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三月、乍暖还寒，踏着绿荫我们找到了毗邻儿科医院的一处安静祥和的居民区，按响门铃后，应声开门的是一位满脸慈祥的女士：“两位辛苦了，所幸这儿距离医院不远，也不算难找吧，来这边请。”经引导，入座之后我们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客厅借落地窗外阳光的照射显得通透明亮，皮质沙发、檀木色书橱从整体上给人留下浓郁的书香气息，“妈妈生前也有不少同事登门拜访，路近倒也方便许多。”坐在沙发对面的女士正是小儿传染病学专家、曾任儿科医院传染科副主任——赵桂芳教授的女儿徐心怡。一阵寒暄过后，徐女士对母亲的回忆娓娓道来，真切而又自然……
顺其自然结缘儿科
“没有刻意的选择，一切就像是缘分，使我妈妈最后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工作，但她的确很喜欢孩子。”徐心怡女士如实说起赵教授的行医生涯。辗转于山东济南、青岛，之后又调入上海，为当年仍被称之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奉献青春年华，使得赵老从此与小儿传染病专业结缘，仿佛都是命运安排、水到渠成的事。
作为一名医生，赵桂芳教授在乙脑横行、甲肝爆发时期对病人救治责无旁贷、身先士卒，对每位来我院传染科就诊的患儿热情耐心、细致缜密、恪守尽职；作为一名临床科研工作者，赵教授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深入开展小儿细菌性痢疾早期诊治的研究，先后发表论文20多篇，并参加了《传染病学》、《内科学》等专著中有关小儿传染病重要章节的编写工作；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她不仅呵护着每一位学生，更关心着每一位学生的思想和学习情况，为科室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和医院职工分房小组长，赵教授以平易近人、处事公道、态度热情而取得众多同仁的信任和尊重。由此可见，在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默默奉献的31年里，到处都有赵桂芳教授的点滴印迹。“虽说是顺其自然，但老人家喜欢孩子，冥冥之中大概也有其上天安排的必然性。”我不由自主心中默念道。
大医精诚杏林春暖
“我妈妈对待病人态度热情，同时为人处世非常讲究原则，她的病人在其眼中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有的只是病情的轻重缓急。”提到赵桂芳教授诊治病人时对待病人及家属的态度，徐女士首先就有这样的印象。由于赵教授的医术与名望，在社会上自然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些甚至地位较高、颇有声望，他们难免会带着孩子来找赵教授看门诊。但赵教授对待每一位病人都是一视同仁，无论熟人，还是朋友带着孩子来看病，照样按照流程预约、挂号、排队等待就诊，没有丝毫的通融与提供便捷。
直到现在徐女士还记得赵桂芳教授的一位朋友、是沪上名望较高的知名律师，他带着突然患病的孩子找赵教授就诊。不巧此时正逢门诊高峰时段，挂赵教授号的队伍排的很长，等待着许多亟须治病的孩子。那位朋友抱着孩子等了许久后，只得默默离开。事后赵桂芳教授为此也很感内疚，但又深感无奈。病人接踵而至，接连治病也顾不上这位朋友。不能因为是朋友的孩子而特殊化，否则对其他等待就诊的孩子就不公平，他们的病情也同样拖不得。赵桂芳教授平日里对朋友及亲戚的小孩也是如此。赵老平时也和他们打好招呼，以后要在医院找她为其孩子们看病，只能先来先看，依次排队，同等对待。一定要按照挂号流程的顺序来，否则她也是无能为力。
赵桂芳教授多次参加农村巡回医疗，救治了很多病人，并和当地的民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多年来，只要山区来病人，她急病人所急，忙里忙外，尽最大努力张罗安排病人住宿就医，如同家人。
正是由于赵桂芳教授的高尚医德与平易近人，使得经她治愈的孩子家长对赵老的评价都很高，其中有一部分亲切地称呼其为：“赵妈妈、赵奶奶”，她与病患之间亲密的关系可见一斑，这样良好的医患关系甚至可以持续至孩子长大成人。老人家的听力与记性还出奇地好，往往在接了电话听到那头说话声音的一刹那就能脱口而出：“噢，您是俊俊妈妈对吧！”、“管玉外婆您好！”如待自己家人那般瞬间便给人以亲切友好的感觉，拉近了两者心灵之间的距离。也难怪那些家长们愿意把自己孩子的成长琐事说给赵老听与其分享；也难怪孩子们在与赵老交心时，会把平日里甚至不会对父母说的秘密托盘而出。
不少求医咨询的电话，赵桂芳教授能在电话中解决的尽量在电话里详细指点，为这些家长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避免了孩子在医院承受交叉感染的风险。有位澳洲华裔的患儿刚收入我们儿科医院时频发抽搐，且不认人，在澳洲及香港都曾被当地医生诊断为不治之症。后来他在儿科医院遇到了赵教授，赵老没有放弃，与兄弟科室康复科的专家通力协作，进行针灸配合用药的治疗。奇迹发生了，患儿的症状逐渐减轻，功能也在不断提高。出了院后他仍与赵教授保持联系，他之后的成长经历也乐于与其恩人赵老一同分享。据赵老的女儿徐心怡女士介绍，当年的那位孩子如今自己也成了两个孩子母亲，为报答当年的这份恩情，这位澳洲朋友还积极为儿科医院的患儿捐款捐物，想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尽一份感恩的心。
在赵教授后来病重住院期间，看望她的不乏有曾被其治愈的孩子。令人印象最深的是有位曾得益于其医术而痊愈的女孩，携其男友来看望赵老。慈祥的赵老如同对待家中晚辈那般祝福他们将来白头偕老。这对恋人出了病房再也压抑不住满心的感伤，在医院走道内便啜泣起来，医患之间的情感已然如同血浓于水的亲情那般难以割舍。
含辛茹苦诲人不倦
先后担任过同济医院（当时的上海铁道医学院附属甘泉医院）检验科主任、医务处主任、科教处长、传染病教研室主任等职的沈昭在教授回忆起当年受恩师赵桂芳教授的谆谆教诲时，无不动情地说道：“今日恩师虽已远行，但师范永存，高山仰止，将铭记我心，继续指导我今后的一切、一切。”
在当年的师生见面会上，赵桂芳教授问起刚被儿科医院录取的沈昭在为什么他的英语考分不高。沈解释其中学与大学主修俄文，英语是工作时间在山区自学，所以基础差。赵教授便针对他的实际情况，为其指导制定学习计划，通过大量文献阅读，努力提高其英语水平。为了弥补“文化大革命”中缺乏正规临床培养之短，赵教授要求沈昭在进儿内科轮转，并每天参加传染科查房，结合自学儿科专业理论，快速提升儿科临床实力。使其深感上医教学的严谨、师范的高尚。想起这一段积累的阶段，沈昭在教授如今感慨道：“赵桂芳教授当年的言传身教鞭策着我不断努力进取、务实基础。在临床、科研特别是治学、行医、立身上得到了全面提高，为我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沈昭在作为研究生的第二年开始进入研究阶段，当时感染性腹泻研究进展比较快，在病原上除痢疾杆菌外，还有空肠弯曲菌和各种致病性大肠埃希菌（尤其是ETEC）等，在致病机制上已有侵袭性、产毒素性、出血性等不同分类，而最关键的是全世界有接近1800万的腹泻儿童，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的孟加拉地区的高发病率与死亡率受到WHO的高度关注，成为重要的防治研究方向。在如此大环境下，赵桂芳教授指导沈昭在深入查阅文献，在此基础上确定以细菌性痢疾为研究方向。考虑到当时细菌性痢疾大便培养费时长（约72小时）、阳性率低（约16%~20%），在粪常规可不典型（从水样便到脓血便都有），与其他感染性腹泻病原鉴别困难的情况，最终决定细菌性痢疾大便病原快速诊断为研究题目。这是一个纯实验室课题，为了加强对沈昭在研究的专业指导，赵桂芳教授联系确定由传染科的吴实、林凤老师，细菌室的王顺林老师，上医公共卫生系微生物教研室的郁庆福老师和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的细菌专家叶自儁老师具体指导沈昭在。“在此期间，赵教授定期根据我的汇报，检查研究方案的设计与进展，要求跟踪文献，并指导我撰写了有关临床进展、病原学进展和检测方法的进展3篇综述，使我对研究方案能更清晰把握。”沈昭在教授如今回忆道。
同时，细心周到的赵桂芳教授还从生活上关心她的学生们，赵老考虑到沈昭在年龄偏大、家有小孩的实际情况，帮其落实了建国西路的上海市幼儿园女儿的住宿全托，这使得沈能集中精力学习、提高。
母慈子孝家庭和睦
赵桂芳教授在家中对儿女的教导可谓慈祥而又不乏严厉，她重视儿女们的学习，家教也是出了名的有规矩。“以前同学们都知道我有位从小就给我做规矩的妈妈。”徐心怡女士说起自己同学对母亲所下的评论时，不自觉地笑了。赵老与自己婆婆的感情也很深，还未退休时，虽然当时家中已有保姆，但一下班到家的赵老还是会主动抢做处理污物的活。善良的赵老对待婆婆也是出了名的孝顺，多次被评为街道好婆媳关系的称号，受到街道邻里的赞扬。由于赵老平时的正派正直、处事公道、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似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使得邻里之间关系非常融洽，家庭和谐、美满。
热情不减发挥余热
向徐心怡女士问起赵桂芳教授退休后的生活，是否也像其他教授那样或是投身于一门兴趣、抑或是安心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徐女士笑笑说：“我妈妈退休以后的生活也同样忙碌，电话不断，访客也是络绎不绝。”退休前为儿科事业兢兢业业的赵教授在退休后也多次牵头组织由各家妇幼、儿童保健院的退休专家组成的义务咨询团队，曾在静安公园、人民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相关的卫生咨询活动，这得到了多家报刊、媒体等公众视野的关注，正可谓把其一生都奉献给了儿科卫生事业、奉献给了社会需要关心帮助的人。
此外，赵教授还坚持带病参加上海市少儿健康基金会的工作，作为少儿健康基金会专家组的成员之一，赵老经常抽时间赶赴各医院检查医疗用药、治疗措施，以及医学检验是否规范，她很讲原则，一是一、二是二，当意见有分歧时，可以直率地当面指出并提出疑问，可谓全心全意为维护和保障少儿的合法权益而无私奉献。另外赵老还常常被邀请到基层医院甚至是街道进行讲课，她很乐衷于为专业医务人员传授临床经验、排解疑难杂症，同时她也乐意为普通群众、街坊邻里们普及基础卫生知识，因此赵教授她会一丝不苟地备课，积极开展讲座。
心系灾民乐善好施
“‘施比受更有福。’这是我妈妈常常挂在口中的话。”赵桂芳教授是这么说的，也是身体力行如此做的。赵老无私奉献，即使是在病重期间，她也常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慷慨解囊。2008年5月15日，就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三天、全国人民纷纷捐款捐物时，此时正身患肿瘤、住院化疗中的赵老心心念念于身在水深火热中的灾民，毅然向工会组织委托捐款1000元支援四川汶川并附上一封信，上面写道：“特大灾难造成四川人民的痛苦，我也非常难过，听说我院组织了医疗队前往灾区，愿他们工作顺利。衷心祝愿灾区兄弟早日解除失去亲人之痛，并能战胜一切困难重建家园。”恳切之情满溢于字里行间，很简短但很深情。“妈妈生前真的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说到此时，徐心怡女士的眼眶湿润，声音有些哽咽，“妈妈当时做出捐款这个决定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想法，也没有什么豪言壮志，只是想到自己应该能为正在受灾的灾民做些什么，很自然就这么做了”。赵教授她一方面对同胞们正遭受苦难而感到痛心，另一方面她对组织派卫生队奔赴灾区抢救灾民而感到欣慰，同时也为自己病卧在床无法随队亲临汶川而感到遗憾。
作为医学晚辈，虽与赵桂芳教授素未谋面，但仅听其女儿徐心怡女士对母亲往事的回忆及诉说足以使我心中对赵老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徐女士一再强调赵教授生前总说自己只是平凡的儿科医生，是机缘巧合才使得她与儿科结缘。我依然执着地认为，正是赵桂芳教授“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才使得上天选择其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成为一名小儿传染病领域的先锋。
金百祥，男，1927年9月25日生，上海人。1952年7月，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医本科。主治各类小儿外科疾病。专治小儿泌尿外科疾病、小儿肿瘤、肝胆与肛肠疾病、外科感染、先天畸形矫治等。曾任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小儿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副总编辑等职。曾主编《临床小儿外科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分科主编《实用外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编著《现代肿瘤学》第三版，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年），参加编写各类书籍20余本。曾二次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次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次国家教委三等奖以及一次国家教医药局四等奖。其发表的“小儿隐睾症的临床研究”、“小儿胆管扩张症临床研究”，以及“婴幼儿血管病与血管畸形临床研究”等论文均处当时国内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