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公元1956年2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所作检讨“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一样，梁思成虽然遭受了这场没来由的批判，在各种压力下多次作了“深刻”的检讨，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离开我们的党”，更没有懈怠了“我们的党”赋予自己竭力保护文物古建筑的责任。这时，当他得知北京昌平明十三陵遭受雷击着火的消息后，立即前往国家文物局找到局长郑振铎一同赶赴十三陵现场查看情况，随后提出了在全国重要文物古建筑上安装避雷针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随即在全国得以实施推行，这一措施对全国诸多文物古建筑的保护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对此，罗哲文先生后来回忆说：
我国古建筑多为木构，最怕火焚。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杰阁层楼、巍峨宫殿、离宫别馆由于被火焚烧，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一种是人为的纵火，近代又增加了电线走火等等。
另一种则是雷电起火，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如解放以后，河北遵化清东陵康熙景陵大碑楼失火，易县清西陵光绪崇陵配殿失火等等，不计其数。雷火古往今来都是古建筑、特别是木构建筑的大敌。但是几千年来一直未能采取过防雷措施。
1957年7月30日的一个上午，思成先生来到文物局找到郑振铎局长和我，说是明十三陵的楠木殿昨晚被雷击着火，情况如何尚不知道。这一大殿全为楠木，是唯一的大型楠木殿，应立即去看一下，于是我们三人驱车前往，在车上我们心中都十分焦急，忐忑不安，不知究竟烧到什么程度，如果被烧光或烧得倒塌了，那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极大的损失。因为此殿不仅是楠木结构，而且在建筑历史、艺术、科学三方面都具有重大价值。车子好不容易开到了十三陵，我们远远望见黄琉璃瓦的棱恩殿大屋顶，心中好像一块大石头扑通落了地。楠木大殿只是后槽金柱的柱头顶被雷劈裂一大块，虽然已经烧焦，但未延烧起来。
在回城的路上，先生和郑振铎局长商量，古建筑要设法安避雷针才行。那天晚上，正好他们两人都要参加周总理召开的会，要我立即写了一个简要的情况，两人当面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立即指示由国务院下通知，全国重要古建筑都要安装避雷针。
与明十三陵楠木殿遭受雷击着火而在全国重要文物古建筑上安装避雷针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后来梁思成在承德休假期间目睹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由于年久失修大部分坍塌而提出“修旧如旧”这一重要文物修复原则一事。这一年，梁思成面对承德避暑山庄等文物古建筑由于年深日久、缺少经费维修等原因，已经变得破烂不堪而感到忧心忡忡。在承德的整个休假期间，梁思成一直在思考如何维修和保护这些濒临毁坏的珍贵文物古建筑，并与当地同行进行了广泛的座谈。回到北京后，梁思成将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了《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把他当年审查西安小雁塔维修方案时所说的“保护古建筑是要它老当益壮，延年益寿，而不是要它焕然一新，返老还童”的话，精准地概括为“修旧如旧”四个字。如今，“修旧如旧”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修复文物古建筑的重要原则之一。
其实，对于如何保护文物古建筑的态度，梁思成早有论述，并由单体文物古建筑的保护延伸到周边环境乃至整个城市的保护。这也是如今在全国推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倡议的最早论述。记得他曾经这样对自己的学生们说：“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会它的宝贵。但是怎样来保护它们，就得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中把它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撞到谁，就把谁推倒，这是绝对不行的。古建筑是这样，对城市也是一样，对北京这样的文化古城，这样来用它是不行的，将来会有问题的。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了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正如梁思成所预言的那样，北京城的交通拥堵和人口过于稠密早已成为首都的顽症，而工业污染更是北京人民生活质量极端恶化的一大杀手，否则像首都钢铁总公司这样的巨型企业不会跑到渤海湾去围海造地准备搬迁。试想，如果当初能够按照梁思成的设想将首都北京只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进行建设，而不是“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工业重地和经济中心，今天的首钢也不至于耗费巨额资金去搞什么围海造地搬迁，更不会使原本蓝天白云绿水的首都每年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天数处在空气污浊之中。
自公元1955年那场没来由的批判之后，梁思成似乎真的接受了当时有人提醒他“今后要少写文章”的“建议”，他此后直到生命结束也不曾写有什么好的学术文章。即便写了一些“文章”，那也完全是按照上边有关旨意完成的任务罢了。对此，梁思成后来在“文革”期间所交代的材料中这样写道：“自从建筑思想批判以后，除了作为‘任务’接受下来，并按交代下来的‘精神’交卷外，我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建筑问题的文章。我以为这样总可以不至于再犯错误了。”其实，也不尽然，梁思成的这种想法依然还是书生意气。公元1955年的那场批判之所以草草收场，除了梁思成“认错”态度较好之外，他还赶上了一个好的契机，那就是当时中共中央把知识分子纳入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好政策。公元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像是报春的惊雷一般，使他们的内心里欢欣鼓舞，备感振奋。接着，巨人毛泽东在一周之内连续两次发表讲话，鼓励知识文化界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同时，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正积极筹划公元1956年至公元1967年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梁思成应邀参加其中的工作。特别让梁思成感到兴奋的是，他当年因为政治等原因而中断的《营造法式》研究工作被纳入该规划。对此，梁思成后来这样写道：“公元1961年始，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保证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加之以建国以来，全国各省、市、县普遍设立了文物保管机构，进行了全国性的普查，实例比解放前更多了。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在校党委的鼓舞下，在建筑系的教师、职工的支持下，这项搁置了将近二十年的工作又重新‘上马’了。”不过，除此之外，梁思成似乎还是心有余悸的，他并没有对毛泽东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倡议予以积极回应。当然，向来行事小心谨慎的“书生”们，都与梁思成一样在持一种观望的态度犹疑着。后来，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书生”们展开争鸣提出了命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既然如此，向来视天下为己任的“书生”们便开始当仁不让地“鸣放”起来。在昏暗的社会里，“书生”们学会含沙射影的语言文字技巧；而在政治清明时，“书生”们则直言不讳，甚至语出惊人。第一个敢于直面向领导“鸣放”的，就是当年带领人民解放军军官请梁思成绘制北京文物地图、自公元1952年担任中共中央教育部部长的张奚若。他用16个字批评有关领导：“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半个月后，张奚若不仅在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对这16个字进一步进行系统阐释，随后还发表在公元1957年5月16日的《文汇报》上。下面我们不妨就来品读这位耿介“书生”所“鸣放”的铮铮诤言吧：
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像人民为他们服务。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未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做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了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度地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在张奚若如此大胆“鸣放”之前，梁思成还是比较谨言慎行的，只是在小范围内对北京城市建设及公元1955年针对他的那场批判进行零星辩解或“小鸣小放”。例如，在公元1957年3月2日召开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梁思成这样“鸣放”说：“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场，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场，我看不太妥当。……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又如，梁思成对公元1955年那场批判这样说道：“建筑的民族形式主要不是形式问题，而是内容问题，民族形式的建筑创作，要从生活开始，研究平面、结构，再上升到情感。而在批判了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之后，建筑界又出现了单纯强调功能的结构主义，从一种形式主义走向另一种形式主义。”随后，见好友张奚若如此坦诚直言并无不利时，梁思成也开始禁不住大胆地“鸣放”起来。公元1957年5月17日，在《北京日报》上刊登题为《畅谈民族形式和保存古建筑——梁思成先生访问记》一文，就是梁思成大胆“鸣放”的见证。在这篇访问记中，梁思成大胆坦率而又比较系统地将新老旧账一起“鸣放”出来：
古往今来，人民制造的一切物件，都有它自己的民族形式，就连一张桌子，一把刀子也不例外。……所谓民族形式是吸引人们思想感情的东西，今天的建筑，无论它是一个厂房或一个托儿所，还是一所房屋，而房屋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所以在建筑上也就要求表现出自己的民族特征来。问题在于，建筑师能不能认识民族传统，能不能正确运用民族传统的问题。北京的有些新建筑，人们可以看到建筑师把梁头当成雀替来处理，就好像把一条中国的绣花裙搭在一架钢琴上，显得极不协调。这当然不是什么民族形式！……反对人们把错误的东西都说成是民族形式，并因此来否定民族形式的态度。……直到今天，我还搞不清“大屋顶”的定义是什么！照一些人的看法，好像有脊、有坡、有檐、有点曲线的就是“大屋顶”。其实一般说来，屋顶是有坡顶和平顶两种（圆顶也是一种坡顶），有的出檐，有的不出檐；有的有曲线，有的没有曲线。同样出檐，只有一条比较不显著的脊，但没有曲线的坡顶，就不是“大屋顶”吗？我实在搞不清。我虽然喜欢琉璃瓦大屋顶，但是我的意见是：使用琉璃瓦以前，先要改进琉璃瓦的生产和施工方法。目前，制造琉璃瓦还和几百年前一样，还要用特定某某山生产的材料做釉子；轧压干子土还要用牛的蹄子来捣拌；施工还要在望板上抹15公分泥，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师硬要设计琉璃瓦大屋顶，那岂不是自寻烦恼！……建筑中出现了“复古主义”应该由我负责，因为我写了《清式营造则例》，整理了李明仲的《营造法式》，责任我是要负一部分的，谁叫我搞了这两本书呢！我也不能担负全部责任呵！……尽信书不如无书（梁思成翻开《清式营造则例》序言）。……你瞧，上面写着“随宜加减”，瞧，又是“随宜加减”！没有哪个人要建筑师在今天把它当作公式，生搬硬套呀！（梁思成又翻开《营造法式》一书）这两本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前人总结的一套预制构件和标准设计的经验，利用它可以加速施工，便利估工估料，还可以保证一定的艺术水平和整体性、一致性。现在，情况不同了，但我们如能学习它，咀嚼它，对今天的建筑还是有好处的。……我绝不相信经济与美观是对抗性的矛盾。建筑师如能创造性地运用民族形式，不一定非多花钱，非加上许多装饰不可。……这几年的新建筑，比较起来，我认为最好的是儿童医院。这是因为建筑师华揽洪抓住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不论开间、窗台，都合乎中国建筑传统的民族风格。……儿童医院虽说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建筑，但是它既表现了民族风格，也基本上满足了使用的要求，它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浪费。儿童医院建筑重要的缺点，是它的大门与整个建筑不协调，这是薛子正硬要华揽洪修改设计的结果。……有些建筑为了更美好一些，可能要多花一些钱。对于多花的一些钱，人们就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说法是：“仅仅多花这么一点钱，就把建筑处理得这样美，很值得！”另外一种说法可能是：“为了追求建筑艺术，竟然多花了这么多钱，可不值得！”这就牵涉到我们对个别建筑在艺术处理上的不同要求了！……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既应该照顾城市的将来，也应该照顾到城市的历史。做规划设计的人要有很强的整体观念，把必须保存的古建筑有机地组织到城市整体里来，使古建筑在现代的城市里成为积极因素，而不能把古建筑看成是包袱，一味地以卸掉包袱为快。有些人一谈到建设社会主义城市，就强调现代化。其实，看一座城市是否现代化，也要看它是否把历史遗产组织到整体里。一座改建的城市，如果把古建筑都拆掉了，那不是什么现代化的城市，而是“暴发户”的城市。……西长安街展宽马路，把元代建的双塔寺拆掉，这是一个极端错误。这两座塔如果保存下来，不但丝毫不妨碍交通，而且会给西长安街增加风采。塔的四周如果栽种些花草，可以使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岛。然而市人民委员会却把它拆除了。为什么拆除呢？市人民委员会也可能说：“这是群众要求拆除的！”可是另外也有群众不赞成拆除呵！这两座塔存在了六百年，为什么不容许它继续存在三年五载或一年半载，让它在路中间存在一个时候，听听群众的意见！如果那时候广大群众真是都要求拆除它，那我就没有一点意见，事情不是这样做的，我不了解市人民委员会为什么那样匆匆忙忙地拆掉它，结果反而使展宽的街道落得个“大而无当”。拆掉许多房子（包括双塔）让在全聚德吃烤鸭的人停汽车，群众恐怕也有意见吧。……展宽西颐路的时候，把民族学院前面的一座小庙也拆除了，这我也不同意。我认为把小庙留在上下行道中间，不但增加风趣，而且可以利用它的十一间房，作为公共汽车乘客候车室，或者用做自行车修理站，这对群众也是有好处的。再如女三中门前的帝王庙的牌楼，也应该保留，但是拆除了。现在我还是主张等到按照规划继续改建这条街道时，把原来的牌楼恢复起来，连同现有影壁，放在一个街心岛上，将马路分为上下行道……也许有人会说：城市要建高楼，高楼中间留着低矮的牌楼多难看，这不是理由。请问大楼中间为什么还建喷水池和雕像？喷水池和雕像不也是低矮的小东西吗？在城市改建中对古建筑采取“秋风扫落叶”的方式，我是反对的。……有人会因此责备我，说我是“复古主义者”，说我有“思古之幽情”，对于这样的责备我不能接受。我觉得我自己只是对民族遗产有着强烈的感情，但绝不是颂古非今。我一向认为我既能欣赏古建筑，也喜欢城市里一切新的好的东西。我站在纽约港口的轮船上，一方面看得到它的杂乱无章，一方面也会欣赏它壮丽的轮廓线。我喜欢英国设计得极为美丽的流线型电话，也喜欢莎士比亚故居。俄罗斯的、乌兹别克的建筑，我也学会了欣赏。有人说我喜欢的只是皇宫里的玩意儿，这也不是事实，其实我最不喜欢的是宫廷艺术，特别是清乾隆、慈禧的宫廷艺术。……我也喜欢这些云南、四川的民间刺绣呵！欣赏艺术不能有成见，应该放宽胸襟，既不能一看大屋顶就说是封建，也不能只爱大屋顶就反对“摩登”的东西。过去有人批评我，说我要把北京城当成历史博物馆保存下来，所有古建筑都不同意拆除。对这种批评，我可不能不喊冤。西便门是我批准拆除的。大高殿前面的牌楼是那样精美，可是我也赞成拆除，因为这些地方的古建筑不拆除，就再也无法进行建设了，这属于你死我活的矛盾。而上面所说的拆除的古建筑，情况却不是这样。我主张保留城墙原因也是如此。北京的城墙，作为历史遗迹看，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宝呵！在规划中并不是一个不能处理的难题。是否能把它处理好，也是对做北京规划的人的一个考验。……
这就是梁思成的“大鸣大放”，可以看出他对于当年几乎所有对他没来由的批判和不实攻诘都进行了“翻供”。
与此同时，全国几乎所有的“书生”们也都开始大胆地“鸣放”起来，而像张奚若和梁思成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言之凿凿。不料，政治“风向”突然转变了。
接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然而梁思成却并未被划成右派，而且还在公元1957年6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他的一篇题为《整风一个月的体会》的文章，因此竟使梁思成在无意中成了“反右”的“先锋”。那么，这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呢？作为著名的建筑学家，这虽然不是梁思成的学术文章，但却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语言特色，故不妨摘录如下：
整风开始以来已经一个月，全国各地都动起来了。在仅仅一个月的期间，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揭发了无数三大主义的具体事实。从报章、杂志上，从各机关、学校的墙壁、黑板上，从广播中，从街头巷尾的谈话中，从各式各样的座谈会中，从许多高等学校的“自由论坛”上，所看到、所听到的，无非都是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从党中央一直到任何一个小单位的支部，无不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真是一团糟！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充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党。它就是‘三害’的化身！”有许多人就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乃至已经下了这样一个结论了。有人说从前对共产党存着幻想，现在幻想破灭了。有人说从前对共产党有信心，现在信心消失了。甚至有些已经申请入党的人也声明他要撤消申请了。他们陷入悲观、失望的境界中。这种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不占少数。
的确，对于一些过去把共产党理想化的人，这样的揭发是令他们吃惊的；对于一些一向不满意于共产党的人，这样的揭发正好使他们拍手称快。的确，在“三反”、“五反”中，在镇反、肃反中，是有些人被斗错了的；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是犯了教条主义的偏差的；在五年计划的拟定中，是有偏急、偏高的主观主义的。这一切，谁都承认是党所犯的一些错误。至于个别党员在日常执行任务中，以至在私人生活作风中所犯的错误更是不胜枚举。许多具体的错误事实，这次都揭发出来了，所以令拥护党的人吃惊、失望，令敌视党的人称快、高兴。
从我个人在工作中同党的接触来说，我对党不满的地方是很多很多的。由于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风而令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闷、沉默。例如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对于批判复古主义的不彻底，因而导致了片面强调节约，大量建造了既不适用，虽然廉价但不经济，又不美观的建筑，同时导致了由一个形式主义转入另一个形式主义，由复中国之古转入复欧洲之古，复俄罗斯之古；在北京市的都市规划过程中，把“旧”技术人员一脚踢开，党自己揽过来包办一切的关门主义等等。在节约声中，北京市委盖了那座不可一世的，大而无当的，铺张浪费的，里面是复欧洲之古的，外面像个把里子翻出来的洗澡间的市委大楼，我也很有意见。我尤其不满意党在许多措施中专断独行，对许多学术性的分歧意见用狂风暴雨来刮得人、淋得人连喘气都喘不出来，更不用说说话了。是的，我对党是有很多不满的。
八年来，我对党的领导同志，不管是哪一位领导同志，总是争辩不休的。在我被说得真正地心悦诚服以前从来没有低过头。但是，在这样硬着头皮、继续不断地同党抬杠的同时，我从来没有忘记：是谁领导六亿人民解放了自己，从根底下铲除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对我们的压迫；是谁领导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从而同时保障了国民经济的三年恢复，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建设；是谁领导我们根治淮河、黄河，修筑成渝、兰新、宝成、鹰夏、集二、黎湛等铁路，使克拉玛依、柴达木喷出石油，使长江大桥提前两年合拢，使三门峡工程开工；是谁领导我们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汽车和喷气式飞机；是谁领导五亿几千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地完成了自己的“三大改造”。我从来没有忘记是谁帮助我（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搞清楚了我到底为谁服务，给了力量和信心。我更不能忘记每逢“五一”、“十一”的天安门前，是谁使千千万万张充满了自信和自豪的脸孔笑逐颜开；是谁使全国几千万条红领巾上面露出那样愉快、幸福、可爱的小脸蛋！套一句公式话——但在这里不是公式而是事实，不是口头禅而是由衷的、公平的评价——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闻过则喜”，“过则勿惮改”的党；是一个“虚怀若谷”的党。它的缺点“如日月之蚀焉”。党知道自己有缺点，并且分析出了“三害”。它不护短，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反而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且声明是一个长期的方针。现在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已经实行“监督”起来，鸣放了一个月，许多许多缺点都揭发出来了。这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让我们回顾一下人类五千年的历史，可曾见过任何一个政党，不管它在朝在野，和任何一个党领导下的政府，能有这样勇气，这样度量，这样虚心，并寄予全国人民这样无边彻底的信任，发动全国人民来给自己提意见，找缺点，进行批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是中国共产党最勇敢、最英明的决定和措施。缺点是揭发出来了，可以对症下药了，这些缺点就将得到改正。事实上，许多地方已经边整边改了。这是六亿人民的幸福。这是六亿人民所应额手称庆的大喜事。
凡是有政府、有组织、有机构的地方，就可能有官僚主义；凡是有人与人的关系（即使是夫妇之间）就有彼此，就可能有宗派主义；只要是一个人，就必然有他的主观成分。“三害”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的。世界上七八十个国家，假使它们有勇气也来揭发一下，我相信它们的“三害”不知要比我们的多几千百倍，虽然没有法子统计，也没有尺度可衡量，我相信（如果能够摊出来比较一下的话），我们的“三害”不是最少的也是最少者之一。整风开始了，党的许多缺点揭发出来了，我不但丝毫没有对党失望，失去信心，相反地它增强了我对党的信心。我相信在整风结束的时候，这些缺点将绝大部分被“整”掉。洗这样一次澡，全身的尘垢洗掉了，党将焕然一新。它将更加年轻，健壮，坚强——更加可爱。它将以更坚定的步伐，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绝不应否定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无可置疑的。我不同意从高等学校（或其他机关企业）中撤销党委，我们需要党的领导。问题在于党怎样领导。过去有些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的办法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研究怎样进一步发扬民主，使党的领导作用能更好地、更正确地发挥起来。
让我们继续大鸣大放，给党吹毛求疵，给党挑错儿、找茬儿，并且帮助党把它们“整”掉。经过团结——批评——团结，我们的党将更加健壮、巩固、坚强，我们的政治觉悟也将随着得到提高。六亿人民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这是一阵送暖的春风，是一场最及时的“及时雨”。它将给我们的国家，给六亿人民带来新的生命，更大的幸福。缺点的揭发显示出来的是光芒万丈的前途！
正当党的缺点被无情地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却要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最可爱的党！我知道你有缺点，也不怕你有缺点，并且还要尽情地、无情地继续揭发你的缺点，也将尽我的一份力量帮助你整掉它。我最后还要加一句：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你！
确实，正如梁思成在文章中所说他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充满着赤诚之情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至今也毫不怀疑，因为早在公元1956年2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所作检讨中就这样说过：我“衷心地感谢党，在给我医治了身体的重病之后，又为我医治思想上的严重病症。党尽了一切可能来救我、治我。我相信我已得救，至少可以说‘病情’是肯定地好转了。党是我们的带路人，把我从迷途中引回到光明的康庄大路上来了。我要像一个初进学校大门的学生一样，努力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自己的水平，重新认识遗产，重新开始我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并通过教学工作，扩大我们的队伍。我要团结所有的建筑师、工程师、艺术家和从事建筑工作的同志们。我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红色专家，红色教师。我的身体虽然不好，但我有信心，在党的关怀和鼓舞下，我至少还可以工作二十五年，争取至少工作到我八十岁的那天。在这不算很短的期间，我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我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赤诚之爱，还表现在他于公元1957年所作的自我检讨中。对此，梁思成说：
……过去我在工作中有没有烦恼呢？有，而且不少也不小。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里的反党运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讲演，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了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成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了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沉重。但是，我同党并没有抵触情绪。我想：这样“整”我，一定是因为我的建筑理论是不利于祖国建设的。我的痛苦是一个受到母亲谴责的孩子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信任我们党像我小时候信任我的妈妈一样。我思想没有搞通以前真是痛苦万分，但是党却是那样耐心地同我讲道理。我搞通了，从心底下服气了。我低头，我承认错误。后来我知道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曾收到了将近一百篇批判我的文章，而党没有发表。为的是不要让群众把我同当时正在受批判的胡适、胡风、梁漱溟等同起来。因为我的是一个学术思想问题，若是两个姓胡的，两个姓梁的相提并论，就可以一棍子把我打死。我才知道党对我的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只有从心眼最深处感激感动。
从检讨到“鸣放”，从“鸣放”再到检讨，梁思成经历如此反复的思想“洗澡”运动之后，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随后而来的变化莫测的“文革”风雨的洗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