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8日的上海炎热、沉闷，这样的天气压得人喘不上气来，那洁白的床单刺得在场的每个人眼痛，看着这个消逝的生命，每个人惋惜、心痛，虽然薛崇德不平凡的一生将永远划上了句号，但她留给我们的永远都在。
出生知识分子家庭
1934年6月，薛崇德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一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无锡。祖父是无锡的教书先生，父亲薛石冰年幼时父母双亡，靠亲戚接济与假期打工挣钱读书，读至东吴大学土木工程系二年级。母亲刘丽琳出生在常州一个
没落的大户人家，自幼认为女孩子一定要自立自强，1932年在东吴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任教于当时在江南有名的苏州高等工业专科学校。
1937年日本侵占我们大片国土，年幼的薛崇德随父母逃难，最后因母亲就职学校迁至上海租界上课，全家开始在上海定居。薛崇德教授的父母对孩子们非常重视教育，从小教育他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沦陷时期绝不为生活而去日伪政府办的学校做事。薛崇德的父亲对薛崇德兄妹管束很严，父亲要求他们对自己要勤俭节约、对弱者要尽力帮助，要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母亲始终强调女孩一定要自强自立，靠自己的技能养活自己。在旧社会，医生这个职业可以治病救人，少受腐败政治的影响，这种思想对崇德有很大的影响，为她后来的从医奠定了基础。
求学路
薛崇德的父母对孩子们非常重视教育，不论男女，一律5岁上小学。由于父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及父母的职业，求学路对薛崇德来说并不是很艰难。1939年薛崇德被送往上海新闸路小学读书，她自幼聪明活泼，小学时还跳了一级，1944年考入当时有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当时南模中学在数理化和英语方面有许多好老师，为薛崇德以后不断学习新的医学知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聪明的薛崇德16岁考入圣约翰大学，院系调整后圣约翰医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等校合并为上海第二医学院，她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薛崇德自幼运动和动作协调能力很强，还曾在圣约翰大学时就在校运动会上得过百米赛跑的名次，这种协调能力也为她后来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奠定了基础。
她热爱祖国的未来——儿童，在广慈（现瑞金）医院轮转实习期间选定了儿科作为终身服务的事业。1956年11月份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1958年儿科医院创立小儿外科，薛崇德教授作为创始人之一，从此与儿科医院结下了一生之缘。
妙手回春，医者仁心
1956年薛崇德从上海二医毕业，成为了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一名住院医师，从此往后的五十几年人生，她的所有心力都付之于儿科事业的发展，她的全部生命，都与儿科医院紧紧交织在了一起。
薛崇德开始工作时，儿科医院还没有小儿外科，1958年，受“大跃进”之风影响，医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整改医院体系，决定组建小儿外科。而薛崇德教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不二人选。她积极响应国家和单位的号召，服从组织安排，与其他两位医生组建小儿外科科室，当时医院里面什么设备都没有，条件特别艰苦。对没有小儿外科方面经验的薛崇德，创建小儿外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于是她积极去中山医院小儿外科进修，进修归来后依靠着对医生事业的极度热爱，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使小儿外科不断扩展、不断进步，直至发展为在全国享有极高声誉的外科团队。
薛崇德工作非常认真，从不计较得失，从不抱怨工作辛苦。1960年起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薛崇德身体非常不好，白细胞极低，她仍然坚持工作，当时薛崇德和妹妹互相通信以邓颖超同志对待疾病的态度互相勉励，度过一个个疲劳的日子。薛崇德经常去农村巡回医疗，她从没有向组织上提出家里的困难，她任劳任怨，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她却能够在不熟悉的农村和小城镇行走自如，她以能用自己的医术为广大农民治病而欣慰，她生前曾说：“为农民伯伯看病，很开心的”，薛崇德总是设身处地为病号着想，从不计较个人，对待工作总是大局重于自我，有一次她下乡时，见一位农民被蛇咬了，她用自己的嘴把其毒液吸出来，这些“光荣”的事迹她不曾给身边的朋友、家人说起，直到广播里播报这些时大家才得知。
薛崇德是一个热爱人民的人：邢台、唐山地震时，她回家就跟她的孩子们说，她要随时做好去灾区的准备，为灾区的人民提供医疗救助；1979年她被派往柬埔寨医疗队工作，当时柬埔寨正处于战乱时期，在那里信封信纸等极普通的日用品都无处可寻，只能由国内带去，与她共事的柬方医护人员一个个莫名其妙地突然消失，柬埔寨当局派来一些10岁左右的小孩充当护士，薛崇德年长的父母、亲朋好友以及同事们都为她的生命安全担心，她自己却毫无怨言。当时形势非常紧张，越南侵入金边前几天，中国医疗队每人都随时准备了三个等级的包：第一等级的包是压缩饼干和水，紧急情况下第二、第三等级包的个人物品都准备扔掉。越军攻入金边，他们这些医务人员半夜里坐兵器部的吉普车撤退至泰国，在泰国大街上吃当地华侨为中国同胞煮的粥充饥，最后是从泰国坐海轮辗转回国的，才得以脱离险境。在柬埔寨期间，薛崇德身心都很紧张，但她把它放在自己心里，从不和别人抱怨，被派到柬埔寨医疗队工作回来后，对于当时所处的危险境况，她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到他们到泰国转道回国的事。
儿科医院小儿外科起步阶段主要是开展“普外”，像小儿颅脑手术等相对专业的手术开展得较少，响应组织的号召，薛崇德于1982年至1983年远赴美国纽约长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小儿神经科进修小儿神经病学深造1年，归国后开始开展了小儿脑积水引流的颅脑手术，成为儿科医院神经外科工作的先驱，为现在神经外科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充实自己的医疗知识，也为了科室的不断进步、不断成长，薛崇德多次出国进修，向国外学习先进的医疗技术，归国后引进国外的医疗经验，结合国内的医疗体系及形式，指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诊疗常规，比如她亲自制定的新生儿诊疗常规，使新生儿畸形及感染的治愈率和抢救成功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薛崇德爱学习，也很重视教学。1990年5月份，薛教授晋升为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教授，并于1992年6月份第三次前往美国克里夫兰CLINIC进修。归国后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比如“先天性胆管扩张症病因及癌变机制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论文获得1992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由于发表的“小儿急性肠套叠时细菌移位及检测的临床研究”获河南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为了给外文班的学生上课，亲自编撰小儿外科英文教材，这本教材沿用多年，很多学生由此获益。
薛崇德有一颗博爱的心。她对待医院里从事任何工作的同事都一视同仁，谁有困难她都热心帮助，对待下级她很和蔼，从不训斥下级，总是很耐心的讲解、分析病情，从不怕麻烦。对待医院的护工也礼貌有加，有一名护工曾经感叹：“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像薛医生这么好的人”。
20世纪80年代薛崇德在国外工作
薛崇德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在外人看来她有些婆婆妈妈，薛崇德看门诊时，对患儿家属会再三叮嘱，甚至手把手教家长如何扩肛；翻看病史时，发现哪个医生写了错别字，漏了重要阴性体征，贴倒了化验单，都会一一指出，令其改正；走在病房过道上，发现哪处地湿了，叫来工人立即擦干。这些看起来的小事，有时会让当事人觉得小题大做，仔细想来，实质却意义重大，这些小事不都是关乎疾病预后、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的大事吗？很多医疗差错事故不都是因为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引起的吗？正是有这些婆婆妈妈，才使得薛崇德从医一生未发生一起重大医疗差错事故，而且在她参与管理期间，也很少有病人家长的投诉。
学生眼中的薛崇德
高鸿云是薛老师招的第一个研究生，她对薛老师的印象是：特别细心、和蔼可亲、乐观、坚强。
高鸿云上学时，金百祥教授和薛老师分别为儿外科正副主任。他们两人均有大查房，但风格却迥然不同。金老师的查房如迅雷照亮夜空，明察秋毫，毫不留情，参加查房的各级医生都不免胆战心惊；而薛老师的查房却如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于细微处见真谛，参加查房的医生往往感受到的是医者仁心。金老师抓科研，薛老师管教学；金老师讲原则，薛老师谈细节；金老师高瞻远瞩，薛老师脚踏实地；金老师冲锋在前，薛老师甘为人梯。如果说金老师具备阳刚之威，薛老师则拥有阴柔之美。
高鸿云复试时，薛老师问了她一个最老套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报儿科的研究生？高鸿云未加思索地回答：我爱孩子。薛老师笑了。现在想来，那也正是她的所爱。那时，儿科病房还不允许家长陪同，经常看到薛老师查看患儿甚至路过病房时，会不经意地帮旁边露出胳膊的孩子盖好被子。冬天，她喜欢抱着个盐水瓶暖手，起初大家以为她是怕冷，后来才知道那是为了在检查患儿的时候有双温暖的手，不会冰着患儿。
薛老师很照顾学生的感受，高鸿云家在外地，逢年过节，薛教授总是尽量安排她能回家团聚，而且，不管她回不回家，每年过年，薛老师都会邀请她和她的家人一起吃个团圆饭，虽然薛老师并不擅长烹饪，吃饭也都安排在饭店，但那种家的感觉让高鸿云至今难忘，而且，当时在饭店吃年夜饭尚不多见，单身穷学生来说，能上饭店大吃一顿绝对是一件期盼许久的奢侈。薛老师怕学生拘束，吃饭时不时给学生夹好吃的菜，吃完后每次还要学生打包，就如一个慈爱的母亲。每每想起这些，高鸿云都感觉特别温暖。
高鸿云还回忆道：“在薛老师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渐渐体会到，优秀的医生，包括优秀的外科医生，不但必须关注细节，而且还需要和患者有良好的沟通。医者不仅医病，更需医心，这也是我后来转行做一个儿童心理医生的潜在原因吧。记得我在准备转行前，惴惴不安满怀内疚地去征询薛老师的意见时，她却令我意外地表示赞同，告诉我儿童心理很重要，并鼓励我好好干，甚至还告诉了我一些可以学习的资源，让我倍感支持，温暖至今。”在薛老师的影响下，高鸿云的师兄、师妹们都很优秀，目前大部分都在各自医院担任主任医师，这让薛老师生前很是欣慰。
同事眼中的薛崇德
在同事眼里，薛教授是个“老好人”，她任劳任怨，工作认真，谦虚礼貌，知恩图报。
薛教授一生淡泊名利，总是很积极地举荐他人，却很少和人谈起自己。我国第一部小儿外科英文教材正是她为了给外文班的学生上课，亲自编撰而成，这本教材沿用多年，很多医生由此获益，但她却从来不提及这些。薛教授从不主动地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一些成就，她更希望可以用向别人炫耀的时间去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
“敬业的人能从工作中学到比别人更多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更是你向上发展的基石”。教授就是这样的人。她勤勤恳恳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工作；她爱护每一位同事，和同事关系融洽，既是同事们的良师又是他们亲切的好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指导同事掌握好医疗知识，薛教授在就读于用英语教学圣约翰大学的时候练就了很好的英语基础，有时候同事们需要翻译英文资料但是翻译不了，她就主动接过来帮忙翻译；她还善待每一位病人，努力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治好每一位患者；她有高尚的医德、精湛的技术、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认识她的人无不为她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所感染、为她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为她细腻宽容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薛教授于1998年光荣退休，但是由于当时儿科医院门诊部缺少人手，医院方面盛情邀请薛教授希望她可以回医院门诊科工作，指导年轻的医生，薛教授不顾自己已经年迈的身体，义无反顾的返回医院工作。薛教授回到医院以后没有局限于领导安排给她比较悠闲的工作，薛教授还经常去门诊科室坐诊以帮助年轻的医生减轻工作负担。薛医生看病特别仔细，写门诊病例特别详细，且对待病人态度也特别好，并没有因为自己资历而特设专家门诊，却是像普通医生一样坐诊普通门诊，不让病人家属花多余的费用，她更是洁身自好拒绝任何形式的灰色收入。
薛教授退休不久就查出患有膀胱癌，从此薛教授开始与病魔作抗争，在那十几年间薛教授心态很好，积极乐观的配合治疗，病情反复过好多次而且还要经常做化疗，但是治疗过程中她从不抱怨什么，即使后来癌症转移全身很疼她也从不喊疼。薛教授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患病期间她的同事经常去看望她，让她特别感动，在她病重的时候同事们再次去看望她，她给去看望她的同事们说：“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报答你们啊！看样子我已经没有机会了啊！”这让前去看望她的同事感到很心酸。
对于一个对工作无私奉献、对同事平易近人、对病人和蔼可亲的人来说也许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读书基本成了薛教授唯一的爱好，她利用自己剩余不多的休息时间努力读书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空闲时间薛教授的同事去薛教授家做客，发现她家书籍成堆，同事们都很惊讶，说她每天都那么累哪有时间和心情再看书啊！她说：“读书其实是一种休闲，一种可以让自己娱乐放松的方式。读书可以调节身体的血管流动，使我的身心健康。所以在书的浩瀚海洋里遨游也是一种十分愉快的事情。用读书来为自己放松心情是十分明智的。我每天都生活在紧张的工作当中，而且医生的工作不允许我们犯一丝错误，所以我们平时会很累，但是读书可以让我放松紧张的心情，可以让我身心都得到休息。在书籍的带领下，我不断磨炼自己的意志，而我的心灵也将渐渐充实成熟，指引我可以更好地为医疗事业尽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
家中的薛崇德
由于工作的原因，薛教授的女儿——江敏出生56天后就被薛教授送到了医院托儿所全托，后来又被薛教授送到了江敏外婆家寄养。在江敏的记忆中能定期到外婆家探望她的只有父亲；薛教授工作忙到女儿睡觉时她还在值班或手术，江敏去上学的时候薛教授已经上班；薛教授的身上没有时髦的香水味，只有医生特有的消毒水味。薛教授的家庭环境是非常民主的但也非常有原则的，对事情的看法，不管是父母还是子女，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父母绝不压制子女的想法，谁对听谁的。薛教授对儿女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身教更重于言教的方式。在江敏的记忆中，母亲从未大声责骂过他们兄妹二人，也不对他们做许多说教。薛教授没有像现在的家长那样对孩子的学习是人盯人的防守，但是她很注意对子女的思想教育和人格培养，对子女思考问题方式的引导。她会在跟子女聊天时让子女受到启发，得到教育。
薛崇德对待邻居也是和蔼、热心并且大度。弄堂里的小孩，没有不找过她看病的。文化大革命后，单位里给她家解决住房问题。因为历史原因，薛教授举家搬进的房屋已经有邻居家占了天井，而她家有一个房间几乎没有光线。十几年来，薛崇德从不因为这件事和邻居起争执，直至房屋大整修时，邻居主动来跟薛崇德致歉，在整修时把这块区域才还给了她家。
江敏回忆起母亲为人处世时说道：“母亲对待医院里从事任何工作的同事都一视同仁，谁有困难她都热心帮助。她很重视自己的同事和学生，对于每年年初一，科里的同事和学生要来看她。她在年三十晚上一定会把家里打扫干净，年初一一早就起床，做好招待客人的准备工作。她精心保存着学生寄给她的信函、贺卡。不管是下级医生还是学生到家里讨论病情或学术，对我们家人来说都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我们从不认为这些事情会打扰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认为以学习工作为重，是我们生活的原则……当我知道母亲患了癌症这一刻，仿佛天都塌了。但是母亲以她坚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她与病魔斗争了10年多。因为她的乐观给我们减轻了压力，给家里带来了生气而不是悲切。她的精神令我敬佩，也将影响我的一生。母亲一生医者无数，从不因小而轻之。母亲热爱祖国，克己奉公；厚德博学，泰而不骄；热心公益，服务群众；严以律己，宽厚待人。母亲的热心、爱心、责任心、宽仁、大度，有口皆碑。仁心仁术崇尚科学，轻名轻利德懿人生是她一生的写照。母亲以她一生的言行，教育和启迪我们子女：爱国、爱家、爱人民，勤奋学习，努力进取。”薛教授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成功教育了自己的子女，将子女们培养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薛教授作为家里的老大，在她去世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家庭中的主心骨。她对待家人，不管是长辈还是小辈，都非常关心，以至于在家中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方面的亲戚有事情都愿意跟她商量，碰到问题求教于她。即使她自己已重病在身，但是只要他们谁有困难，她都会尽力想办法去帮助。薛教授身患重病10年有余，从她身患癌症至2000年她的父亲去世、母亲离沪前，年逾九旬的父母仍一直由她每周定期照顾，父母生了病由她去拿药打针并守护；父母直到临终也不知道他们心爱的大女儿已经得了不治之症，甚至她住院开刀时期，还用手机打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在出差，向他们报平安。在生病期间她仍坚持做一定的工作，她对妹妹薛明德说过：“除了需要治病外，我从不想自己是一个病人，该做事就去做事，我愿意去上班，上班最开心了。”
从医从教40多年间，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以高尚的医德、精良的医技、优良的医风赢得了患者家属的信任、同行的尊敬、社会的广泛尊重和认同。也许，薛教授的一生，用世俗的眼光看来并不算辉煌，没有SCI、没有国家级课题，但我却从中看到了人性的辉煌、医者的辉煌。经她医治而存活的新生儿、经她手术而转危为安的儿童何计其数啊！对医生来说，她就是一盏不灭的明灯，伴着前行的道路，使我们不会丢失为医为人之本；薛教授就如一棵华盖端庄的樟树，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郁郁葱葱，四季常青。
姚庆华，女，1934年2月出生于上海，1949~1951年先后就读于上海沪光中学、复旦中学。1957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儿科系，任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儿内科住院医师，放射科住院主治医师，讲师，教授。培养了4名硕士和3名博士研究生。曾任亚太小儿放射学会主要成员，负责中方事务。曾任中华放射学会及上海分会儿科学组组长、《中华放射学》等杂志编委和常务编委。1978年任放射科主任。她刻苦钻研业务、重点研究新生儿疾病和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影像诊断，总结了新生儿湿肺病放射诊断论文，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处于领先地位。
“婴幼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放射诊断”一文，对临床有重要参考价值。领先发表了“小儿房间隔缺损MRI诊断，肺动脉辨狭窄球囊扩张术”新技术在小儿先心病的应用经验。
1979~1984年承担市放射学会举办的小儿放射讲座，并主办三届全国儿科放射年会，2010年荣获中华放射学会儿科学组奖。
20世纪90年代受卫生部委托，主办四期全国新生儿影像诊断学习班，内容全面、重点突出，因为对临床起重要指导作用而受好评。撰写高级参考书《X线诊断学》中“小儿先天性及感染性疾病”、“先天性心脏病”等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