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声响，来开门的是面目和蔼、精神矍铄的顾教授，他边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边朝里间喊道：“你快出来，采访的人来啦！”
方利君教授应声而出，瘦削的脸一点不显老。
顾教授是方教授的爱人，两人现住在这一间古色古香而又温馨十足的小屋里。
与丈夫顾健人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家合影
刚一坐下，方教授便给我们展示其珍藏的一张张照片，有黑白亦有彩色。讲到曾经的青春岁月她会开心地笑，讲到同学聚会她会满是感慨，讲到同期的朋友逝世她会眼眶泛红，直至最后一张，她的脸上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那浓稠的甜蜜感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将心的燥热悉数按下。
照片上红颜犹存的方教授端坐沙发上，儒雅的顾教授立于身旁，两人背靠窗户，看着镜头，眉眼里都是遮掩不住的笑意。
“那是我和老伴八十华诞时的合影。”话语里的幸福感羡煞多少人。
方教授说，前面的一生艰苦亦好，伤心亦好，成绩斐然亦好，评价甚高亦好，现在她的晚年很幸福，这便足够了。
秉承家风，严于律己
回首望去，走上学医的道路，成为医生、教授，做科研，一切都显得如此顺理成章。
方利君的父亲喜好文学，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专业，1926年获文学荣誉学位毕业，后任职于信谊药厂，在上医兼职教书。
在方利君看来，父亲不仅优秀而且伟大。那时教授一家虽说不是极其艰苦，却仅能温饱，然而母亲是一个旧社会的家庭主妇，毫无经济来源，父亲成了支撑整个家的唯一经济支柱。7个孩子的衣食住行需要请阿姨帮忙，上重点中学的费用很昂贵。为了交齐学费，父亲狠心将家里的红木家具也卖掉了。即便如此，在重男轻女的时代，方利君的父亲同样支持女儿读书。方教授至今也记得父亲的话：“只要你愿意，我累死累活也要供你读书的”。父亲的言行，小小的方利君看在眼里，当时她便想着一定要念书，20世纪40年代在省立上海中学求学今后一定要自给自足，赚钱为父亲分挑家庭负担。整个家，4个女儿里也只有方利君一人读到了大学毕业。
进了上海中学，在父亲的影响下，方利君选择了理科。上海中学推行的是严格的训练。宿舍要求像部队一般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清晨有响亮的军号催促着学生起床出操。在这样一个严格的环境里，那时的方利君和同学们学会了“怎样吃饭”。第一碗饭只需盛一半，以便快速吃完赶紧盛下一碗，若第一碗便盛得满满的，等想吃下一碗时，装饭的木桶也早就空了。就是这样一个艰苦而严格的环境，却养成了此后方利君耐吃苦又严格要求的秉性。
高考填志愿时，看着在药厂工作的父亲，一个药剂师姐姐，一个护士妹妹，生活在医学氛围里的方利君毫无疑问地选择了上医。
然而跨进大学的那一刻，面对的便是成堆成堆厚重的英文版的书，高年级的师兄师妹们开玩笑道：“上医啊，第一年就要晚上开夜车点蜡烛，第二年睡病床，第三年就要买棺材啦。”这句话着实吓倒了一年级的学生们，也包括年轻的方利君，但这又如何呢？努力而又肯学、肯干、肯吃苦的方利君从此便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秉承师训，领悟“三基三严”
当时师资力量便很雄厚的上医让作为学生的方利君感到无比幸运。以致现在，坐在椅子上接受我们采访的方教授在谈及上医这么多一级教授们时仍不忘感叹，他们是多么令人敬仰，而自己是多么的幸运。
二年级时有一堂解剖课，面对躺在实验台上的尸体手臂，早已满头大汗的方利君仍然无法把手臂上的正中神经给挑出来，这时外表犹如工人衣着的解剖学教授齐登科老师走过来，接过方利君手上的刀，对着手臂，三划两划便把神经给完整挑了出来，站在旁边的方利君看得目瞪口呆，感叹于老师基本技能的炉火纯青。
时任组胚学教研室主任的王有琪老师有一次考试，在桌子上分别摆着60台显微镜，要求学生们一个接一个按顺序在每个显微镜下看一分钟，答出是什么组织。还有考解剖时，王永豪老师的有道题目是：一个人手腕完全切断了，这当中有什么东西，怎么排列的。说错一个都不行。作为考生的方利君惊奇之余，更多的是感叹于老师们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也更加地看重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
老师们灵活实用的教学方式，给方利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作为一名医生、科研工作者，方利君始终秉承的“三基三严”的精神，便是沿袭自此。
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技能。三严，即严格、严谨、严密。在方教授看来，与医打交道的人掌握的是病人们的性命，因而这教诫是必须牢记一辈子的。
变换的是身份，不变的是“三基三严”的精神
毕业后，方利君被分配到了东北纺织工业管理局工程公司所属工地医务所做工地医师，从上海到沈阳，一南一北，生活文化习惯相去甚远。第一次出诊的时候是在一个建筑工地，刚出口询问哪个人有什么病痛，就见一个打着赤膊、只穿一个红裤衩的工人小伙子噌地坐起来，把还是小姑娘的方利君吓得连连倒退几步。工地原本条件便不好，加上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工作环境更为的艰苦，但即便如此，肯吃苦的方利君仍旧全心全意融入这个新的环境。在工地医务所里，就算是冬闲时，方利君也从没停下来，她还将自己的知识一点一点地传授给工地医务所的护士们，培养当地护士，使得当地工地的护士医护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临走时，当时的领导和护士们与工人们用最朴素的话语表达他们的喜欢与惋惜——这么好的医生，若能留下来就好了。
1954年底的时候，方利君被调回上海第一医学院。当时的人事处处长对方利君说道：“儿科缺人，你去儿科吧。”于是，彼时的方利君便成为了儿科医院住院医师。1952～1962年、1974～1978年两次被调至华山医院任医、教、研工作。
经历学生到老师的身份转换，“三基三严”方利君却并未丢弃。课堂上，为了让自己的学生也能更好的理解内容，更扎实地掌握基本概念、理论，方利君经常强调互动而不是自顾自讲，强调启发式教学而不是生搬硬套。轮回见习时，题型也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曾有一次，方教授出了一道题目——已知一个婴儿的体重、胸围、牙齿以及其能否爬或行走的活动能力等情况，让学生推测其有多大月龄。学生都赞叹出题好活。除了强调学生“三基”要掌握外，当过方教授学生的都知道，教授对于学生绝对是严格要求，即使是上大课，方教授的眼神也能犀利地扫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并通过提问方式把开小差或走神的学生拉回来。对于考核，方教授板着脸道：“不合格的宁可留级！”或许正是因为对教学的严谨态度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方教授作为教学秘书的儿科教研组连续多次在上医获得了教学先进的奖励。
当时担任儿科医院主任医师的方教授，有时轮值门诊。而门诊是工作量很大且又辛苦的工作，每天早上一睁眼，就仿佛看到一堆病人涌进医院，将自己淹没其中，但即便如此，教授仍旧严格要求，每天早上每个岗位教授都会去查看，确保人员到齐，即使是晚上，也努力做到随叫随到。
开展肾穿刺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医院儿童肾脏病专科病房成立，随即，1972年开设了肾脏专科门诊，1976年正式成立肾脏专业组。方利君也成为了其中成员。三基三严的精神同样被方教授带入了医师的培养当中。她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医师，不仅要精通本专业的知识，还要拥有其他的基本知识，急诊呼叫铃声一响，医生就得马上奔到急诊室，而一个病人可能患有有窒息、抽搐、外伤等，你得马上处理，若此时说不会，这就是临阵脱逃。为此，方教授于1985年参与制定了住院医师培养计划，为每位医师制订了每年的要求。譬如第一年，各科都要轮转，第二年，要会看心电图和骨髓片，最后要会看一点X线片。
当然，仅仅依照住院医师培养计划的要求是不够的。“想病人所想”，方教授同样一再重复强调。一名合格的医师除了要上得了讲台、下得了病房，还要进得了实验室，为临床服务，为临床提供信息。
针对现在医师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方教授认为，做临床医生能到实验室，实验室的医生再轮到临床，只有这样，才能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
而实验室经验却是当时方教授所欠缺的，所以，方教授在59岁的时候，借着其爱人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契机，带着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自费一同前往，为的是能够借用美国先进的实验室设备，进行细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噬菌体功能检测，并最终将成果带回了国内，带回了儿科医院。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在金汉珍教授领导下，为了获得寻求婴儿腹泻病因的第一手资料，方利君和曹莲华医师两人前往农村、市郊，探访各个幼儿园，去一线找发病源头。由于缺乏科研经费，路途艰辛，只能自备干粮，忍饥挨饿，但是，凭借着那一份科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秉性，也终于累积了好几千例病例。最终总结发现了秋季腹泻多为轮状病毒、春季腹泻多为致病性大肠埃希菌（EPEC）。写成《2岁以下婴儿致病性大肠埃希菌O128、B12和O111B4带菌情况》一文，被卫生部选送国家科委作为科学技术研究报告发表，这在当时小儿消化系疾病研究中实属领先。
指导研究生科学实验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国内医学界掀起一场讨论——乙肝病毒到底跟生育有无关系？肾炎究竟是不是与乙肝病毒相关？在这样一个问题中，方教授和她的几个研究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由于当时儿科研究所没有相关分子生物条件，方教授便到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癌基因及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去学习，跟着时任病理教研室主任郭慕依学习肾脏病理，俯首于书堆中，将相关的病理资料翻了个遍，也跟着华山医院肾内科主治医生刘富英学习肾穿刺活检，学习相关知识，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方教授才最终发表了“乙肝病毒相关性肾炎的系统研究”，获得了国家、卫生部及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无论是作为教授、医师还是科研工作者，方利君教授的成绩无疑是斐然傲人的，然而当被问及三个角色最为喜欢哪一个时，她笑了。其实无所谓“最”字，“最后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病人家属、学生对我的认可……”，方教授答道。
所以方教授会珍藏55年前学生的来信，并回味过去在一起的时光。到医院上班时，只要有人远远跑来，亲切地呼一声：“哎！方医生啊”，她便会心内欣喜；或当小病人家属轻声道：“我认识她，她是一位很好的医生”，她便会心内温泉流淌。
及至采访末尾，方教授满含笑意道：“辛苦一辈子嘛，他们没有忘掉我，喜欢着我，这就是给我最大的安慰。”
王岱明，1932年9月30日出生于江苏无锡，教授，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疗系本科，分配在儿科医院担任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儿科医院农工民主党主任委员。于1980~1982年在加拿大Dalhousie大学儿童医院及Manitoba医院科学中心研修，研究成果在加拿大皇家医学会上宣读，得到好评，并成为加拿大Halifax科学家学会会员。曾任中华医学会感染与化疗学会及《感染与化疗杂志》常务编委，香港Medcine Digest编委，以及《国际儿科学杂志》、《微循环杂志》、《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临床儿科杂志》等七本杂志编委。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29篇，参与编纂书籍14部，主编专著3部。其研究成果“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快速鉴定”和“婴儿肝炎综合征的研究”分别于1984年和1991年获得中央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参与的儿科教学工作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享受国务院及教育部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