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自公元1957年成为“反右”“先锋”至公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近10年间的言行，诸多书刊鲜少提及，虽然这一段多是不值得浪费笔墨没意思的“跟风政治”活动，但这毕竟是不算短暂的10年光阴。
翻检梁思成人生中的这10年，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扼腕而惜。因为在这10年黄金岁月里，梁思成除了系列科普文章《拙匠随笔》和对《营造法式》进行部分注释之外，竟然鲜有值得推崇的学术成果流世，这不能不使人将此与当年战火烽烟中他和营造学社同仁不畏艰险四出调查古建筑并取得烁烁辉煌相比较，也不能不让人两相对照反思其因。
不经意间成为“反右”“先锋”的梁思成，并没有因此而“飘飘然”，经过多次思想“洗澡”运动之后，他似乎真的洗净铅华，脱胎换骨，政治上变得“成熟”起来，他已经开始学习怎样与马列主义信仰融入一道了。特别是公元1959年1月，当梁思成被中国共产党组织吸纳后，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一员时，他便开始大踏步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昂首前进了。
员会扩大会议；8月当选为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公元1961年12月参加在湛江召开的中国建筑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学会副理事长。公元1962年2～3月参加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受命准备重新研究《营造法式》。公元1963年9～11月担任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国际建筑协会第七次大会，以及世界青年建筑师会见大会和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建筑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公元1964年12月至公元1965年1月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公元1965年7月担任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建筑协会第八次大会和第九次代表大会。公元1966年3月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建筑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副理事长。
在梁思成参加这些会议所作的报告或撰写与会议相关的文章中，都表现出了他“紧跟政治形势”的姿态。例如，公元1958年6月在青岛参加城市规划座谈会后应邀为《青岛》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梁思成写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看到了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城市规划和建设工作也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飞跃前进。许多中、小城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用快速的办法、土办法、多快好省地编制出了城市规划，彻底打破了过去对城市规划的迷信，解放了思想，做出了过去不敢想象的奇迹，给全民性的工业化准备了良好的条件，也给我们深刻的教育——特别是思想教育。”例如，公元1959年2月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教学研讨会上的一次发言中，他说：“……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由于党的领导。回忆我们在工作中，周总理、彭真同志，中央和市委的许多位领导同志，多次来清华看我们设计，给了我们许多指示。学校党委的同志对我们更是十分关心，常常深夜走到画图桌旁。在各县市的工作中，省、市、县委也同样在方针政策上，从原则到具体的技术上领导着我们。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党这样的领导、关怀和在工作中具体的指导，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的。”例如，公元1959年6月梁思成在上海参加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的发言中，他是这样说的：“这一次会议又一次证明了党对我们知识分子、对建筑事业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建筑事业的重视。党正在领导着我们一步一步地向过去几年来我们所攻不下的建筑创作这一堡垒进攻。我们可以说我们已得到了初步的胜利。这次会议的胜利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胜利。事实证明：只要党一抓，事情就好办了。农民们常爱说：‘听党的话，没有错。’我们这次会议所取得的这些胜利就是十年来我们建筑设计人员由反对党的话，不听党的话，逐步转变到学会听党的话而取得的胜利。”例如，在公元1961年第7期《建筑学报》上梁思成所发表的《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全党的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对于今天的建筑工作者来说，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地掌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坚决贯彻执行‘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以及在不同的建设阶段中制定、发出的指示，就是我们今后建筑工作取得更大胜利的保证。……我们进行分析、批判的唯一准绳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所谓政治标准就是这建筑过去为谁、为什么阶级服务？今天能否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诸如此类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政治性口号语言，梁思成在这10年中真可谓是俯仰皆拾，运用自如。那么，梁思成经过10年的政治磨砺，是否真的具备了在险恶政治风浪中搏击的本领了呢？
舌，这似乎真正应验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言多必失。
梁思成虽然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述，但林洙的一段话是恰当而令人深思的，她说：“其实，疼痛的又何止是身体呢？望着面前人头攒动的观看者，听着他们发出的刺耳的哄笑，梁思成眼前恍惚了。这批斗与其说是肉体上的折磨，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侮辱，是对这位正直学者一生坚持的高尚人格的粗暴践踏。”后来梁思成只要出门就必须挂上这块黑牌子，以表明自己的“身份”。当然，梁思成的内心是不愿意接受这一“身份”的，更不愿意带着这种“身份”在清华园里抛头露面，但这时他已经身不由己了。按规定，他每天必须带着黑牌子到大字报栏前学习其内容，反思自己的“罪行”，然后再一遍遍地写检查。
在众多关于梁思成的大字报中，有一张可谓是“独具创意”、“图文并茂”，漫画中的梁思成脖子上挂着北京城墙，下面写着“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这本是梁思成在50年代初为保护北京古城墙而写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的一句话，如今竟被运用在梁思成自己的身上，真可谓是“妙趣天成”、“相映成趣”。在这幅“绝妙”的漫画旁边，还有一张“内容丰富”的大字报，强烈批判梁思成“留恋封建社会，疯狂地反对拆除封建社会的城墙。解放前夕去美国讲学是做了一次文化掮客，卖出中国的古建筑，贩回资产阶级的腐朽建筑观和教学制度。”后来一张带有总结性的大字报，其醒目的标题就是“打倒国民党残渣余孽、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梁思成！”随后，这张大字报“揭批”了梁思成“四大罪状”：一、公元1966年梁思成在接见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曾在法国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严重地“丧失民族尊严”；二、公元1947年梁思成代表国民政府出任过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三、梁思成曾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四、梁思成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新城市建筑指示。对于这些“反动罪名”，当时的梁思成只能默默承受，不能有丝毫辩解的机会。
梁思成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梁家私物被搜走了。这被抄走的大量“四旧”中，除了一些他们认为属于迷信物品的文物古董外，还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生前用于建筑和雕塑研究的艺术珍品。在这些被“收缴”的文物古董和艺术品中有几件值得一说，下面不妨来看看后来林洙在文章中的记述：
……思成常津津乐道地对学生分析它们所代表的时代特征及造型的美。那只明代小陶猪，他常常用来考学生，问他们，“欣赏不？”如果对方摇摇头，他就哈哈大笑说：“等到你欣赏时你就快毕业了。”对方若表示欣赏，他会追问为什么？他不但要学生看，还要他们用手去摸。他说：“建筑也一样，不仅要用眼看，有时还要用手去摸，才能‘悟’出其断面细部设计上的妙处。”有一次我被他考了以后，要求他给我分析一下。他笑着说：“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生气地说：“那你就不是好老师。”他看我认真了，就把小陶猪放在我眼前，拿起我的手抚摸着小猪的脊骨说，“这根线条，刚劲有力又流畅，它对整个造型起了决定作用。这和圆滚滚的肥猪好像很难联系在一起，但就整个小猪的造型来说，却又惟妙惟肖。”
还有一双小小的汉白玉佛脚，这是他在佛光寺后山上拾得的。佛像的身体部分已毁了，只留下一双踏在莲花上的小胖脚丫。他常常给朋友们看这双小胖脚，并说：“这是典型的唐代塑像的脚。”还风趣地在这双小脚的莲花座下面写着：“莫待临时抱。”
在抄走的文物中有几件极有市场价值的东西，一件是战国时期的铜镜。虽然我国古代铜镜保留到现在的极多，但是像这面铜镜保存得那么完美的却极少，它上面的花纹几乎没有受到损坏，而且精美无比，这是梁启超的遗物。另一件是一尊高约三十公分的汉白玉坐佛，它曾见于古书记载，这是林徽因父亲的遗物。还有一个高三十公分宽二十多公分的石雕，上面刻着三尊美丽的佛像，思成曾告诉我这尊古雕的由来：一天他去拜访陈叔通老先生。陈老酷爱古玩，他看思成正在聚精会神地端详他珍藏的佛像，便玩笑着说：“你如果能猜得出这雕像的年代，我就把它送给你。”没想到思成竟脱口而出，说这是辽代的。陈老大吃一惊，但是他老人家信守诺言，真要把这个稀世之宝送给思成。思成执意不受，但却玩笑着对陈老说：“我可以接着猜下去，也许能把您收藏的一大半古玩抱走。”陈老哈哈笑着说：“可不敢再让你猜了。”第二天陈老坚决让他的侄儿陈植把这尊珍贵的佛像送到思成家里。
然而，自从这些珍贵的文物古玩和艺术品被“收缴”后，至今杳无踪影，下落不明。
经历几次“收缴”之后，梁思成不得不把一些被毁坏的手稿、信件，以及当年花费大量心血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草图等，堆放在小院中点燃一根火柴，付之一炬了。值得庆幸的是，凝结着梁思成一生心血的《营造法式注释》手稿，被林洙预先交给家中贫农出身的保姆李阿姨保存起来。果然，不久真有一群造反派再次闯进梁家，要求梁思成将所有“封资修”文稿交出来，于是梁家再遭“洗劫”，梁思成早年许多珍贵的手稿被“收缴”一空，损毁无余，而《营造法式注释》手稿则幸免于难。然而，在“文革”中幸免于难的这份珍贵手稿，“文革”之后却不知所终，至今也未能面世，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再不久，梁家被勒令搬出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新林院8号，梁思成的工资被停发，他本人也被“请”到建筑系单独住进了那水利馆的楼上。在被隔离的日子里，梁思成不仅要一遍遍地写检查交代自己的“罪行”，还不时地被拉出去接受批斗。在接受批斗的过程中，梁思成这位拥有高尚品操的伟大学者同样“享受”了“高规格”的“坐飞机”待遇，而且往往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这对于一个年近古稀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享受”不起。除了这种那个年代独创的体罚方式之外，诸如甩石块、浇墨汁、吐唾沫和拳打脚踢等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后来“大串联”开始了，梁思成被释放回家。被释放回家的梁思成这时已经是无家可归了，因为全家被勒令再次搬迁，住进了清华大学北院一间仅有24平方米的小平房里，这是公元1967年2月寒冬腊月里的事。由于房间过于狭小，连家中几口人的居住都成了难题，于是女主人林洙不得不与梁思成商量如何处理大量珍贵的中外图书和相关专业资料。经过再三斟酌，梁思成决定将大批建筑专业的中外图书暂时存放在建筑系资料室里，不料学校“‘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竟予以阻止，经交涉后虽然同意放在资料室，但并不负责保管，后来在“武斗”期间多数遭受毁坏，剩余部分赠送给了图书室。另外，建筑专业以外的大量中外图书被当作废品卖给了收购站。对此，林洙在当天笔记中这样写道：“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车拉了一整天，共运45车次，计售人民币35元。”处理完大量的图书资料后，梁思成发挥建筑师的设计才能，将24平方米的小平房不仅设计出了主卧室兼书房，还“巧妙”地安排了儿童房间和老人卧室，并规划了厨房兼取暖设施。确实，在这个寒冷季节里，女主人林洙不能不考虑最怕寒冷的肺气肿病人梁思成的身体状况。然而，即便炉火昼夜不灭，这个小平房里仍然特别寒冷，随后小屋的窗户玻璃又多次被砖块砸碎，梁思成全家只能在凌厉寒风中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因此使梁思成旧病复发。由于梁思成的医疗关系不在清华大学，学校医院不能接受他住院治疗，而他本应享受的高干医疗制度已经被取消，林洙不得不带梁思成前往北京第三医院治疗。说是治疗，其实就是做一次身体检查买点药而已。于是，女主人林洙“不仅是他的妻子、保姆、理发师，又多了一项职务——护士”。就这样挨过数月后，直到公元1968年11月17日周恩来总理得知并直接过问才住进了北京医院，自此梁思成直到病逝再也没能离开过这所医院那张病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