宫殿制作》、明朝的《营造正式》和《梓人遗制》等都已失传。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距当年仅有200年，而且保存的建筑实物比比皆是，特别是故宫紫禁城近在咫尺，更是破解这部专书的最好参照。对此，梁思成说：“我认为在这种技术科学性的研究上，要了解古代，应从现代和近代开始，要研究宋《营造法式》，应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开始；要读懂这些巨著，应从求教于本行业的活人——老匠师开始。因此，我首先拜杨文起老师傅和彩画匠祖鹤洲老师傅为师，以故宫和北京的许多其他建筑为教材、标本，总算把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多少搞懂了。对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理解，对进一步追溯上去研究宋《营造法式》打下了初步基础。”
其实，为了破解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梁思成所付出的心血岂止以上简单所述。当时，朱启钤认为《工程做法则例》附图太少，很难说明问题，曾聘请大木作、琉璃和彩画等诸多匠师绘制过四百余幅图表，但由于这些老匠师没有受过科学的制图训练，并对原文理解不透或误解，致使所绘制的图表多不适用。于是，梁思成带领社友邵力工重新绘制，对书中各式建筑物都绘制了平面、立面和剖面图，力求对各式建筑的做法有一个准确而详细的解释。对于梁思成当年破解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所付出的辛劳，学社成员莫宗江先生后来曾回忆说：“梁先生的工作特点是计划性极强，一个题目来了，他能很快地定出计划，而且完全按计划执行。写《清式营造则例》，他一边学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一边向老工匠学，只二十几天就画了一大摞。我每天都去看他的作业，一大摞让我太吃惊了，他一辈子都是如此严格按计划执行，工作效率非常高。”确实，正是因为有了梁思成这种精益求精和高效率的工作作风，才使中国第一本以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读物——《清式营造则例》，终于在公元1932年3月全部脱稿。那么，这是怎样的一部书呢？
对此，梁思成在序言中曾有明晰的解说，又因序言解说详尽，对研究或想了解中国建筑之人有非常之裨益，故不烦全文录下：
这部书不是一部建筑史，也不是建筑的理论，只是一部老老实实，呆呆板板的营造则例——纯粹限于清代营造的则例。
既不是史，所以中国历代建筑之变迁，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各部结构本身的由来和沿革，以及各时代形制特征，虽然全极有趣，与则例有密切的关系，本书也不能枝节的牵涉及之。既不是理论，所以清式建筑在结构方面，力学方面，美学方面，实用及其他方面的优劣所在，也不能在本书内从事探讨或评论。但在研究一代建筑则例之前，不能不稍有历史方面演变的认识及理论方面基本的了解。姑烦内子林徽音为作绪论一章，将这历史及理论两方面，先略为申述介绍。
至于本书的主要目标，乃在将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及各部分构材的名称，权衡大小，功用，并于某另一部分地位上或技能上的联络关系，试为注释，并用图样标示各部正面，侧面，或断面及与他部相接的状况。图样以外，更用实物的照片，标明名称，以求清晰。但这些仅以“建筑的”方面为限，至于“工程的”方面，由今日工程眼光看来，甚属幼稚简陋，对于将来不能有所贡献，故不赘。
清式则例至为严酷，每部有一定的权衡大小，虽极小，极不重要的部分，也得按照则例，不能随意。在制图之初，我本拟将每部分权衡数目全在图上注明，终因繁杂混乱，故未实行，而另作成《权衡尺寸表》，附于卷尾备查。
清式营造专用名词中有许多怪诞无稽的名称，混杂无序，难于记忆，兹选择最通用者约五百项，编成《辞解》，并注明图板或插图号数，以便参阅。各名词的定义，只能说是一种简陋的解释，尚待商榷指正。
本书所用蓝本以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及拙编《营造算例》为主。《工程做法则例》是一部名实不符的书，因为它既非做法，也非则例，只是二十七种建筑物的各部尺寸单，和瓦石油漆等作的算料算工算账法。这部“则例”乃是从那里边“提滤”出来的。《营造算例》本来是中国营造学社搜集的许多匠师们的秘传抄本，在标列尺寸方面的确是一部原则的书，在权衡比例上则有计算的程式，体例比《工程做法则例》的确合用。但其主要目标在算料，而且匠师们并未曾对于任何一构材加以定义，致有许多的名词，读到时茫然不知何指。所以本书中较重要的部分，还是在指出建筑部分的名称。在我个人工作的经过里，最费劲最感困难的也就是在辨认，记忆及了解那些繁杂的各部构材名称及详样。至今《营造算例》里还有许多怪异名词，无由知道其为何物，什么形状，有何作用的。
至于各部许多详细做法，如栱头分瓣，斗底的斜面，椽径及角梁的大小等等，在《工程做法则例》和《营造算例》里，概无说明，而匠师所授，人各不同，多笨拙不便于用。所以在本书图板及标内，皆使简单化，但在插图或文中，亦将旧法解释，以便参考。
本书脱稿于廿一年三月，为着许多困难，迟至今日克付印。在这将近两年的期间，我得着机会改正了许多错误，增补了许多遗漏，勉强成此。深知清式营造原则，断不是这短短的文字和几张图表所能解释详尽的，只望能示其基本大概而已。直至书将成印，我尚时时由老年匠师处得到新的智识；所以本书中的错误和遗漏，仍必不少，希望读者不吝赐正。
我在这里要向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桂辛先生表示我诚恳的谢意，若没有先生给我研究的机会和便利，并将他多年收集的许多材料供我采用，这书的完成即使幸能实现，恐怕也要推延到许多年月以后。再次，我得感谢两位老法的匠师，大木作内栱头昂嘴等部的做法乃匠师杨文起所指示，彩画作的规矩全亏匠师祖鹤洲为我详细解释。图板第拾贰，贰拾及贰拾肆乃社友邵力工所绘，插图中有几张照片也是他摄影的。内子林徽音在本书上为我分担的工作，除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板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精心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
梁思成
中华民国廿三年一月
当然，以上只是梁思成自己的谦虚说法，其“内子”林徽因曾在《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读之也许有益。她说：“不研究中国建筑则已，如果认真研究，则非对清代则例相当熟识不可。在年代上既不太远，术书遗物又最完全，先着手研究清代，是势所必然。有一近代建筑知识作根底，研究古代建筑时，在比较上便不至茫然无所依傍，所以研究清式则例，也是研究中国建筑史者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对此，清华大学建筑系后来在编辑梁思成的这本《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前言中，也认为：“自这部书出版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中国建筑史界一部重要的教科书。无论中国和外国，凡是想升堂入室，深入弄懂中国古代建筑的人，都离不开《清式营造则例》这个必经的门径。”不过，林徽因对于建筑学人在参照《清式营造则例》时，还提醒说：“规矩只是匠人的引导，创造的建筑师们和建筑学生们，虽须要明了过去的传统规矩，却不要盲从则例，束缚自己的创造力。我们要记着一句普通谚语：‘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是否就是真正学人的风范呢？
前面说过，梁思成整理研究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是为了全面破解宋李诫的《营造法式》，最终撰写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为此，梁思成并没有陶醉在首战告捷的成功之中，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型美术而言，尤须重‘见’，重视试验，比较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具有创造性的。”当然，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教育和中国国学滋养的梁思成，向来就是一个注重和乐于行动的人。不过，那时梁思成的行动还只局限于理论研究，少有的实地调查和测绘也只是在沈阳和北京城市里，而他所要调查的古代建筑则多数保存在荒村野外，这对于那些出身名门、生长在城市里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有丝毫的隐讳，梁思成也绝不例外。而梁思成之所以成为梁思成，就是因为他毕竟不同于普通的旁人，他不仅没有半点名门宦家子弟那种浮华骄奢的习气，而且很自然地就将那时学者与贫苦农民之间的鸿沟弥合无寻。对此，我想今天即便不是那些处处讲究的官人，就连在城里漂来漂去的“漂一族”，恐怕面对依然行为粗拙的农人还是会避之不及的。想来，他们与梁思成的家风学养又有何比可言呢？
其实，善于行动的人向来是要吃苦的，而通过吃苦行动所获得的快乐，也同样是不劳而获者所无法体味的。如此，我们不妨就跟随梁思成当年足及数省区几百个市县的苦乐旅行，也许行程足够漫长，但亲自去体味一番他那别样的行者滋味，也实在算是一件难得的趣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