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医学工作为沈惟堂带来了无数的荣誉，其撰写发表的论文多以百计，但即使成绩出众，沈惟堂却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医生，对于他来说，多年医学工作中最值得骄傲的，是“数十年干的尽是一些实事”，而这一点才是他“没有虚度年华”的最好证明。
爱读书的沈惟堂
1932年1月，沈惟堂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任港乡，由于正值抗战，四处逃亡的生活使得沈惟堂1~4年级的学业只能在断断续续中完成。日本人占领南通后，他回到家中继续学业，于1943年考入了当时南通最好的南通中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中学生活。
指导研究生科学实验
在高中时期，沈惟堂最喜爱的老师常用“PLAY AND PLAY， LEARN AND LEARN”来鼓励自己的学生，而这个口号也同样反映了当时南通中学的治学精神。
一方面，学校管理严格，对学生的外出有着明确的限制。平日里，学生不得外出上街，回家的次数也被控制在两周一次，并配有训导员监察。同时，学校却十分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下课时间常有同学在操场上进行体育运动，而沈惟堂也在那时发现了自己对于唱歌的喜爱，在之后儿科医院的表演上，他出演过红灯记，唱过男高音。
在学习上，沈惟堂对于文学的偏好让他养成了终身阅读的习惯，他常说，自己只要一天不看报就觉得浑身难过。而其爱人也常常打趣，称其作为一个医生却还如同念书的小孩儿一般天天回家看书。对此沈惟堂却不以为然，医学是不断进步的，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只有不断阅读才能充实自己的知识，如此才能治好孩子们的疾病。在沈惟堂眼中，不断的阅读正是对孩子生命与健康的保证。
在得知新建立的儿科医院并没有设立图书馆时，沈惟堂立即向领导提出意见，在他眼中，儿科医院是一所教学医院、科研医院，如果连图书馆都没有，那医生就缺少“博”的素养了。
在将医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之后，沈惟堂更是将阅读的爱好带入了工作中，医学上各科系的书他均有涉猎，并且由于同时掌握中、英、法3种语言，使得他的阅读面得到进一步拓展。向他求教的学生，常常是慕名前来，争相在这位儿科医院的“秀才”手下求索医学。
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1949年5月，高中毕业的沈惟堂报名参加了全国统考，当时的他一共填报了4所教会学校。“不搞政治，学学经商”的家庭观念促使沈惟堂在3所大学中分别以会计、银行以及国际贸易作为志愿，而参考了在瑞金医院（旧名广慈医院）做会计的堂姐的邻居的建议后，沈惟堂决定将当时东亚最大的震旦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作为最后一项志愿。
之后，沈惟堂虽然通过了4所大学的文化考试，但是，由于体检医生的差错却将正巧得了麦粒肿的沈惟堂判为体检不合格。与前3所大学擦肩而过的沈惟堂就在机缘巧合下，踏上了学医之路。
1955年全国第一届的儿科系成立（此前的儿科医生均出身医疗系），沈惟堂所在班级被要求抽调100人学习，在当时的男生报名者寥寥无几的情况下，作为优秀团员的沈惟堂义不容辞地报名参加，并由此开始了其作为儿科医生的医学生涯。
1958年，由于医院间的交流活动，沈惟堂被调至了儿科医院内科。刚进医院，沈惟堂就为那里严厉的氛围所震撼，按规定，护士长每天需要提前半小时上班，而每周日上午进图书馆阅读也在医生与护士间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1966年，全国知识分子下乡，沈惟堂被分配到了位于上海与江苏交界处的青浦县工作。由于之前这里常有强盗出没，社会治安问题让沈惟堂和他的同伴们十分担忧。但是在与当地居民真正相处以后，沈惟堂却发现，这里的农民淳朴善良，医生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十分亲近融洽。有一次，一位农民在给沈惟堂的饭菜中藏了一个荷包蛋，而当时，那儿的农民几乎连荤菜都吃不上，村民的爱护之情让沈惟堂十分感动。作为报答，沈惟堂只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服务着这些淳朴的农民。
在夏天的一个夜晚，有个农民在河边被毒蛇咬伤，由于当地医疗条件落后，最初沈惟堂只能用绳子绑紧作为应急处理，同时用嘴将毒液吸出。可到了第二天，病人的病情却没有好转，甚至更加严重，他的脚背已经肿得像馒头一样。根据自己的外科经验，沈惟堂马上用手术刀划开伤口放出毒水，同时告诉病人多吃西瓜，通过排尿的方式将毒素排出，但效果依然不明显。再之后，那个农民的大腿也开始水肿，眼睛变得看不清东西。愈发严重的病情让沈惟堂提出送他去医院治疗，可这个农民却固执地表示“我就要沈医生，不要去医院。”无奈之下，沈惟堂只能进城买了专治蛇毒的药品，才终于将这个农民治好。
在当时前往青浦的医疗队只有沈惟堂是作为医生，当地农民本就对沈惟堂十分信赖，而在这件事后，无论白天黑夜，只要一发生问题，人们就会想到沈惟堂，甚至连昆山的农民都会前来求医。
因为沈惟堂工作出色，村里希望能将他留在青浦，担任卫生院院长，对此沈惟堂并没有提出异议，但就在申请待批时，“文革”的到来却使得办公室人员全都离开，沈惟堂留在青浦的事也就搁置了。他又回到了儿科医院内科，从门诊做起，不久被调回了内科病房。刚回到医院的沈惟堂被要求当天晚上就要值夜班，而由于上级医生放手不管，使得3个病室中十几个病人的担子一下子都压到了沈惟堂一人身上。即使是这样，他依然选择了服从命令。
1997年退休之后，沈惟堂受聘于上海市婴幼儿中小学生住院基金管理办公室专家组，担任组长一职。工作组的任务是前往各级医院检查医药、化验等配制运行情况，如有违规就需要罚款处理，虽说是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沈惟堂却坚持了6年，直到因为身体原因才不得不退了下来。
勤勤恳恳工作数十年的沈惟堂，也落下了一身的病，结肠癌、肝炎、阑尾炎、糖尿病、骨折、重度休克等疾病陆陆续续地侵袭着沈惟堂单薄的身体。然而即使疾病缠身，沈惟堂却并没有退缩，这个年迈的老人颇为自豪地讲道：自己从没有因为这些疾病多加休息，除了在患结肠癌时休息的半年之外，其余的疾病都没能阻拦他治病救人的脚步，因为住家离医院很近，所以每每有事，同事都会在楼下直接通知沈惟堂，如此一来，沈惟堂便放弃了很多休息的机会。
将一生奉献给儿科的沈惟堂在老年时因为一次骨折而落下了终身的疼痛，意外摔跤后，沈惟堂前往上海市某医院就诊，但当时的医生却不摸不问，仅以片子上没有问题为由让沈惟堂回家休养。之后，当沈惟堂实在难以忍受病痛再次就医，并提出将片子照射部位放大，终于发现了骨折区时，却已经超过了26天的最佳治疗时段，加之年事已高，沈惟堂只能休养了3个月，才得以稍稍缓解。
诊断病情三步曲
多年的儿科工作让沈惟堂总结出了他自己的看病三步曲。首先一步是询问，由家属代替不会说话的小孩告知病症；第二步就必须依靠“全身检查”来做判断，所谓检查也就是由医生来摸一下孩子身体，尤其是肚子一块，因为来就诊的小孩偶尔患有阑尾炎或嵌疝等病，如果缺少了这一步就容易误诊；而第三步也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则是仔细观察。
有一次，一位母亲抱着哭闹不止的孩子前来求医，在摸过孩子的肚子后，沈惟堂并没有发现作为小儿常见病中肠套叠所应有的症状——肚上肿块，一时之间，沈惟堂也难以判断这个孩子的病因，于是他便让孩子的妈妈将孩子抱到一边，继续观察。突然，孩子的一声急哭，让沈惟堂有了明确的判断，没有多说，他便让孩子去放射科做空气灌肠，诊断并治疗了肠套叠。
除了对正在诊治的病人观察外，沈惟堂对没有轮到的病人也会进行观察，一旦发现问题，同样会在第一时间让其看病。
而在看病过程之外，沈惟堂还注重后续观察，每天都会将病情不稳定的病人的门诊号记录下来，并在第二天询问病人是否前来复诊，以此判断他们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而在病房中，沈惟堂的工作就更加细致了。有一次，一位睡在与办公室相距很远的隔离室内的百日咳脑病患者在半夜突然出现了痉挛，一旁陪护的家属瞬间手足无措，而就在他们焦急大喊之时，幸好有沈惟堂及时赶到，这才发现病人的心跳呼吸均已停止，于是马上实施抢救，终于使得孩子恢复正常，事后家属不禁感叹，如果当时没有沈惟堂在的话，那孩子就没救了。
为人师表
由于解放后家庭经济困难，从大一起沈惟堂便通过共青团联系，开始为上海的司机、售票员上课，每天早晚各一小时，以此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学费。而在1953年时，政府号召众多医学生参与到对全国中等学校的援助工作中去，当时就读于大三的沈惟堂积极响应号召，前往广州支教，从事关于生理生化的教学工作，并兼任班主任一职，其教学能力也在这段经历中愈加精练。
在之后正常的教学工作中，其丰富的知识、渊博的学识，以及待人诚恳、毫无保留的态度，使其在学生间颇受好评，无论是否是自己的学生，沈惟堂均一视同仁。
20世纪70年代沈惟堂教授在简陋的实验室工作
在1979年所带的一批研究生中，就有一名从别处转来的中医学生。由于中医不需要做实验，所以起初他本是在免疫室中学习的。该学生为人倔强，恰巧他那时的导师脾气也大，二人间的争吵是常有的事，演变到最后，甚至发展成这名研究生直接申请退学，而这时离他毕业只剩下半年时间了，学校和研究院两方也均同意了。然而事情却突然出现了转机，当这名学生给他在生化研究室的好朋友送多余的饭票时，好朋友却提出让沈惟堂收下这名拟退学生，出于爱惜学生的心理，沈惟堂答应了这个请求，并使其顺利毕业。而这名学生也在硕士毕业后考上了中医博士生，如今在澳大利亚有了很好的发展。
在沈惟堂担任闸北区中心医院儿科的顾问时，曾诊治过一名患有严重钙化的病人，当众人均表示要用激素治疗时，沈惟堂却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一本国外书籍，提出这些钙会被病人自己吸收，而事实也最终验证了沈惟堂的观点。一名医生正是通过沈惟堂的这番指导完成了论文，顺利升为了主任医师。
多年的教学工作，使得沈惟堂的学生遍及各地，复旦大学副校长王卫平、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蔡威等均曾受过沈惟堂的指导，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以及二医、新华医院中也都有沈惟堂弟子的身影。
在课堂教学上，沈惟堂十分注重课前的备课工作，即使课程内容已经十分熟悉，但每次上课前，他仍要再看一次书。教学对象的不同使他常在斟酌如何解释才是最恰当的，而授课回来后，沈惟堂还要再回顾自己的讲稿，比较自己的讲法与讲稿是否一致，如此努力，使得他的课堂教学往往由浅入深，有条不紊。
除了面对面的授课，沈惟堂同样参与到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并以这种方式与广大学生交流着：《儿科理论与实践》中的八个章节、《百科全书》中的“小儿补液、代谢性疾病”、《实用药物手册》中激素、电解质等方面，以及《小儿传染病学》中感染性休克部分、《儿科临床手册》和上海第二医学院编写《儿科学》统编教材，都是沈惟堂多年医学工作中将教学与临床结合后的产物。
科研，不能脱离临床
在沈惟堂的医学工作中，科研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早年在广州的支教使他对于生理生化知识有了较好的掌握，而上医正是看重他的这段经历，将其派往科学院生化所的高级生化学习班进修，并在学成归来后纳入顾庆祺教授麾下，进行关于尿蛋白电泳的实验。
尿蛋白电泳的实验由顾庆祺设想、沈惟堂完成。而在实验过程中，由于自己的课题组并没有实验室，所以跑检验科成了那段时间沈惟堂常做的事。两年的实验过程中，虽然要兼顾临床与科研两方面，但平均每天沈惟堂仍要在实验室中呆上3个小时。由于尿液中蛋白质很少，所以提炼蛋白质成了一个难题，通过大胆设想以及反复试验，沈惟堂运用尿液浓缩的方法成功克服了这个问题。实验完成后，其论文于1963年时在中华儿科杂志发表，而如今，这已成为了各科研组争相完成的实验，其通过不同蛋白质在肾脏中改变的差异，可以判断出肾脏所患疾病，而沈惟堂与顾庆祺教授所做的则是这个领域最早的实验。
顾庆祺教授时常强调科研要与临床相结合，而身为顾老弟子的沈惟堂也将这种精神贯彻到了自己的科研中。在下乡时期所做的由黄豆制成的人工奶粉实验中，为了调研已投入使用的奶粉质量，沈惟堂常常独自一人到各村落进行考察，其中朱家角地处偏远，而当时田间道路崎岖，车辆难以通行，两小时的路程只能依靠徒步前行。为了精益求精，沈惟堂又在之后着手碱性磷酸酶实验，防止奶粉中出现缺钙等情况。
1974年，沈惟堂被指派筹建儿科医院中心实验室生化组。现如今它虽已发展成为儿科研究所生化实验室，但在成立之初却是困难重重。
从个人角度来说，由于多年从事内科工作，忽而转向科研，沈惟堂心里多多少少有一些磕绊。在客观条件上，专门配备的场地与实验器具的缺少也是一个问题。在当时，实验器具一般是放置在检验科的，然而检验科却对于这个新生事物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使他们拒绝借出器具。
但即使有如此多的困难，“响应号召，保留意见”的决心最终还是使得沈惟堂又一次选择了服从命令。心态可以快速调整，实验器具也可由自己外出采购。在最初只有沈惟堂和两个技术员的情况下，实验室终于一步步地成长起来，并且收获颇丰，其“细胞内游离钙测定及其临床应用”这项课题最终获得了1992年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在之后的实验中，沈惟堂又参与到了一种微量物质的测定中。为了开展微量血（用手指血取代静脉血）实验，沈惟堂需要以刚出生的婴儿作为实验体，所以在半年的实验过程中，平均每周沈惟堂与一名技术员都要有两天时间住在红房子医院的产房中，一有刚出生的孩子便马上开始采样。
1978年时沈惟堂又受命担任同位素室主任一职。在当时，同位素室的仪器、场地、护士均已准备就绪，但却唯独缺少一名医生，在众多同僚都不愿出任时，又是沈惟堂临危受命，在身兼临床医生、同位素实验室主任、儿研所生化室主任、全院检验科主任的情况下，让筹划两年的同位素室正常运转起来。
虽然在医学方面成就斐然，但是沈惟堂对其家庭却言及甚少。住校生活拉开了沈惟堂与家庭的距离，而在肃反运动时做过国民党时期乡长的父亲被抓，也使得家庭联系更加松散。即使与妹妹同样从事医护工作，但是彼此间却几乎没什么联系。而谈到自己的小家时，沈惟堂也遗憾地表示，子女的成长几乎都是依靠自己爱人。
这个传统而严谨的老人虽然自认没能为家庭付出什么，但却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子女。因为老人的希望，旅居海外的二子毅然决定回国发展，沈惟堂对于祖国的热爱和付出也将由他的子女延续下去。
而除了对自己子女的影响，老人还不忘对社会的关注。在他的博客中，对近期学子逃课观明星的现象提出了明确的反对，这个耄耋老人在残烛之年仍然不忘使命，给广大学子以谆谆教诲。
樊绍曾，男，1935年1月5日生于上海，籍贯浙江宁波。1953~1959年就读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学系，1959年8月毕业分配到儿科医院工作，直至2002年光荣退休。他在新生儿神经系统疾病、新生儿黄疸、感染、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围产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副组长，上海医学会围产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组长；《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和《小儿急救医学杂志》副主编，《中华儿科杂志》、《中华围产医学杂志》、香港《医学文摘》等多部重要杂志的编委等重要职务。樊教授主编过《儿科临床袖珍手册》（第1、2版）、《实用新生儿急症诊治指南》等4本论著。
先后参加国家“七五”、“八五”、“九五”等科技攻关课题，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进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和成果。他所参加完成的“围产期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早期诊断和防治研究”分获2003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和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