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都是小青年！我最喜欢年轻人和小孩了！”王岱明教授带着微笑，说了第一句话。
在这个春末的早晨，和煦的阳光洒进屋子，会议桌上反射出斑点光圈，让人有些睁不开眼，但却感到温暖，如同刚刚走进房间的王岱明教授给人的第一印象，温暖亲切。
这里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行政楼的二楼，一间普通的会议室。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儿科医院崭新的楼宇。这里是王岱明教授工作了将近一个甲子的地方，一个她的事业起步、进步与止步的地方。她牵挂着这里，这里的医生们、这里的小病人、这里的一切。
一个向儿科医院倾注了一生和爱的教授，在这里，讲述着她的故事。
大学里的Straight A学生
王岱明出生于1932年的上海。如同那个时代许多选择从医的人，王岱明生活在一个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家庭。舅舅是西医，父母是受西方教会学校教育长大的，在家里时常说英语，她也耳濡目染，长大后去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也就水到渠成。
当时正值如火如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犹太人流落上海避难。家里便请了犹太人教授小孩们钢琴和小提琴。按照那时候的惯例，男孩学小提琴，女孩学钢琴，王岱明和姐姐不久就练就了一手好琴：“咚咚咚咚，四只小手在琴上弹，四手联弹！”王岱明的手在桌面上轻快地敲击着，表情陶醉，仿佛一架音色美妙的钢琴飘荡在手下，时光又回到那个旋律流动的时刻。
如父母所愿，王岱明进了上海圣光中学（Holylight Middle School），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与众多中国要人共同创办的教会学校，校董包括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以及张治中等，教育很严格。
1948年，王岱明顺利考入了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医疗系。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是圣约翰书院（Saint Johns College），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
进入这样一所教会大学的医学专业，了却了王岱明父母和她自己的心愿。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实行七年学制，要学习三年基础医学，再读三年本科，最后一年实习；上课和考试都使用英语教学。王岱明的哥哥也在另一个教会大学念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王岱明刻苦努力，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奖学金。在5个主修课目中，她获得了全A，因此还被任命为低年级同学的辅导员。在学生时代的一贯优异让她非常自豪。
大学最后一年，王岱明被分配到了瑞金医院实习。她的指导医生是王振义教授。2010年王振义教授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了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证书。
初为儿科医生的辛酸史
“在医术上我是如何得到强有力的锻炼和提高？”王岱明一字一顿地概括道，“我想，是有两个阶段。”
1955年毕业后，王岱明被分配到了儿科医院。王岱明本人当时并不情愿这样的结果，毕竟医疗系毕业的学生都会希望去大医院。但学校里找她做思想工作，她最终也无奈地接受了，因为她作为学校里的学生会干部，需要起到响应号召的榜样作用。“确实做出了不小的牺牲。”
然而到了儿科医院以后，艰苦程度却超出了她的想象。王岱明刚刚到儿科医院传染科的前几年，上海正爆发严重的流行性脑炎。彼时的医疗条件与现在无法相比，根本没有像样的急救室，所有的急性传染病患者的治疗抢救都在传染科直接进行。重型流脑和菌痢引起的中枢神经感染导致呼吸衰竭，呼吸可能瞬间就停止。王岱明初入院，便目睹了许多突然之间的生离死别。“那个时候上级主任对我特别严厉。凡是并发症重病患者，一定要我到病房守着，直到下半夜才能回去。”其实，当时的病房也有值班医生的，但王岱明仍然24小时住院，一个礼拜只有星期三晚上7点后，星期天中午12点后可以回家两次。
后来，上海麻疹大流行，许多亲历者恐怕还历历在目。王岱明亲自参与救治患病儿童的工作：“我们病房2个多月接收了900多例重病儿童。”病儿的病情经常变化，产生了很多纠纷，许多家长在医院门口吵闹，因为按照传染科的规定家长是不能陪同的。
麻疹流行最严重的那段时间，王岱明24小时睡在病房里，三餐饭由护士带来。每天早上6点开始查房，忙碌到深夜，2个月中间没有休息过1天，没有回过1次家。
即便在临床治疗如此繁忙的情况下，王岱明和上级医生及同事们仍然对900例患儿做了很好的总结，出版了《麻疹》这本书，当时在业内非常著名。
上海传染病的爆发逐渐平息，但王岱明在儿科医院的艰苦锻炼才刚刚开始。
在现在的复旦大学枫林校区，当初的院区中一块郁郁葱葱的草坪上，悬挂着一个钟。当时传染科主任特别规定：“一旦有重病患儿来急诊，急诊室护士就要去拉响那个钟，‘噔噔噔’的响声一起，医生就知道有重病人来了。”王岱明回忆道，“但我的主任规定，哪怕有急诊值班医生，一旦钟响，我也要跑过去观察病情。”虽然在同一个院区，但从王岱明的工作地点到急诊区域仍然有好几分钟步行路程，于是她忙碌奔跑的身影便常常在院区里闪现。
除了繁重的临床治疗，王岱明还要去给医学院的学生上课，而之前的课堂预演对于王岱明却是一个不小的煎熬。工作了两年后，每每要到医学院教课，她都要到主任面前预先演示一遍整个课的过程。走进主任的办公室，王岱明仿佛一个给老师交作业的小学生，紧张得瑟瑟发抖。“重点，轻点，打手势，上黑板。”每一个细节都受到主任严格的注视和修改，王岱明叹了口气，“我也觉得没办法。”有时，王岱明还要为主任做学术会议的准备工作。有一次主任要去杭州开学术研讨会，晚上要求王岱明为他写一份会议发言稿，第二天早上11点前交给他。王岱明只得“开夜车”，又是查参考资料，又是笔耕不止，终于在11点准时将稿子写了出来。到办公室里，恭恭敬敬地交给主任后，王岱明得到的不是主任的肯定，而是如同晴天霹雳的两个字“不行”。原来主任觉得王岱明引用国外的参考文献过多，没有兼顾国内的文献和自己医院的情况，要求她下午两点前完成修改。
走出主任办公室，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另一个主任看到便问王岱明怎么回事，知道了情况后，那个主任无奈地说：“不要哭了！快去找国内资料。”王岱明只能擦干眼泪，马上跑到图书馆病史室找国内资料，中饭也没有吃，不停地整理到两点钟，终于及时交了出来。这一次，主任没有说什么。王岱明从办公室走出来，如释重负的同时，一股辛酸却又涌上心头。
“很苦，很累，很怨。”这是王岱明对当时工作的感受，她几次试图逃避。她尝试找过领导要求另换主任，但领导却说，“这个主任的严格是出了名的，挑中你，你就跑不掉了。”最让王岱明难受的是，因为工作太忙，很少有机会回家，几个月大的儿子甚至不认她，一抱就哭。王岱明的婆婆提出要找她的主任谈：“为什么别的医生都没那么累，那么苦，就我的媳妇这样？”王岱明吓得直劝婆婆别去，因为害怕主任会因此更严格地对待她。
“吃饭不定心，睡觉不安宁。”王岱明如此描述自己那几年的医院生活，“而且主任只对我一个人这样，但我现在回想，主任骂我，的确是对我很好的培养。增加了很多临床经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一般医生没有这个机会。他挑中了你，你就要苦。否则怎么能得到比一般医生更强有力的提高？”
“过了十几年，回想起来很感谢他。”王岱明感激地说。
王岱明在加拿大医院工作
在加拿大的风云岁月
时间跳转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
十年动乱期间，使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受到了干扰，教学工作虽然受到很大冲击和破坏，但王岱明仍然以很高的热情完成了繁重的医疗、科研、教学工作。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邓小平提出的鼓励出国留学政策给了王岱明和她的同事们一个走出国门了解国外先进医疗技术的机会。而这段出国的经历，正是她提到医术得到“强有力”提升的第二阶段。
一天，院长到王岱明的办公室，说有一个考试，建议她去考一考。王岱明不以为然地答应了，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正是上海乃至全国第一批公费出国留学的选拔考试。
考试的内容超出了王岱明的想象。“考试的时候一看发现，考卷好多page！中翻英，多项选择等等……还剩下20分钟，一看反面还有，急得要命，最终没有详细检查就交了上去。”虽然感觉自己考得并不理想，但她依然通过了考试，获得了去加拿大交流学习的机会。
来到加拿大后的第三天是星期六，本应是休息日，但一个电话搅醒了王岱明的美梦，是加拿大院方的感染科主任，说要来接她去查房。匆匆准备好的王岱明来到医院，发现院长竟然也在，要和她一起查房。院长指定了两个病人，王岱明一下子恍然大悟：“他们这是要掂掂我的分量！”
20世纪80年代在加拿大工作
经过诊断分析，王岱明认为一个病人是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及中枢呼吸衰竭恢复期，另一个病人是处于感染性休克的恢复阶段。在儿科医院多年的磨练让王岱明气定神闲，轻松地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而且提出了治疗建议。院长和传染科主任嘀咕了几句，对她说：“Doctor Wang，以后请你每天下午参加流动性会诊，共同诊断全院疑难病例，不用做住院医生了。”听到这个消息，王岱明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因为这不但意味着她在接下去的几年时间里，不用做辛苦的住院医生工作，而且证明她的医术得到了该院同行的认可，可以重点做实验室工作了。
于是王岱明正式步入了在加拿大的交流学习的正轨。每天下午的例行查房会诊以外，她星期六星期天也到病房、实验室去转转。因为对于细菌和病理都懂，所以在实验室也能学到不少东西。有一次，王岱明对两个病人的诊断发表了意见，纠正了一些之前诊断上的错误，精湛的医术为她赢得了该院同行的信任。在这段岁月里，一方面有机会接触疑难病人，另一方面在临床思维、技术方面得到了开拓，结合自己的经验，再加上与国外先进医疗的交流，王岱明的医术又有了飞跃式的进步。
一年以后，王岱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换一所医院继续学习，原因是“想到另外的地方多学习一点”。走的时候，院长热情地挽留她。为了表现医院方面的诚意，院长告诉她，她在这里的专用科研经费会为她保留10年，只要王岱明愿意回来，就可以用这笔钱继续做研究。但去意已定的王岱明谢绝了院长的好意。
在这个医院，王岱明还完成了她在加拿大的一个科研项目。她选择了有关感染性疾病病原学的快速诊断的课题。王岱明在金黄色葡萄球菌病原上做了大量的实验，最终发现了一个办法，只要有患者的一点点体液，用1分钟时间，就可以确定是该细菌的感染。而且患者之前的用药都不会对结果受影响。这和以往需要几天培养才能确认感染菌种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导师非常高兴，称赞王岱明的课题是一个极佳的创造。不出意料，她的文章在皇家医学会年会上宣读，并在《Investigation and medicine》杂志上得到了发表，而且同时发表了两篇。王岱明因此又拿到了新的科研基金，还受邀加入了加拿大Halifax科学家学会会员。这对于一个到加拿大仅一个多年头的中国医生，是很大的荣誉。
由于王岱明出色的科学研究，当地医学报纸对她进行了报道，她还在时任英国驻加拿大总督的庄园里，受到了总督夫人的接见。“那个时候搞得太厉害了！”王岱明回忆，“当地为我搞了个“China night”，请了二个厨师，跟着我到菜场买做中国餐的食材，我说买什么就买什么……做China dinner，三个教授夫人对此很有兴趣，和我一起下厨，晚上再讨论关于中国的教育问题。外国人就是那么疯狂！”
不料，“China night”接见的事情在报纸上披露后，被中国驻加拿大的参赞知道了。“参赞先把我批评了一顿，‘为什么事先不汇报，胆子这么大’，然后再问我哪里毕业的，发现我和他都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话锋一转，说在做完以后写一份具体的情况说明就可以了。”尽管这样，王岱明那天晚上还是哭了一次。现在看来也许甚至是无上光荣的事情，在那个时代，让王岱明紧张害怕了许多个日夜。
在加拿大时期还发生了一件让王岱明终身难忘的“突发事件”。
有一天晚上12点半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是一个男性的声音，从口音判断应该是加拿大人，他说：“你要注意，有人要把你带到台湾去，是住你附近的一对台湾夫妻。”但那个神秘人不肯告诉王岱明他的身份。王岱明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敏感事件，立刻向领馆进行了汇报。领馆方面认为可能是王岱明参加了太多活动使名声太大的缘故，建议她不要出门，连例行的政治学习汇报地点也转移到了她的住所，尽可能减少她出门的机会。领馆还叮嘱她“不要随便开门”。王岱明被吓得不轻：“电话不敢接，白天门不敢开，怕什么人绑架我。走路都走在人行道的里面。”过了一段时间，这件事情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但却在王岱明心里留下了阴影，也是领馆强烈要求她尽快回国的原因之一。
本来王岱明应该只能在加拿大逗留两年，但研究工作一直顺利地进行着，当地院方也不断挽留。最终王岱明在加拿大待了两年九个月，超过了规定时限。领馆给她买了一张机票，要她立马直接回国。王岱明虽然十分可惜进行过程中的研究，但不得不服从“组织上的命令”。她向当地院方表达了万分的感谢，借口要处理家庭事务，搭上了回国的飞机。
回国后，王岱明又继续投入到儿科医院繁忙的工作中。她还不忘总结在加拿大期间学到的知识经验，和同事同学们一起分享。
“这对我是一段很好的经历。”王岱明微笑着总结道。
退休后的生活
退休以后，王岱明依然没有停止在儿科医学事业上的努力。她被儿科医院返聘，看特需门诊、疑难病例会诊、去病房督导查房及查病史等事情。王岱明在工作的过程中常将自己数十年从医和研究的丰富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医生：“凡事不要怕”，我对小医生说，“碰到复杂疑难病例要抓住第一线资料”。先问有关病儿的详细病史等很多内容，问出来以后可能像一把乱头发，但我帮助他们整理思路，像梳辫子一样，诊断就出来了。”
“很多病有共同的症状，一个病有不同的症状，假如不能很好地掌握，可能会误诊。我教小医生要学会把看过的特殊病记下来。细菌、气候、人的反应都在变化，比如现在的肺炎不发热不咳嗽，小医生要累积临床经验。许多经验是书本上找不到的，活的资料是一生的宝贵经验。”
在加拿大交流的经历让王岱明深刻体会到了国内外医学发展的差异和差距。中国医学之所以没有达到世界一流的地位，她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够重视基础医学，二是没有结合临床需要进行有效的实验室研究。为什么CT、基因技术等都是外国人发明发现的，我们只能跟着模仿？王岱明以为就是因为外国重视基础医学，而基础医学正是整个医学的根基。王岱明形象地将基础医学比作高科技工种，把临床医学比作“铜匠铁匠木匠”。关于临床经验总结，她则提出中国有自己的优势所在：“外国一个医院一天可能只有100个病人，200个了不起了！而我们则有6，700个。”王岱明在国外做临床治疗的时候观察到，医院非常关注病人的变化，经常随访，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就可以发表高质量的文章。而不这么做的话，可能就是在让丰富的病患资源白白流走。
针对医德问题，王岱明有坚定的原则：“我不收红包，这是对于医生的侮辱。”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带着孩子到儿科医院看病，在病房不停地有“塞伐塞伐”的动作，想给王岱明送红包，“你这个动作很差！”王岱明警告那位家长。没想到那天傍晚，王岱明在回家开门的一刹那，一个黑影闪出，将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扔到她的家中，片刻消失。王岱明被吓了一大跳。回头看那个黑影，很可能就是早晨患儿的家长。第二天一早，王岱明找到那位家长，将信封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我跟他很严肃地说，你再这样我就不看你的孩子！”“医德非常重要。”王岱明坚定地指出。
退休后的王岱明参加了老年科技协会和离退休干部会。她时常去青松城参加老干部活动，也不时去外地旅游散心，偶尔还去看看定居国外的子女和孙子。“我的孙子不太会说中国话，更不要说上海话了。我经常跟他说你一定要学会中文，因为将来是中国人的时代！”说完王岱明会心地笑了。
王岱明的故事到这里画上了句号，但儿科医院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王岱明的医德、医术、经验和智慧将在年轻医生中不断传承，发扬光大！
林慈，女，教授，1924年2月出生，福建福州人。1955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1984年创办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科抢救室，重点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特别对小儿肺炎、哮喘病的防治，对中西医结合治疗造诣较深，对腺病毒肺炎、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的特点进行过总结。曾被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邀请为儿科医师讲授“喘憋性肺炎”，“呼吸衰竭”等内容，反应良好。1982年为全国急救师资训练班讲授呼吸衰竭及人工呼吸器的应用，并编写了3万多字讲义，其条理清楚，是小儿呼吸系统疾病专业医生及临床较好的参考资料。其研究成果“细胞内游离钙浓度测定法及其临床应用”曾获得1992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