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的长江，自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东雪山滚滚而下，犹如茫茫苍龙在穿越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之后，开始进入一马平川的四川盆地。这时的长江，因为已经穿行了3496公里的漫漫长途，渐渐地表现出了一种平静而非凡的气度。不过，它这是在静静的流淌中积蓄力量，准备以前所未有的猛烈气势冲破长江上游的天然门户——夔门，然后再一鼓作气切开险峻万分的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这风流天下闻的“三峡”，从而滋润四川宜宾以下2884公里沿岸的江淮儿女。由于长江在进入四川宜宾之前并不称之为长江，而叫金沙江，所以宜宾当属长江第一城，而南溪县的李庄又是宜宾长江上游的第一古镇，故李庄向有“万里长江第一镇”之说。
虽说李庄有“万里长江第一镇”之称，在历史上也曾是兵家必争之地和西南地区的货物集散中心，但因为上下距离宜宾和南溪均有25公里的水路，且没有任何陆路可以通行，所以到民国年间已变成了一处极为闭塞落后的孤寂之地。不过，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院等机构搬迁至此，使小小的李庄一时间声名鹊起，不仅成为与重庆、昆明和成都齐名的战时四大文化中心之一，还为它赢得了一个村镇级行政单位不可轻易使用的前缀词——中国。确实，在抗战时期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邮件只要写上“中国李庄”四个字，便能准确无误地送达收件人的手中。即便是在今天，当人们提到李庄的时候，往往在文字的表述中也会不自觉而又自豪地使用“中国李庄”这个新专用名词。当然，今日李庄的骄傲、辉煌与名闻遐迩，是来自于昔日上述文化和学术机构人员的苦难。在这苦难当中，梁思成和梁思永两兄弟及家人当属最苦难之人。
公元1940年11月底，梁家与中国营造学社在不得不随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李庄时，梁思成却突然发烧病倒只能暂时留在了昆明。于是，同样病体孱弱的林徽因独自带领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小脚外婆踏上行程。在长达两个星期寒冷冬季的旅途中，林徽因与同车31人共乘一辆敞篷的大卡车，双脚叉开坐在铺盖卷上，“在仲冬天气里越过大山”，来到了这个“远离任何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中国李庄。一个星期后，梁思成病势减轻也来到李庄，随即将中国营造学社和家人都安置在了李庄镇上坝村一片竹荫丛中的张家老房子里。对此，后来曾专程到李庄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的费慰梅女士这样回忆道：
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总部是一座简单的L形平房农舍，它的长臂是南北走向。这一臂的一侧从南到北是一个打通的工作间，备有供画草图和写作用的粗糙桌凳。对面是女仆的房间、储藏室和三个初级研究人员的卧室排成一行。走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就是向东延伸的L形的短臂。
一穿过走廊就是两间卧室，一间是外婆和宝宝的卧室，另一间是儿子的。再过去就是梁氏夫妇的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们的房子是朝南的，窗外是浓荫覆盖的、赏心悦目的一个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这间房里（大家睡的则是光板和竹席）。
对面，在L形长臂的西边，是一处更大的天井，大部分是参天的樟树，点缀着小丛的香蕉林。在院落中还散落着一些小平房，一间作厨房，远些的一间是食堂，留出些地方给莫宗江睡觉，最远的一处则是户外厕所。
工作间的布置和装修是沿着当年工作间在北京皇宫院里的时候策划的营造学社正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刘敦桢安家的地方离得不远。思成多年的初级助手莫宗江、刘致平和陈明达都可随叫随到。
梁家到达李庄刚刚安顿下来不久，不仅林徽因因为旅途劳累导致肺结核复发，且病势来得极为凶猛，自此在李庄一直卧病在床达5年之久，其他的不幸也接踵而至。对此，梁再冰后来回忆说：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
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40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床不起了。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但她身体日益衰弱，父亲的生活担子因而加重。
更使父亲伤脑筋的是，此时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经费来源。他无奈只得年年到重庆向“教育部”请求资助，但“乞讨”所得无几，很快地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抗战后期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父亲每月薪金到手后如不立即去买油买米，则会迅速化为废纸一堆。食品愈来愈贵，我们的饭食也就愈来愈差，母亲吃的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几乎不成人形。为了略微变换伙食花样，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学习蒸馒头、煮饭、做菜、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等等。
三叔到李庄后肺病也复发了，病情同母亲非常相似。父亲对兄弟和妻子的病都爱莫能助。他自己的体质也明显地下降，虽然才四十多岁，背已经驼得很厉害，精力也大不如前了。
1941年春天，正当母亲病重时，三舅林恒（空军飞行员）在一次对日空战中牺牲，外婆和母亲后来得知都为此伤痛不已。三舅的后事是父亲在重庆时瞒着母亲到成都去办理的。
后来，又传来了天津涨大水的消息。营造学社的一批无法带到后方的图片资料当时寄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中，涨水后全部被淹毁，这是父母和学社成员多年心血的积累，所以父亲和母亲闻讯后几乎痛哭失声。
尽管贫病交加，挫折一个接一个，但父母亲并不悲观气馁，父亲尤其乐观开朗。他此时常教我读些唐诗，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是全家最喜爱的诗句之一。生活愈是清苦，父亲愈相信那“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即将到来。他从来不愁眉苦脸，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晚间常点个煤油灯到他那简陋的办公室去。他仍在梦想着战争结束后再到全国各地去考察。有一次我听到他对母亲说：如果他今生有机会去敦煌一次，他就是“一步一磕头”也心甘情愿。母亲不发烧时也大量读书做笔记，协助父亲作写《中国建筑史》的准备。她睡的小小行军帆布床周围堆满了中、外文书籍。
对于梁家如此悲惨境况和梁氏夫妇顽强的治学精神，作为梁家好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很是同情和感佩，他似乎责无旁贷要帮助梁家渡过这一难关，因为这时身为中国营造学社社长的梁思成已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中国营造学社也纳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编制。为了解决梁家的这种困境，傅斯年于公元1942年4月18日向时任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好友朱家骅（字骝先）写信请求予以帮助，他在信中详细地写道：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笔者注：即肺结核病的英文缩写），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为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指蔡锷将军）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而（在君语。笔者注：在君是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字）。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止，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以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笔者注：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指蒋介石）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两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笔者注：是时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人翁文灏的字），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对于傅斯年的真诚帮助，林徽因则感到很是不安，她在病中回信表达了这种不安的感激：
孟真（笔者注：是傅斯年的字）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人穷愁疾病，顿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双安
林徽因
原来，因为傅斯年的那封求助信，中央研究院虽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请求资助两三万元，但还是在艰难的境况中为梁家筹措了一万元医药费，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因此，林徽因才得知傅斯年的那封求助信，从而引出她信中那番“惭汗满背”的感激。
生存环境如此恶劣而艰难，但梁思成对于古建筑的研究热情并没有降低，不仅没有因个人的家事而影响学社的研究工作，而且学社还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加入其中，例如从中央大学毕业前来实习的卢绳、叶仲玑和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的王世襄，以及由同济大学毕业的洪慰德和营造学社招收的学员罗哲文等，他们的到来使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这个闭塞的小镇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那时，不足20岁的罗哲文还稚气未脱，经常与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及刘敦桢之子刘叙杰三人趴在地上玩弹子，于是大学生卢绳便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他们说：“早打珠，晚打珠，日日打珠，不读书。”并将这首诗抄写在一张纸条上，贴在营造学社院中的树上。而身体瘦弱的叶仲玑因为当时伙食较差，他又希望自己能够长胖起来，于是他也写了一张纸条贴在树上，内容是“出卖老不胖半盒”。经常伤风感冒的梁再冰感到很有趣，她也写了“出卖伤风感冒”的纸条一并贴在那棵树上。对此，后来梁思成被国民政府委任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中国代表前往美国，并同时应邀到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学时，因为事务繁忙经常不在公寓，好友罗常培又一次找他不见，便在门上留下了一张纸条说：梁思成成天乱跑。不几天，梁思成回访罗常培时也未能相遇，同样留言说：罗常培常不在家。再后来，两人见面竟连句成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罗常培常不在家，大儒常培女弟子；下联是：梁思成妄思伏骥，拙匠思成联国楼。大人们的这种游戏，是否是受当年李庄这些年轻人的启发姑且不论，起码因为这些年轻人的到来，确实缓解了李庄时期那沉闷的生活气氛。
对于这些新加入营造学社的年轻人，梁思成无论是从生活还是学习上都给予特别的关心和爱护。对此，公元1940年被中国营造学社录取的首位也是唯一一位社员、如今已年逾八旬的中国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在梁思成诞辰85周年时曾撰文回忆说：“我学艺于梁思成老师，转眼已经45年了。我从他那里不仅学到了古建筑方面的知识，也学到了其他方面的学问。建国之初，我从清华大学营建系调到文化部文物局以后，三十多年中，一直得到他的指导与帮助。在他诞生85周年之际，怀念之情涌上心头。特选了其中的十件事简记成文，以为纪念。”在罗哲文先生所记述的十件事中，第一件就是“启蒙学艺”，即他当初是如何受教于梁思成的，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1940年，我国唯一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因日寇入侵，从北平辗转迁移到了我的家乡四川宜宾附近的南溪县李庄镇，并登报招考练习生。我幸运地被录取了，从此就与古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先是受教于刘敦桢老师，替他整理抄写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的文章，并绘一些插图。不久，思成老师见我绘图的技术有培养前途，便商得敦桢师的同意，把我调到他那一组来学习与工作（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分为法式与文献两组，思成师主任法式，敦桢师主任文献）。
我至今难忘的是思成师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传艺的精神。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地手把手教，并注重谈了线条的艺术性问题。他说：“你别看画图都是由一条条粗细不同的线条所组成的，但是把线条组织起来就是艺术，特别是建筑图纸，比工程和机械图纸要求的艺术性更高。不仅是花纹图样、装饰艺术的图纸有艺术性，就是结构图纸也有艺术性，比如用不同粗细的线条来表示斗拱、屋檐的层次，表示断面和轮廓等等。就是线条的交结也有艺术，要恰到好处。”他连鸭嘴笔和圆规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作了详细的示范。他还特意安排了刘致平、莫宗江两位先生对我进行指导，我从他们那里又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与技能。
梁思成对罗哲文的爱护不仅体现在教学上，还真诚地体现在一些生活小事上。例如，罗哲文原来名叫罗自福，这与当时中国联盟国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读音极为相近，于是就有人经常开玩笑地叫他“罗总统”，弄得他很难为情，为此梁思成便为他改名罗哲文。如今，罗哲文这三个字，已经成为中国古建筑方面权威的代名词。还有一次，罗哲文生病发高烧，“其时学社因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搬到了乡间”，那里没有任何医生和医疗条件，梁思成就亲自跑到镇上的同济大学医院，请来了“有名的唐大夫前来为我看病，亲自给我端水吃药。在旧社会师傅对待徒弟有这样的盛情，是极为珍贵的”。不仅梁思成对罗哲文关爱有加，病中的林徽因也很关注罗哲文的成长。对此，罗哲文先生曾回忆说：“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林徽因先生，她身患重病，还教我英语，给我的英语打下了一点基础。”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这种关爱之情，即便是今日罗哲文先生每次谈起时依然很激动，对此我曾多次亲眼目睹过罗哲文先生陷入回忆中的那份难忘情怀。
在李庄的几年间，罗哲文不仅在古建筑学方面得到了严格的技术训练，而且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身上还获得了用之无尽且受益终身的学术教养，使他从一个不足20岁的青年逐渐成长为如今中国乃至世界古建筑方面的权威专家。对此，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罗哲文先生深情回忆恩师梁思成的第二件事——出版“汇刊”：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我们这一学术团体的机关刊物，也是发表学社同仁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在北平的时候，曾经出版过六卷，每卷四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古建筑调查报告与论文，从内容和印刷质量来说，都是一流的刊物，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自学社南迁后，流离辗转，由长沙而昆明，才住不久又迁四川，无暇顾及。众所周知，抗战时期的四川，印刷、纸张、装订、出版极为困难，尤其是在李庄乡下就更加困难了。然而思成先生深知，一个学术刊物是这一学术机关的生命线，如果一个学术机关、学术团体没有自己的学术刊物，它也就难以存在了。为此，他想尽了一切办法要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恢复这一刊物。在他的倡导下，学社的同仁也都积极响应，一起动手，同心协力。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那时李庄根本没有白报纸、新闻纸之类的纸张，也没有铅字，更谈不上铜版、铅版和装订机具之类的东西，有的只是土纸和大石版的石印。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还是问世了。我们是用药纸、药水手写石印，不仅有文字，而且还有平、立、剖的墨线图，照片也是用描绘的方法予以石印的，从设计版式、抄写文字、描绘线图和照片，到石印、折页、装订成书，完全都是学社同仁一手完成的。值得称道的是在思成先生的倡导和亲自动手之下，学社全体同仁包括卧病在床的林徽因先生及老人、妇女、小孩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今天翻开七卷两期的土纸“汇刊”，可以看到当时在学社的刘致平、莫宗江、卢绳、王世襄等人的笔迹。自己的文章自己抄写、印制、装订，可说是彻底的自力更生了。我在这两本书内抄写的文字和描绘的图纸也不少。思成先生的五台山佛光寺详细调查报告文字和图，大都是由我抄写和描绘的。这种实干苦干的精神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有意义。在工作的过程中，思成老师又给了我许多的教导。
当书的封面包装完成的时候，梁先生的欢喜心情至今犹在眼前。是的，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中，梁思成想方设法恢复中国营造学社的“生命线”——《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不仅使当年他们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佛光寺这一重大成果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还明确地告知世界学术界他们极为关注的中国营造学社依然存在，并不曾被战火湮灭无寻，这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学界的意义都非同小可。记得曾任美国总统顾问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这种献身学术的精神曾发表如此感慨说：“在忧患的战时生活中能获得如此成就，说明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其实，梁思成不仅如费正清所说“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而且为了保卫敌战国日本的古建筑也同样“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这就是罗哲文先生怀念恩师梁思成蛰居李庄期间的第三件事——重庆描图：
1985年我和郑孝燮同志应日本奈良县的邀请，参加由上田繁洁知事主持的“在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在日本大阪下飞机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日本朋友、奈良县原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学术部主任管谷文则先生就很热情地询问我：“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反攻日本进行轰炸时，东京、大阪等等城市都遭惨重的轰炸，唯独保存古建筑文物最多的古都奈良和京都幸免于难，不知何故。有人说是美军中的学者建议的，而据前年访问日本的中国北京大学教授、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说，是梁思成先生建议的结果。不知您是否能证实这件事？”他这一问，我就想起了1944年的一个夏天。那天思成老师要我和他一起去重庆，帮他做一些工作。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住在另外一座小楼里。先生每天拿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地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仔细去辨识，但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就读过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然而日本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当时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察到是不宜知道的。
那次去重庆是我平生首次进大城市。有两个事从未领略过的，一是我初次与电话打交道，开始真把耳机拿反了，二是先生请我去吃冰淇淋，大夏天吃冰冷食品还是第一次，印象很深。结合宿白先生所说的，我才真正把这件事肯定下来，梁先生确实做了一件保护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大事。
对此，郑孝燮同志还提供了一个旁证。1951年的一天，梁先生突然把他叫住说：“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好的消息。日本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可惜。”这时他几乎流下泪来了。他对日本古建筑感情如此之深，当遇到要对日本进行轰炸的时候，提出建议保护古都和古建筑，应是很合情理的。
1985年访问中，日本现在建筑史的老一辈著名学者，京都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80余高龄的福山敏男也发表意见：认为梁思成先生不仅对中国古建筑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对日本古建筑也甚是精通。他出生在日本，早年生活在日本多年，对日本的情况甚是熟悉。他提出要保护奈良和京都两个古都的建议是完全可能的。
回北京后，我立即打电话询问了宿白先生，他说他确实于1947年梁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话中听他说过，曾经建议不要轰炸京都与奈良。
“古都的恩人”的敬语来称赞和怀念梁思成。
另外，罗哲文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郑孝燮同志”，在此不能不留下一段文字，这因为如今已逾90高龄的郑孝燮先生不仅是中国城市规划学界的执牛耳者，与罗哲文先生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情，虽然在晚年时才开始全力对古文物建筑的保护予以特别关注，并因此与罗哲文先生和已故的单士元先生被中国业内及业外人士誉为古建筑保护的“三驾马车”，而且还由于他是梁思成当年组建清华大学建筑系时从武汉特意招进京城的一名年轻教员，更是梁思成在李庄那艰难困境中举办首届“桂辛奖学金”建筑设计比赛中第一名的获得者。对此，林洙女士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抗战时期，梁思成虽然致力于古建筑的研究，但他也注意到当时的建筑教育，担心学校教育缺少传统建筑设计的训练，提出桂辛奖学金的设想，并于1942、1944年举办了两届建筑设计竞赛。两次都是与中央大学建筑系合作，当时杨廷宝先生在中大兼课，梁与杨商定，由杨辅导选定三年级学生参加竞赛，题目是“国民大会堂设计”，要求做传统的建筑形式。1942年的得奖人是郑孝燮。郑还清楚地记得评图的那天，梁思成身着中式长袍，温文尔雅，在学生作业前反复地看过以后和杨廷宝先生交谈了一会儿，便走到郑的图前，在上面画了一个红星，注明桂辛奖学金第一名。
如今，我们虽然已经无从了解当年郑孝燮先生参赛的是怎样一幅图纸，竟获得梁思成和杨廷宝两位建筑大师的特别青睐，被评为第一届“桂辛奖学金”的第一名，但由中国另外一位著名建筑大师奚福泉先生设计、监造的“国民大会堂”，还依旧留存在六朝古都南京城里，虽然在其周边已经是现代化摩登高楼林立，但作为中国新民族式近代建筑的优秀实例，它依然显得独树一帜，并成为现在的南京人民大会堂。那么，这是一栋怎样的经典建筑呢？它何以会被梁思成和杨廷宝选作第一届“桂辛奖学金”设计竞赛的题目呢？
公元1933年，国民政府在筹划将于公元1935年5月召开国民大会的同时，就决定建造一座新的国民大会堂，既作为今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会场，又充当剧院的角色。不过，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使大会改在了中央大学的大礼堂里举行，这使国民大会堂的筹建工程一度被推延。公元1935年9月，国民政府财政总长孔祥熙等人向国民政府再次提议筹建国民大会堂，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采纳。于是，国民政府向社会公开征集国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经过众多专家和国民政府的元老们评审后，由建筑大师奚福泉精心设计的蓝图被列为首选。公元1936年5月5日，位于长江路中段路北的国民大会堂终于竣工。坐北朝南的国民大会堂，占地约有34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510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整栋楼房具有典型的西方近代歌剧院的建筑风格，但又巧妙地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对称的特点形式。例如，以勒脚、墙身和檐部三段式划分大楼整体，中间高耸，而两侧则呈直线展开的对称造型，显得简洁明快而不失稳重大气。在国民大会堂的局部装饰上，建筑师巧妙地运用了民族风格的装饰，但并不讲求繁复奢华，而是力求简化明了。例如，在门厅上方正中的整体墙面上，镶嵌有三段长方形玻璃窗群，并一直贯穿上下，这种将玻璃与墙面实体进行虚实结合的手法，使门厅顿时充满了一种美妙的韵律感。再如，在三门并立的门厅上方，有一遮护踏道而前伸的雨篷，其上与门窗框架、门厅均采用了传统的回形花纹，显得十分雍容而不乏典雅。当然，在国民大会堂的内部同样装饰豪华，不仅配有当时先进的冷暖气和消防、通风、水电、卫生等设备，而且还在大会堂西墙内建有一条秘密的暗道，据说那是直接通往蒋介石专用休息室的走道。不过，这条仅能容纳一人通行的暗道，平时总是门锁紧闭，一般并不为人所知。然而，国民大会堂落成仅一年多的时间，民国首都南京便沦陷日本人之手。随后，这栋优秀的近代建筑虽然历经了70年的历史风雨，并经过多次的修建和改造，但依然在南京长江路那浓浓绿荫中保持了应有的安详、宁静和非同寻常的历史地位。
如此看来，梁思成和杨廷宝当年将国民大会堂作为第一届“桂辛奖学金”竞赛选题的做法，实在称得上是慧眼识珠。当然，梁思成慧眼识珠不仅是认定了国民大会堂这一经典建筑，而且还发现了一位杰出的建筑学人才——郑孝燮。关于郑孝燮先生在文物古建筑保护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其中有许多“遭遇”与梁思成在20世纪50年代的行事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故将在后面有关章节中集中表述，以便读者能够得到一个强烈的感觉冲击力，这也算是呼吁今天民众对文物古建筑和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一种方式吧。
在李庄的日子里，梁思成除了对宜宾周边部分古建筑进行测绘外，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研究《营造法式》和撰写《中国建筑史》等资料整理与著述上。在这期间，也就是公元1943年秋天，中国营造学社的骨干刘敦桢受聘为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教授，不得不离开李庄前往当时设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就职。对于这一变动，梁思成与刘敦桢两人都极为不舍，据说两人在分别的前一天晚上促膝畅谈至天明，且是边说边哭，最后竟号啕大哭起来。对于刘敦桢的离开，林徽因曾向好友费慰梅这样诉说道：“刘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负责任的人。全部的账目都由他负责，连思成应付不了的琐碎杂事也交给他管。现在这些工作全要落在思成肩上了！这不大紧，如你们所知，自从我们南迁以来，营造学社里的同仁一共只有五个。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
确实，正如林徽因所说，刘敦桢先生历来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无论是教学、科研或是行政事务，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力求最大限度的完善。例如，他后来在中央大学讲授建筑史时，虽然早已驾轻就熟，但每次课前都认真备课。他讲课和写作都非常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他常对助手们讲：“写作要言简意赅，字字掷地应作金石声。”因此，他的著作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和深思熟虑的，就是予友人的信件，也要写改几次，最后再誊清寄出。他的文稿和笔记，每个字的一钩一画和标点符号，都写得十分端正整齐。不仅如此，刘敦桢先生从不满足自己的成就，而是十分注意自己的不足，他曾经说：“我不过具中人之资，捷思聪睿不及思成，细致慎重莫如仁辉（杨廷宝的字），博通中外无逮伯潜（童寯的字）。能够做出点成绩，主要靠多干了一点。”因此，刘敦桢先生在工作中能够尊重别人，从来不摆人师和专家的架子，从不独断独行，能虚心听取并接受他人意见，且事事以身作则，既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大家。他关心爱护同志，特别是对那些有事业心和富于才华的中青年，不但在工作中尽量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还努力帮助解决其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在学术上则悉心指导，诲人不倦。他为人正直不阿，一贯反对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更蔑视争名夺利的市侩思想。他有不少好友，但始终“朋而不党”。他在社会上虽有一定的影响，但从来没有为自己或亲友营谋过私利，对钱财也一直看得很淡泊。记得在抗日战争前夕，日军已占领了东北和热河，并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知道刘敦桢曾留学日本又有古建筑专长，就要他去承德为伪满整修避暑山庄，答应给报酬大洋10万元。当时，华北已处于日军咄咄逼人的威胁之下，而上述款项又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严词拒绝了，并将来函和具体情况送告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社长。这也正是战争爆发后，他携家匆匆离开北京的原因之一。另外，刘敦桢先生虽然一生大部分生活很清贫，然而他却安之若素，始终坚持初衷，不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奋斗目标，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努力攀登一座又一座科学高峰。他这种坚韧不拔的决心和行动，不但为自己开辟了学术上的新天地，而且还为有志科学的后来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同样，也赢得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的敬重。
然而，作为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刘敦桢先生与梁思成一样在十年“文革”期间，竟然遭受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被诬蔑为“封建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无端的迫害和严厉的批判，身心遭到严重创伤，从而一病不起，终年71岁。公元1979年冬，政府有关部门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进行了平反，并将骨灰安葬在南京雨花台望江矶公墓。刘敦桢先生虽然早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在中国建筑历史特别是中国传统民居和苏州古典园林方面，所进行开拓性和大规模的系统研究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至今还是中国建筑教学中的范本。
依依送别刘敦桢先生，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梁思成在李庄那昏暗菜油灯下潜心“翻译”“天书”《营造法式》和撰写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上来。在首先记述梁思成为《营造法式》进行科学“注解”之前，似乎有必要对其流传近千年来的多种版本加以梳理。成书于北宋元符三年也就是公元1100年的《营造法式》，最早刊行于北宋崇宁二年即公元1103年，那是奉旨“用小字镂版”刊行的，也就是现今人们所说的“崇宁版”。到了南宋绍兴十五年即公元1145年，中国历史上著名奸臣秦桧的妻弟、当时“知平江（今天的江苏苏州）军府事提举劝农使”王，因为“崇宁版”的《营造法式》已经被金人付之一炬，觉得有必要进行重新刊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绍兴本”，这也是使《营造法式》得以流传于世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刊行。在南宋末年，平江府又对绍兴十五年的版本进行复刻，并得以留存部分残本在明清时期的内阁库房里。到了明清时期，一共有三种抄本，即“梁溪故家镂本”，也就是收藏在明朝末年江南名士钱谦益绛云楼中的南宋刻本，以及清道光年间的杨墨林刻本和山西杨氏《连筠簃丛书》刻本。不过，据傅熹年先生考证说，杨墨林刻本其实就是《连筠簃丛书》刻本，据说当时杨氏准备刊行，但最终似乎并没有刊印，所以流传的极为罕见。这也就是说，明清时期流传于世的只有钱谦益刊印南宋年间的那种“绍兴本”。到了民国八年也就是公元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另外一种版本——“丁氏抄本”，并随后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即今天人们称之为“丁本”的。这“丁氏抄本”，据傅熹年先生考证是出自道光元年的“张蓉镜抄本”，而“张氏抄本”原来则是收藏在晚清名臣翁同和的家中。至今，也不知这“张氏抄本”是何人从钱谦益绛云楼抄本中影摹而出，更不知这“丁氏”是何许人也。不过，自从朱启钤发现、重印这“丁氏抄本”后不久，人们又从内阁库房散出的废纸堆中发现了宋本残页，于是朱启钤便将“丁氏抄本”、宋本残页和他后来发现的“蒋氏密韵楼本”，参照陶湘掌管的四库文溯阁珍本，于公元1925年重新进行绘图、镂版刊行，这就是后来梁思成所得到父亲赠送的那种“陶本”。再后来，人们于公元1932年在故宫殿本书库中又发现了一种抄本，这种被称为“故宫本”的《营造法式》，不仅版面格式与宋本残页相同，在卷后还有“平江府重刊”的字样，且与“绍兴本”的诸多抄本相同。当时，梁思成和刘敦桢就曾以“陶本”为基础，参照诸多版本进行过相互校勘，并纠正了许多缺失和遗漏的内容。不过，当时梁思成等人对《营造法式》的校勘，只限于对版本和文字方面的校勘，即便到了公元1940年底他在李庄系统校勘之前也只限于此，只不过在上述方面“已经做到力所能及的程度”而已。
公元1940年底，梁思成蛰居李庄开始对《营造法式》进行系统而具体的“注释”工作。在这之前，梁思成不仅有了以往校勘《营造法式》版本和文字的基础，以及成功“翻译”了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经验，更有历时多年调查15个省二百二十多个县近三千处古建筑的实例，特别是对唐、宋、辽、金几朝的木构殿、堂、楼、塔等四十多处实物的深入研究，已经具备了系统整理《营造法式》的条件。于是，梁思成遵照“重点在说明宋代建筑的工程、结构和艺术造型的诸作制度上”的总原则，针对《营造法式》中“由于当时绘图的科学和技术水平的局限”，导致“原图的准确性和精密度本来就是不够”的缺陷，“加之以刻板以及许多抄本之辗转传抄、影摹”等原因，致使书中的图表“走离原样，以讹传讹，由渐而远，差错层层积累”等原因，再加上那诸多难懂的语句、术语和名词等文字难关，决定采取先“图解”后“文解”的方法，对《营造法式》进行系统的“翻译”和“注解”。在“图解”工作中，梁思成要求自己及参与这一工作的莫宗江和罗哲文两位助手，“必须体现在对个别构件到建筑整体的结构方法和形象上，必须用现代科学的投影几何的画法，用准确的比例尺，并附加等角投影或透视的画法表现出来。”对于这样做的好处，梁思成认为“有助于对‘法式’文字的进一步理解，并且可以暴露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梁思成带领两名助手除了把《营造法式》中“不准确、不易看清楚的图样‘翻译’成现代通用的‘工程画’”之外，他们还对其中“文字虽写得足够清楚、具体而没有图”的内容，“也酌量予以补充”或“尽可能用适当的实物照片予以说明”。在这项工作中，梁思成给后人留下了一幅经典画面：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带着眼镜而驼背的梁思成正尽力俯身向前，下颌放在一只花瓶上，那是为了支撑因脊椎疼痛而难承头部重量之用的。那聚精会神的形象至今让人感动得不能遗忘。在“文解”的过程中，梁思成将工作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将全书加标点符号”，以便读者在阅读时“能毫不费力地读断句”；其次是“尽可能地加以注释”，对于一些难以读懂的部分，尽量翻译成现代语句，并在文字的注释中加入小插图或实物照片，“给予读者以形象的解释”。
到了公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梁思成带领两名助手已经完成了“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等图样，以及部分文字的注释工作。对于在李庄期间所完成的这两项工作，梁思成认为：“文字中的差错，可以从校勘中得到改正；一经肯定是正确的，就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图样的错误，特别是风格上的变换，是难以校勘的。虽然我们自信，在古今中外绘画雕饰的民族特点和时代风格的鉴别、认识上，可能比我们的祖先高出很多（这要感谢近代，现代的考古学家、美术史家、建筑史家和完善精美的摄影术和印刷术），但是我们承认‘眼高手低’，难以摹绘；何况在明、清以来辗转传摹，已经大大走了样的基础上进行‘校勘’，事实上变成了模拟创作一些略带宋风格的图样，确实有点近乎狂妄。”其实，即便后来于公元1961年清华大学再次组织人员对《营造法式》进行科研攻关时，也没有脱离当年梁思成等三人在李庄所做“注解”的范围。如今，人们在《梁思成全集》的第七卷中，依然不难看出他们那时工作的严谨和紧密。完成了《营造法式》大部“图解”和“文解”工作后，梁思成把这部书定名为《注释中国建筑标准》，后因其他事务而暂时搁置了这项工作。
公元1942年，梁思成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中国建筑学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上，这是他已经深藏心中十多年的梦想。另外，早在公元1939年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就聘请梁思成担任中国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准备撰写《中国建筑史》。为此，梁思成曾做了大量的文字准备工作，并完成了一系列高标准的讲课稿，还曾在重庆中央大学作过“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及特点”的系列讲座。如今，在李庄这个闭塞但宜于做学问的清静之地，梁思成终于能够潜心撰写《中国建筑史》，来实现珍藏他心中多年的夙愿了。那么，除了前文中我们提到梁思成那“中国的建筑史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写”的朴素的民族心理之外，他为什么对撰写《中国建筑史》如此的“耿耿于怀”呢？
遍的摧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心理”，特别是“自‘西式楼房’盛行于通商大埠以来，豪富商贾及中产之家无不深爱新异，以中国原有建筑为陈腐”，这些人“虽不是蓄意将中国建筑完全毁灭，而事实上，国内原有很精美的建筑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楼房，或门面，取而代之”，这导致中国诸多城市内“纯中国式秀美或壮伟的旧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而更为严重的是，有关部门在城市改造中，为了“拓宽街道，整顿‘市容’”，竟然将“本不需拆除无数刻工精美的特殊市屋门楼”，“悉数加以摧毁”。这是梁思成将研究中国建筑说成是逆时代工作的缘由，也是他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建筑的一大理由。其次，也与中国建筑遭受毁坏有关，只不过毁坏的原因不同罢了。对此，梁思成在文章中认为由于中国的建筑“艺术表现大多数是不自觉的师承及演变之结果”，所以“这些无名匠师，虽在实物上为世界留下许多伟大奇迹”，但是他们“在理论上却未为自己或其创造留下解析或夸耀”，“因此一个时代过去，另一时代继起，多因主观上失掉兴趣，便将前代伟创加以摧毁，或同于摧毁之改造。”第三，“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第四，梁思成认为“今日中国保存古建”，更重要的原因是“还有将来复兴建筑的创造问题”。而要想“将来复兴建筑的创造”，是绝对“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的。对于个中原因，梁思成解释道：“这在注重画学的中国应该用不着解释。能发挥新创都是受过传统熏陶的。即使突然接受一种崭新的形式，根据外来思想的影响，也仍然能表现本国精神。”对此，梁思成举例予以说明，“如南北朝的佛教雕刻，或唐宋的寺塔，都起源于印度，非中国本有的观念，但结果仍以中国风格造成成熟的中国特有艺术，驰名世界。”所以说，“艺术的进境是基于丰富的遗产上，今后的中国建筑自亦不能例外。”最后，梁思成总结说：“研究实物的主要目的，则是分析及比较冷静的探讨其工程艺术的价值，与历代作风手法的演变。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
正是因为明了研究中国建筑这重大之意义，梁思成多年来才不辞劳苦地查阅浩渺繁复的诸多史料，才不顾身体之疾常年奔波在全国诸多人迹罕至的荒村野岭去寻找古建遗构。如今，有了这诸多厚实的资料和实物准备，以及在李庄这大块无扰的时间，梁思成撰写《中国建筑史》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了。至于在撰写过程中梁思成经历了怎样的辛劳，为文者自有体会，在此不多赘言，只引录梁思成一句话供读者想象。梁思成在撰写《中国建筑史》的过程中，曾这样说：“这本书的格局和范围，比刚开始时大多了。但如果精简其内容，而又要涵盖所有的时期，恐怕要费更多的时间。但若为了节省篇幅而省略了重要资料，那更是不行。……而且，这是第一部中国建筑史。为了出版这本书，我已经等了许多年。”
多年一“剑”，像梁思成这样十分在意和讲求质量的“铸剑师”，自然不会容许或放过“剑身”上的任何瑕疵。所以，这部论述了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古代建筑工程技术、建筑文化和建筑艺术的建筑史学著作，不仅体现了梁思成深刻的建筑史学思想、科学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的文思华采，更因为其严密的结构、翔实的史料、科学的论证、畅达的文笔、详尽的注疏以及丰富的图片，使这部著作在半个多世纪后出版时，仍然放射出了熠熠华美的光彩。对此，梁思成却在公元1954年1月油印本的《中国建筑史》前言中这样写道：“尽管这部稿子写得很不好，它仍然是一部集体劳动的果实。绝大部分资料都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和工作同志的实地调查、测绘的结果。在编写的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三位同志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精美的插图都出自莫宗江同志的妙笔，可惜在这油印本中不能与读者见面，卢绳同志在元、明、清的文献资料搜集和初步整理上费了不少力气。”这就是真正的学人梁思成！
除了中文本《中国建筑史》外，梁思成为了将中国伟大的建筑艺术介绍给全世界人民，他在公元1943年还用英文撰写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委托好友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制作微缩胶片和校对文字，准备在美国予以出版发行。这是后话。下面我们不能不把视线转移到不远万里前来李庄的两位外国客人身上——费正清、李约瑟。
公元1942年8月，费正清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再次来到中国和梁思成等老朋友相见。梁思成与费正清再次相见，是同年9月底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里，两人相见都很激动，但相见的地点实在让费正清记忆深刻，他后来这样描述道：“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状态中，被褥、锅碗瓢盆、孩子、橘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这是一个贫民窟，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真是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
重庆相见之后，梁思成希望费正清访问李庄，他在邀请信中写道：“我们的会见，将意味着你终于来到这个谁都到不了的该诅咒的小镇。从重庆搭一艘破船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然而，我还是要给你一张地图，标出我们营造学社的位置，以备你万一在李庄登岸而又没人去码头接你时，可以派上用场。船不按班期开航。每一次船到时，在这里都是突发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电报通知我们，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电报是从宜宾或南溪以信函通知，两地离李庄都有三十公里，所以可能在你到之前或之后到达。”即便如此，费正清于同年11月14日在老朋友、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的陪同下，还是以在路上被感染呼吸道疾病为代价来到了李庄。
刚到李庄，梁氏夫妇的生活便给费正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林徽因非常消瘦……傍晚五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没有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用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这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改善生活去了。”
在李庄的几天里，费正清就住在梁思成的家里，与林徽因的病房只一厅之隔，每天“思成在病房的两张病床之间拿食物、药品、体温表等，跑来跑去奔忙着。”对于在这种状况下的相会，林徽因和费正清的感觉很是不同，费正清向他们保证要竭尽所能帮助梁氏夫妇，而林徽因则表示：“我已经很久没有开玩笑和嬉闹了，但在你的巨大影响之下，现在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在严肃的谈话、亲切的私语和冷静的讨论之余，那随意的、不太正经的隐喻和议论，非常动人心弦、非常甜蜜。”多年好友在战时的李庄重逢，林徽因因为心情愉快身体竟然渐渐康复，而费正清则更加感佩梁氏夫妇，他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使脊椎受伤。然而，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
是的，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梁思成竟然“写成了最近刚出版的这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他以英文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建筑的宝藏及其结构原理。在外国人看来他们在自己专业中的成就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其实，梁思成的这一成就不仅在外国人的眼里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在中国本国的专家学者眼里也是很难企及的。不过，关于梁思成的这本《图像中国建筑史》一书，不仅在当时得到了费正清的竭力帮助，数十年后还得到了费慰梅的全力“营救”，否则它是否能与今天的人们见面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是后话。
与费正清访问李庄情景有所不同的是，公元1943年春天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博士也来到了李庄。这位后来因为多卷本《中国科技史》而蜚声世界的英国著名生化学家，在李庄的日子里同样过得非常愉快而有趣。对此，林徽因曾写信给费正清描述他在李庄接受特别招待时的情景：
李约瑟教授刚来过这里，吃够了炸鸭子，已经走了。开始时人们打赌说李教授在李庄时根本不会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会让客人过度兴奋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期待一个在战争时期不辞辛苦地为了他所热爱的中国早期科学而来到中国的人会笑一笑。终于，在这位著名教授和梁先生及夫人（当时卧病在床）见面时露出了笑容。他说他非常高兴，因为梁夫人的英语竟有爱尔兰口音。而我不知道英国人对爱尔兰还有如此好感。据说最后一天下午，在中央博物院的院子里受到茶点招待时他更为活跃。可见英国人爱茶之甚。
在同一封信中，林徽因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有人开玩笑说，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时有嫌隙的陶孟和博士（中国资深社会学家、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与傅斯年博士（活跃的人文主义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在李约瑟的讲演会上当众握手言和，应当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因为在大庭广众下发生，更具戏剧效果，它刚好在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道，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
这次和解的基本工作还得归功于某位人士。这位人士有拼命卷入别人是非的癖好，而且人尽皆知。
在读了托尔斯泰关于1805年到1812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各色人等的详尽描写之后，我必须承认，在1922年和1943年之间，李庄、重庆或昆明、北平、上海的各种人物，与《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的一个世纪以前，甚至更远的俄罗斯的人们是何等地相似。所以，为什么不让他们都和解呢——我是一般地指生活和人们。
当然，可以调和的矛盾无处不在，而难以调和的家庭内部矛盾向来是最为费心劳神的，而这也最是林徽因的心痛。她在信中这样抱怨道：
我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让自己陷入仇恨。我生来是个女人，而这又是战时。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佣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母亲在不该和女佣人生气的时候生气，在不该惯着她的时候惯着她，还有就是过于没有耐性，以至于让女佣人不能按时做好日常工作，而又叫她违背我的指示，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做不了任何事。我经常和母亲争吵，但这完全是愚蠢和自找苦吃。
除了“无能又爱管闲事的”母亲让林徽因烦心之外，她的一双儿女则给她带来了诸多喜悦和乐趣，她在信中还写道：
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的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的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继承自父母的缺乏活力……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长成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他能操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和粗野的本地同学打交道。但在家里他倒像个小绅士，非常关心我的健康，有时专心制作各种小玩意儿。
不过，无论怎样说，作为大家闺秀出身的林徽因在李庄那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她还需要当好她那家庭主妇的角色，虽然那并不是她的爱好或专长。对此，林徽因的心态杂乱而又平和：
我继续扮演着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让全家、几个亲戚和同事多少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忙着为思成和两个孩子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内衣和袜子……直到实在做不下去时，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加入了缝补的行列。这比写一整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变迁或描绘宋朝都城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在思成忙着写作时，我曾经替他的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宝宝一切都好，但她要走这么远的泥泞路去上学，可真难为了她，而且她中午老是吃不饱。
公元1945年8月，中国人民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这样难挨的日子也终于要结束了。这对于已经蛰居在李庄5年之久的学人们来说，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比兴奋的好消息。然而，就在这时当梁思成带领林徽因第一次走出李庄前往重庆检查身体时，却得知了一个极为不幸的消息。对此，梁再冰回忆说：“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父亲所盼望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日子快要到了。但是，他已衰老许多，母亲的身体也很难恢复了。这一年，他陪母亲到重庆检查一次身体，医生悄悄告诉他，母亲将会不久于人世。”这对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由此，林徽因念及昆明美丽的风光、良好的气候和诸多老朋友们，认定“再次到昆明去，突然间得到阳光、美景和鲜花盛开的花园，以及交织着闪亮的光芒和美丽的影子、急骤的大雨和风吹的白云的昆明天空的神秘气氛，我想我会感觉好一些。”于是，林徽因再次回到昆明，入住圆通山下的唐家花园养病。昆明的气候虽然宜人，但高原缺氧的状况却不利于林徽因肺病的治疗，而这时梁思成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林徽因于是从昆明返回重庆。公元1946年7月底，梁思成全家回到了思念已久的北京。
这时，梁思成也将开始他长达26年情注清华园的漫长岁月。不过，至今我们还在心里坚信：中国需要江苏周庄的“杏花春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也不能缺少四川李庄的“青灯黄卷苦读，热血挚情坚忍”！对此，我们可以从公元1992年罗哲文先生第一次返回李庄时所写的诗句中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记得罗哲文先生在诗中满怀深情地写道：
几回清梦到李庄，江水滔滔万里长。
五十余年今又是，激情旧景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