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是一个预言家，他精确的预言源于他广博的见闻与学识；梁思成更是一个勇敢的实践者，他勇于实践的精神是因为他对建筑学、对中国、对人民充满了赤诚的真爱。
早在公元1945年3月9日，梁思成在李庄时就致函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校务的梅贻琦，希望清华大学尽快增设建筑学院。因为在这封信中将梁思成这个勇于实践的预言家的品格展露无余，故不弃长言全文录入，也望读者细细读之，体味梁思成这位预言家的人文情怀和实践者的精深学养。原信如下：
月涵（笔者注：是梅贻琦的字）我师：
母校工学院成立以来，已十余载，而建筑学始终未列于教程。国内大学之有建筑系者，现仅中大、重大两校而已。然而居室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需要之一，其创始与人类文化同古远，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人类不可无居室。居室与民生息息相关，小之影响个人身心之健康，大之关系作业之效率，社会之安宁与安全。数千年来，人类生活程度随文化之进展而逐渐提高，营造技术亦随之演变。最近十年间，欧美生活方式又臻更高度之专门化、组织化、机械化。今后之居室将成为一种居住用之机械，整个城市将成为一个有组织之Working mechanism，此将来营建方面不可避免之趋向也。我国虽为落后国家，一般人民生活方式虽尚在中古阶段，然而战后之迅速工业化，殆为必由之径，生活程度随之提高，亦为必然之结果，不可不预为准备，以适应此新时代之需要也。
然而我国社会，虽所谓智识阶级，对于居室之重要性且素乏认识，甚至不知建筑与土木工程之别者。殊不知建筑与土木工程虽均以相类似之物料为其工作之medium，但其所解决问题之本身则相去甚远。建筑所解决者为居住者生活方式所发生之问题，自个人私生活之习惯，家庭之组织，以至团体或机关组织办事之方式，以至一工厂生产之程序，皆需要不同之建筑部署，以适应各个不同之用途。而土木工程所解决者，则较为间接，如公路、铁路、水利等等问题是也。
抑近代生活方式所影响者非仅一个，或数个一组建筑物而已，由万千个建筑物合组而成之近代都市已成为一个有机性之大组织。都市设计已非如昔日之为开辟街道问题或清除贫民窟问题（社会主义之苏联认为都市设计之目的在促成最高之生产量；英美学者则以为在使市民得到身心上最高程度之娱乐与安适）。其目的乃在求此大组织中一切建置之合理部署，实为使近代生活可能之物体基础。在原则上，一座建筑物之设计与多数建筑物之设计并无区别。故都市设计，实即建筑设计之扩大，实二而一者也。
抗战军兴以还，各地城市摧毁已甚，将来盟军登陆，国军反攻之时，且将有更猛烈之破坏，战区城市尽成废墟，及失地收复之后，立即有复兴焦土之艰巨工作随之而至；由光明方面着眼，此实改善我国都市之绝好机会。举凡住宅，分区，交通，防空，等等问题，皆可予以通盘筹划，预为百年大计，其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巨，而工作亦非短期所能完成者。英苏等国，战争初发，战争破坏方始，即已着手战后复兴计划。反观我国，不惟计划全无，且人才尤为缺少。而我国情形，更因正在工业化之程序中，社会经济环境变动剧烈，乃至在技术及建筑材料方面，亦均具有其所独有之问题。工作艰巨，倍蓰英苏，所需人才，当以万计。古谚虽诫“毋临渴而掘井”，but it's better late than never。为适应此急需计，我国各大学实宜早日添授建筑课程，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今后数十年间，全国人民居室及都市之改进，生活水准之提高，实有待于此辈人才之养成也。即是之故，受业认为母校有立即添设建筑系之必要。
在课程方面，生以为国内数大学现在所用教学方法（即英美曾沿用数十年之法国Ecole des Beaux-Arts式之教学法）颇嫌陈旧，遇于着重派别形势，不近实际。今后课程宜参照德国Prof。Walter Gropius创之Bauhaus方法，着重于实际方面，以工程地为实习场，设计与实施并重，以养成富有创造力之实用人才。德国自纳粹专政以还，Gropius教授即避居美国，任教于哈佛，哈佛建筑学院课程，即按G。教授Bauhaus方法改编者，为现代美国建筑学教育之最前进者，良足供我借鉴。
道安
受业
梁思成谨肃
三十四年三月九日
这一建议颇受梅贻琦的赞赏，他邀请梁思成主持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不久，梁思成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这时，梁思成不得不结束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使命，他一边带领学社仅剩的三名社员刘致平、莫宗江和罗哲文整理学社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丰富资料，将诸多书籍、文件、图片和装备等打包待运，一边在李庄与重庆之间奔波联系运输的船只和飞机，以及商量返回北京的路线。这时，因为北返或南迁的国民政府机构过于庞杂，不得不按照有关部门的安排进行编号排序启运，梁思成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一起被编为第47号，因为不知何时被通知启运，所以他们只能耐心等待。公元1946年7月31日，梁思成一家人终于坐上一架由重庆直接飞往北京的飞机，住进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同时，由刘致平、莫宗江和罗哲文负责押运的学社资料也等到了运输的船只，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前往北京，而是因为交通等诸多困难，不得不辗转上海、南京、秦皇岛、天津，然后再从天津乘火车于公元1947年春天才到达北京。
早在返回北京之前，梁思成便接到教育部指派他前往美国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的使命。不久，由于梁思成在建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他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和关注，并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及参加学术会议的邀请。在前往美国之前，梁思成为了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可谓是不分昼夜地忙碌着，先是在清华园水利馆的二楼找了几间空房子作为教室和办公室，然后便是忙着购买教具和招生等工作。当然，最重要的是聘请教员，当时由于刘致平、莫宗江和罗哲文还没有返回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虽然已经招收了12名学生，但教课则是由土木系教师兼任，为此梁思成四处聘请教员。对此，最先受聘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先生曾这样回忆说：“来清华以前，我在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工作，等待清华从昆明迁平。1946年夏，梁思成突然来找我，留了个条，要我去上海渔光村陈植家见他。我当即赶去，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与上海花旗银行楼上的清华同学会联系、我的行程等，他还从笔记本撕下一页纸，交代我《建筑初步》课程的十个作业题等。他匆匆地远走美国，去任耶鲁大学访问教授了，这时我由于工程未完，尚留在南京。八九月份，清华大学王明之教授受林徽因先生之托，给我来信，说开学在即，希望我尽快到校。铁路因战事中断，学校上海办事处委托我领复员学生一道搭自上海至秦皇岛的运煤船，赶至北平，时天气已有寒意。”对于吴良镛先生受聘清华，那是早在公元1945年10月间他与梁思成之间的约定。对此，吴良镛先生后来回忆道：“1945年初春，我从云南滇缅边境回到重庆，当时主持‘战后文物保存委员会’的梁思成先生正在重庆，他托人带信给我去帮他画图。直到8月15日日本投降，机构撤了，我才离开。又过了两个月，接到梁的信，告诉我清华要办建筑系，让我去看他。他家刚从李庄搬到重庆，……于是我和梁先生便顺着走到一个四壁空空，连坐凳也没有的空房间，梁先生站着告诉我，为了战后的复兴，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批准成立清华建筑系。当前，建筑教育太保守，他将去欧美考察，希望我能在新办的系里任助教，共同创业，等等。由于此前与梁有过一段愉快的共处，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对于这次会面，吴良镛先生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我做出一个抉择，从此定下了我一生的道路。”确实，后来梁思成从美国归来，极力推荐吴良镛前往美国跟随国际著名城市规划大师萨里宁学习，从而才有了今日两院院士的吴良镛。对此，吴良镛先生也不曾忘记：“也就在这时期，出现对我来说不敢奢望的事。某次系务会议之后，梁先生告诉我，他离美前参观了萨里宁主持的匡溪艺院，那里艺术环境很好，可同时学习建筑与规划，很适合你，并且萨里宁已七八十岁了，跟他学要赶快，否则就来不及了。后来梁先生为我写好了给萨里宁的推荐信，林先生一看，说：‘对良镛的介绍应该这样来写’，于是动手就改。一封推荐信竟然两位大师拟稿，我理解为他们对我寄望之殷，送我出国之情之深。恨当时慌慌张张，竟没有把它抄下来，事后想起来成为莫大的遗憾。”没有留下梁林两位大师所写的推荐信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不过吴良镛先生毕竟是十分幸运的，他不仅跟随梁林两位大师受业多年，还因他们的推介得以师从萨里宁学习多年，这岂是人人能获得的幸运？
当然，除了吴良镛先生之外，梁思成为了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聘请到一流的教授人员，他还有过一次“雍容揖让”的美谈。据说，当梁思成受人引荐准备聘请著名雕塑家高庄先生到建筑系任教时，有人却向梁思成进言说：高庄先生虽然才华卓越，但秉性不凡，很难相处。对此，梁思成则说：只要有才华、有能力，我宁可让他三分，也要聘请他当教授。果然，梁思成不仅聘请了高庄先生，且这位高先生当时只开设一门课——木工。不过，正是这位特立独行的高庄先生后来在国徽设计中却作出了不凡的贡献。公元1986年，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先生这样回忆说：“我们系老师们设计的国徽图案被政协原则上通过之后，请高先生塑造。他一向爱美爱得入迷，鉴赏力极高，而且眼到手到。再加上生性认真，从来不肯马虎，所以在塑造过程中，对方案有不满意的地方，就不管不顾地‘擅自’修改起来。幸亏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全力支持，一方面写报告向中央说明情况，一方面充分信任，决不干扰高先生的工作……多少日子之后，他带着满眼的血丝，右眼被台灯烤得近乎失明，完成了修改和塑造。一看成品，全系的教师和学生没有一个不赞叹，但是除了给我们讲了一次课之外，他以后不再提起这件事。”这就是高庄先生的认真，这就是梁思成的雍容大度。
除了上述的吴良镛和高庄之外，梁思成还先后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聘请了程应铨、汪国瑜、朱畅中、郑孝燮、胡允敬和美术家李宗津等等，他们都为初创的清华建筑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过，对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初创时费心力最多的当属林徽因，这不仅因为林徽因有过与梁思成草创东北大学建筑系的经验，更因为梁思成匆匆赴美讲学前将系里的工作交代给了林徽因，并要求年轻的教师们有事多向她请教，而林徽因对于创建清华建筑系更是自感责无旁贷。对此，吴良镛先生在《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一文中追忆道：
建筑系设在水力楼二楼上，只是几间空房子，学生已到校，要忙开学，教室、图板、画图凳已有了，其他什么也没有。于是赶紧把图书馆五种柱式的书调来，描示范图，晒蓝图，先把《画法几何课》开起来，《素描》课上起来……需要说明的是，吴柳生（笔者注：当时代理建筑系主任一职）是尊敬而亲切的长者，也很懂建筑，但专业的事他不太过问，他完全做到能协助的一切。这里主要谈林先生在建筑系的贡献。
以后的许多事都说明，林徽因虽然经常卧病在床（见我那是一次不多的例外），却能运筹帷幄，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的难题。例如，学校最初分配我住工字厅，与一位外文系的讲师合住，别人感到不方便，林先生知道了，说那好办，金岳霖先生在工字厅海棠西院有一间朝南房，有配套的家具，房子正空着，你去住好了。这样，我进清华，住房竟是教授待遇。学生上素描课，要有石膏，林先生让我找美院李宗津先生；请一位讲师给翻制制图；到东单口永兴洋纸行去采购绘画用品；需要教学辅助人员，介绍我去颐和园找当时在那里监工的原营造学社纪玉堂先生来系工作。如果进城回不来，可以住在中山公园，去找老师（一位七十多岁的营造学社留守人），在那里过夜……有些事是她卧床上想到的，有些是我把事情进展告诉她，经磋磨后，建议我怎么做的。
一年级的第一个设计是公园大门，我作为大学毕业的助教来教《初步设计》，有些心虚不安。我学着在中大时启蒙老师谭垣的做法，事先想好十多个方案，那时有12个学生，改不出来好奉送一个。第一次设计在师生昼夜奋战中结束，大家都以极为兴奋的心情，欣赏自己和别人的作品，作业送给林先生去看。看到新学期第一批作业的成果出来，林先生自然特别高兴，她与金岳霖先生共同以极大的兴趣，看着图板，说这张比例处理得很好，那个不太像公园门，这个更具有欢迎人的气氛，等等。……
一学期过去了，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先生终于克服交通的阻挠，陆续到校，系里更加热闹了。林先生利用营造学社有限的剩余“经费”，组织了一次对恭王府的测绘。对刘、莫来说，测绘自然是轻车熟路，而我则是第一次接受科班训练，林先生向我们做了一次“开题报告”，从和珅的为人、与乾隆的关系，到恭王府的奢华、这一组建筑的价值等。经过近一周的调查，我的收获自然很大，回校根据调研所得，并参考从林先生处借来的一本研究恭王府的英文书，写成《恭王府后苑的园林艺术》，她很高兴，认为写得很好，“留下来我给你改”，可惜后来她病情加重，未能如愿，文章后来亦散失了。
1947年5月，清华校庆，这是复员后第一次校庆，自然热闹非凡，新成立不到7～8个月的清华建筑系也作了一番张罗，共辟了两个展室，展出过去营造学社的测绘成果和学生设计作业及水彩画等，引起学校很大的关注。以林先生的性格，这样的活动她是不会不参加的，那天她却雇了一辆人力车，来到系馆，梁先生朋友楼光来之子楼格（当时在清华读书）把她抱上二楼的建筑系馆，我看林先生从来没有这样的兴奋，以超出一般的神采和兴趣浏览一切，预支着她的精力。可以想象回家以后，她又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1947年夏，梁思成先生自美国载誉归来，看到建筑系从空空的两间房子到现在这个样子，十分高兴。
清华大学建筑系就这样创立起来了。不过，随着梁思成自美国考察回来后，便开始对原先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全面改革。首先，梁思成通过在美国的博采众长，提出了“体形环境”的教学理念，即他认为建筑教育不单是要培养设计单体建筑的建筑师，还要造就广义的体形环境的城市规划人才。这种将一般建筑概念扩展到“物质环境”，即将城市设计首次引入中国的理念，并随后成立园林组、工艺美术组和清华文物馆等以拓展建筑外延的做法，不仅明确了梁思成强调建筑活动要讲求整体环境的教育思想，也透露出其卓越的人文主义眼光。于是，梁思成首先将建筑系更名为营建系，在其下设立“建筑学”和中国高校中第一个“市镇规划”专业，两个专业的课程也进行了调整和增加，分为文化及社会背景、科学及工程、表现技巧、设计课程和综合研究五大类。而从长远来看，这营建系今后还应该扩展为营建学院，下设建筑系、市镇规划系、造园系和工业技术系。很显然，这是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一大转变，或者说是一大特色或进步，总结起来大约可以用以下几点来概括：一是将属于理工科的建筑学与社会科学的文科结合起来。例如，他在课程中增设的社会学、经济学、人口问题、土地利用和社会调查等，就是希望营建系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是单纯的“工匠”。二是重视对学生进行史学知识的培养。例如，他将中外建筑史、中外美术史和雕塑史等都作为学生的必修课，这虽然与当时现代建筑运动中那反历史的倾向不相和谐，但这却有效地培养了学生们洞察历史的能力，使其所设计的作品中都蕴含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感，而这也正是梁思成作为建筑史学家对中国乃至世界建筑教育的一大贡献。三是讲求建筑艺术理论与建筑创作实践的紧密结合。为此，梁思成在设置了建筑画、素描、水彩、雕塑和建筑图案等课程之外，还经常聘请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前来讲授市镇地理知识，聘请著名建筑师戴念慈和严星华等兼任建筑设计课的教师。
梁思成所进行这一系列的建筑教育改革，不仅是他一生中建筑教育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也体现了他对于建筑学科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崭新而系统的建筑教育思想，更奠定了他作为现代建筑教育学家不可撼动的卓越地位。对此，赖德霖先生后来总结说：“梁思成的建筑教育思想是他建筑思想的一部分，集中体现了他对建筑学科研究对象的全面认识，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建筑家对学科发展方向的敏锐把握。这是他作为教育家的成功之处，也使他的建筑思想明显超越于大多数的同辈建筑家。在相距近半个世纪的今天，这些思想仍不失其活力。……梁思成的建筑教育思想也是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想的一部分，代表了近代中国建筑家对现代主义认识的一个高度，同时也表现出早期受学院派教育的中国建筑家在接受现代主义思想时的取舍与选择，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然而，梁思成这一颇有远见的建筑教育思想，竟于公元1952年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中被无情地终止了。这是后话。
在教学和生活的实践中，梁思成不仅善于调动和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新思维，而且注重对学生进行高尚情操和品格的培养，这对他们一生都有着无穷的益处。对此，在前面“执教‘东大’”一章中已有所涉猎，在此只想辑录梁思成当年的几位学生、如今都已成为建筑大师或建筑学教授们的片断回忆，来作一次不完整也不系统的阐述。例如，关肇邺教授回忆说：
1948年春我在燕京大学理学院读一年级。一天，校长邀请刚由美国参加联合国总部设计回国的梁先生来校做学术讲演。我因仰慕先生的名气，也去听了。那次讲的题目是“中国建筑的特征”。这个题目，对于一个学理科的学生本不易引起太大的兴趣，但我却深深地被先生那渊博的学识和学者风度所折服。特别是先生以大量的事实，论述了“建筑是一面镜子，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会后许多进步学生均赞扬他的观点与他们偷偷学习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相吻合，这更加深了我对先生的钦敬，并暗暗决心转到清华去学建筑。在那年清华校庆时，我到旧水利馆楼上那狭窄的建筑系馆去参观，看到建筑系所学的内容和涉及的各种学科领域后，更加坚定了学建筑的决心。虽然清华不承认我一年的学历，要重新报考一年级，我还是转了学。
开学之际，我第一次见到梁先生，他首先对我说，“祝贺你是今年考进的唯一新生，希望你能学好。”原来那一年我们同年级十多人，全部是清华其他系的学生因对建筑有兴趣而放弃原来专业转来的或由清华“先修班”来的，正式考入的只我一人。接着先生便把这十来个一年级学生都找来，简要地说明了建筑学的内容，最后说，“你们要仔细考虑好，愿不愿学这样的学科，若不合意，现在转走还来得及。”并着重对我说，“特别是新来到清华的你。”我连忙说，“我认真想过了，我愿意。”先生是深感不少人因对建筑学的误解而投错了门，白白浪费了时间，因而在开学之初提出警告。
他常常对学生说：“希望你们喜欢自己的职业，建筑创作要有激情，就像画家一样，一张好的作品，得有那么一种激情，否则这张画在技巧上不论多高明也是只有匠气，而无灵气。同样建筑师不是把一些东西堆砌起来，画出来。建筑师得有想法，有立意，创作在其中，有激情在里面，才能满怀热情地去做。不要挑挑拣拣的，认真对待每一件工作，你才能体会到，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建筑师，这个职业是个很好的职业。一定要把感情放进去，比如巴黎的公共厕所就设计得非常好嘛。”
……
我正式听过先生讲的课有西洋建筑史、建筑设计原理和中国绘塑史三门。课时不多，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常说好的教师若倒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但我感到对先生来说，至少应说是一大缸。他在讲课中时时涉及有关联的外围领域，有中外历史、语言、艺术、书法、音乐、佛教哲学、工程技术、城市规划等。我们学生不多，大家围坐一桌，先生娓娓而谈，如谈家常，如数家珍，大家无不被他那极高的文化艺术素养所感染。先生所讲到的内容，这些人类创造的文化结晶，大部分不只是来源于书本，而是经过先生的亲自观察、细心揣摩，有的是亲手测绘摹写甚至是他第一个发现论证的，是真正兼有丰富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的。由于学贯古今，兼通中西，所以他能旁征博引，一件事物可以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相应事物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使学生加深理解，印象深刻。
先生有极厚的功底，这对我们更是最有影响力的样板。记得在建筑史课里，当先生讲到罗马建筑如何发展成为哥特式的，他边讲边画，从如何减薄了墙壁，出现了大窗，到如何加强壁柱，出现了扶壁、飞扶壁，如何加上小尖塔、吐水兽以及如何拉长了柱子，调整了比例，出现了筋肋和各种装饰，短短十多分钟工夫，把哥特建筑形象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同时黑板上也一步步地出现了一个极完整、极准确、极精美的哥特教堂剖面图和天花板仰视图。从大的间架比例到细部装饰，无不惟妙惟肖。这堂课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真是终生难忘！
但是使我们得益更多的，还是在课外各种场合的接触中先生所给予我们的影响。先生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他严谨的学风、严格的科学的工作方法，以及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培养等，无不给我深刻感染，时时成为无言的教诲。
对于关肇业先生所说在课外接触中所获得的滋养，李道增先生同样感受深刻，他说：
1956年，搞十二年科学规划期间，梁先生是土建组副组长，我是小组秘书之一，同住在西郊宾馆。晚上有空，常去他房间聊天，有一次，他跟我说：“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聊天中可学到许多东西。过去金岳霖等是我家的座上客。茶余饭后，他、林徽因和我三人常常海阔天空地‘神聊’。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思想，是平时不经意的。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的知识视野，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与听课或听学术报告不同，常常是没有正式发表的思想精华在进行交流，三言两语，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都是先从聊天中得到的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英国剑桥七百年历史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可能与他们保持非正规的聊天传统有一定联系，不同学科的人常在一起喝酒、喝咖啡，自由地交换看法、想法。聊天之意不在求专精，而在求旁通。”听了这席话，我有茅塞顿开胜读十年书之感。
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梁思成一说话，大家都自然屏息聆听，他的即兴讲话，从来都十分生动、风趣，从不干巴巴。他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譬喻典故还来得多，间而引得哄堂大笑，笑过之后，发人深省。他的确是位艺术家，讲话的“形象感”特强，情理交融，能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他的“理”，闪耀着知识与智慧的光辉，他的“情”又像一团火一般的“热”。
当然，梁思成并非圣人，他有时也会犯错误，但他对待错误的态度和认识非一般人所能及。他常对学生们说：“世界上绝对聪明的人是没有的，绝对正确的人也是没有的，重要的是你能够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并善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可能别人看你有错误，觉得你不怎么样，但对你来说，你扔掉了错误，你就前进了一步。所以要经常寻找自己的不足，寻找自己的错误。你们很容易只看到别人的错误，只看到自己的辛苦和努力。这是不对的，你自得其乐自以为是，其结果就永远看不见、抛不掉自己的错误，永远不能进步。”对于梁思成的这种教诲，他的学生、著名建筑师黄汇女士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天生会犯错误，或者在你探讨新事物时，也不可能一下就成熟，需要不断地去克服错误，只有这样才能进步。每当一个工程来了，在开工以前我可以说出自己方案的许多优点，一旦建成了，我就要去寻找设计的不足。比如北京四中的设计，介绍方案时我显得劲头十足。等建完了后，我去做了另一件事，就是去寻找设计的失误，结果我发现了三十多处，这使得我再也不愿介绍四中的经验了。我认为这很重要，正如梁先生说的那句格言‘最聪明的人只是不再重复自己犯过的错误’。有时我去回访，真有人当面毫不客气地批评我，让别人当面骂你的确很不舒服，但是建筑师除了寻找一些想法，还要找骂。这是你进步的一个立足点，如果你害怕知道自己做错了，你就很难进步，因为有的错误是自己发现不了的。”
作为良师，梁思成对学生是“传道授业解惑”；作为长者，梁思成则十分关心学生的工作和生活。公元1962年，梁思成收到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学生萧默的来信，信中说他毕业后分配到新疆伊犁州设计室工作，设计室撤销后他被安排到中学去教书，而他希望能重新回到自己专业的工作岗位上，并透露说自己对敦煌石窟极有兴趣。对于学生这样的来信，梁思成感到很不安，他认为培养一名建筑师不仅要花费长达6年的时间（笔者注：公元1966年以前清华大学建筑系学制为6年），而且还要花费数万元的金钱，如今让一个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去中学教书实在是学非所用，浪费人才。于是，梁思成先是在一次会议中与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谈妥此事，然后又亲自到文化部找到王冶秋予以办理调动，使萧默如愿以偿到了敦煌。后来，萧默果然不负梁思成的厚望，不仅在艰苦的敦煌工作了数十年，成为著名的敦煌建筑艺术研究专家，还出版了《敦煌建筑》等诸多优秀的著作，为中国建筑艺术作出了贡献。
与萧默不同，梁思成对学生汪国瑜的关怀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对此，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当事人的回忆好了：“最最使我感动，永远铭记我心的是，梁先生曾亲自驾驶他那小‘臭虫’的汽车（笔者注：指梁思成于公元1947年从美国讲学时带回的‘克劳斯莱’牌小型汽车）从城里妇幼保健院接回当时分娩出院的我爱人，他到医院接她们时对护士笑着说：‘司机老梁来接小姐回家。’使得我们全家既非常感谢又非常激动。这句珍贵的话包含的不只是幽默风趣，而是老一辈长者对我们青年人的钟爱和关怀，我们全家永远都不会忘记这种父辈的深情厚意的。”对于梁思成这种父辈的关怀，汪国瑜在梁思成诞辰百年时感慨地说：“他那时已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著名的学者和教授，百忙之中这样体贴晚辈，扶持晚辈，言传身教鼓励晚辈，怎不令人深深怀念和思念！回忆既往，总感一生为人治学无不得益于先生之教诲与影响。”
不过，正如林洙女士所说：梁思成和学生的故事太多了，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学生都能谈个没完。但是，我终究也要结束这一章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