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已经故世的老师金百祥先生，现在已经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的郑珊，以及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的高解春都感慨良多。在这些高徒身上、在儿科医院的发展历程上，金先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迹。
“医”海有路勤为径
担任小儿外科主任的金先生给学生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即是“严谨”。
回忆起每周一次的主任大查房，郑珊仍有些“心有余悸”，其时可谓人人自危。金先生一个病人一个病人挨个检查，容不得半点错误，若发现问题都当面指正，不给主治医生留半点面子。在检查时，金医生还不时地提问，与医生们一起分析病例，金百祥教授正在病例讨论通过他了解的病史、通过体格检查，询问大家认为是什么病？究竟是否要开刀？若开了，本来可以保守治疗的却反而损害了病人的健康；若不开，延误了治疗更是耽误了病人的病情。他的口头禅就是：按照外科原则。意思是一定要果断而准确，迅速分析利弊采取行动，而不是优柔寡断。
郑珊把每次跟着金先生查房都当做极好的学习机会，“我现在看到查房时有的医生躲在旁边好像跟他没关系，我真的恨死了，恨不得拿鞋底抽他，因为一大房间人查房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但就有人站在那里，觉得反正不是我的病人，偷偷摸摸讲话或者嚼口香糖，金先生要是从棺材里爬出来，肯定两个耳光上去了，说‘你做不做医生啊，不要做了’。”
当主治医生们支支吾吾答不出问题，为自己知识薄弱而汗颜的时候，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实习医生郑珊喊出了答案，当金先生问是谁答的，其他医生嚷出了向后退的郑珊的名字，金先生一改严肃的神情，一反鲜少表扬的习惯，和颜悦色地说道：“你说得对呀，为什么往后退呢？”
每当进行死亡病例讨论的时候，所有住院医师都很紧张，把病人的病史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看看自己有没有参与治疗过程。严格的金主任会从第一环节追究到最后一环节，医生若有所疏忽或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而导致病人死亡，都会受到批评。在高解春看来，“这种批评或者训斥就让我们想到家里父母对你的训斥，在过去上医，老师真的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种感觉。”
新生儿患高胆红素血症，换血要从肚脐开刀，肚脐处有条很粗的脐静脉，通到肝脏的表面，位置要非常精确才能找到这条脐静脉。曾有个医生开刀，金先生站在旁边，那医生手抖得找不到脐静脉，金先生问其是否知道脐静脉在哪里，医生含含糊糊讲不明白，金先生大怒：“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把解剖学看好了再来上班！”医生们在那个场合都很是狼狈。他的这句话应用到很多人身上，他认为外科医生解剖学没看好难道要在病人身上摸索吗？遂自己上前麻利地做完了手术。郑珊表示：“他就是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面，当面做错了当面批评你，不管你是老的还是小的。事情过掉之后你会发现对你帮助很大。其实他不是恶意的，不会在背后说人坏话。”
在进行讲演或者报告之前，金先生会精心准备，他认为可以不要的段落就尽量不要，每个字都要发挥恰当的作用。如今是制作PPT、先前写薄膜片的时候，一张薄膜片中几行字是合适的，一行多少字是合适的，他都会仔细考量。如果要做大会发言，他坚持十分钟就是十分钟，九分半是准备不充足，十分半是超时，幻灯片多久放一张，语速怎样，表达怎样，都浸透了上医传统中严谨审慎的风格。
不拘一格“育”人才
像很多老一辈医学家一样，金先生视医学为一份崇高的事业，尽全身心去做好。他对自己的名利看得很轻很轻，但对专业、对病人的生命看得很重很重。
金先生始终认为，病情复杂的病人是最后一步才走到上医，如果他们治不好，那么病人唯有死路一条。故一定要倾尽全力挽救病人的生命。病人在别的医院手术失败，一刀一刀开得乱七八糟，有人说不要收这种病人，因为并发症多风险很大，做六七个小时也只得到和做一两个小时手术一样的收入。但金先生坚持这个原则，“我们医院是最高一级的，我们一定要治”。如今郑珊也继承并秉持着这种精神，“你要敬畏生命，一条命啊不管是什么命，是否有残疾、或者很脏的、或者家属很刁蛮的，都是一条命，你都要认真对待，仔仔细细的。”
早年的儿科医院主任们都住在医院附近，金先生也不例外，他的平江路宿舍在科室内人人皆知，医生们在半夜有什么无法决断的诊治都会上门去请教他，甚至让他直接来医院开刀。如果当天晚上把金医生叫去医院，一看非常简单，他丢下一句话“这种事都叫我，要你们这班人干嘛”；下一次医生胆子大了些，自行处理，一旦出了问题，他又丢下一句话“真长本事了，这样的病人都不叫我”。高解春当时也不理解，认为老师怎么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等长大了才发现那是真正的历练：在不叫金先生的情况下处理好所有事情才是个合格的住院医生，也培养了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对于年轻人，金先生认为只要肯学，就全心地教导，教授他掌握的全部知识，没有任何的隐瞒。一个手术若他不带着年轻医生，那么年轻医生将永远不会做。出于经验的积累，医学界论资排辈的现象比较明显，但金先生不介意年轻人资历浅，并不按部就班，这个年资的不行，就把下个年资的培养起来，而根据的是努力程度和领悟能力。金先生曾说，现在医学上有很多年脱档，很多短学制的医生基础不够深，只能做很基础的临床工作，如果不加快培养步伐就要断层了，要以爷爷带孙子的精神把他们扶起来。
关注年轻人的培养，不意味着金先生事事包办。根据他对整个学科的观察，帮助学生选好课题后就撒手让学生自己“闯荡”，自己去读文献去发掘。有时候学生遇到难题做得十分沮丧，跑到金先生那儿掉眼泪，他就会给予鼓励：“你已经做得不错啦，蛮好的！”论文写完之后，他又会每字每句严格地帮学生修改，让学生在方格纸内誊一遍又一遍。他要求不能有华而不实的语句，必须是完全科学的严谨的句子，简练，清晰。
金先生任儿科医院小儿外科主任，提高科室在医院、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是他非常在乎和着力追求的事情。每次全国小儿外科年会，儿科医院去多少人，发表多少文章，大会发言多少，小会发言多少，每年期刊发表多少，他都十分重视。集体荣誉感、科室归属感、医院学术地位在他的心中至高无上。在他心目中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科室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他要求所有人都这样。这样一种教导使科室地位不断上升，是医生们坚实的基础。
先生不仅对于自己所在的科室和医院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我国的小儿外科事业亦是如此。先生本是学英语的，为了研读期刊便自学了日语，吸收外国先进的经验方法。各个学派的观点很多，他把自己的观点融合进去，待条件成熟就认真地实验该手术，然后尽快在全国推广。有一个关于婴儿血管瘤的课题，当时中国遇见这样的病例就把瘤开掉，很多孩子血管里留下了大量瘢痕。金先生认为这是过度医疗的表现，他看到外国有很多文章中说婴儿血管瘤可以自然消退，不用积极治疗，他就带领高解春进行课题研究，如今这已成为传统的治疗方法。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穿起白大褂的金先生让人们首先想起的便是“严谨求实”，更多的时候，他是注重生活品质和情趣的“老克勒”。
金先生爱跳国标舞，尤爱三步；先生头发总梳得一丝不乱，皮鞋总抹得油光锃亮，经常给学生来个惊喜，今天穿格子衬衫，明天就换成了粗花呢西装；先生还爱看足球，有时看足球联赛后经常看到深更半夜，第二天像年轻人一般津津乐道。他喜欢喝咖啡、吃奶酪，每年坚持请研究生吃饭，菜色都不尽相同，往往亲自下厨，厨艺比金夫人这位“贤内助”还好一些。学生们去他家做客都会有意外收获，高解春当时看见了不认识的猕猴桃，郑珊则尝到了新鲜美味的蚕豆，“他一定要等我进门再剥，如果提前剥好就脱水了，剥好之后拿湿毛巾盖住，等到要吃的时候再下锅，非常注意细节”。郑珊怀孕时，金先生待这女学生如女儿般，科室里的零食放在桌上很容易被分食完，金先生就会留一些藏好给她吃。
在金先生担任主任以前，外科从未在联欢会得奖，是他改变了这个“传统”。先生很支持大家排练，自己还开了主任带头参加的风气。“文革”前外科排演一个节目叫做“十样‘机’”，歌颂农村新面貌，大家让他演农民老伯伯，先生欣然应允，到了台上又说又唱，博得一片掌声。
虽然很爱干净，但在云南大地震医疗队服务时他又换了一副态度。那时条件艰苦，他并不区分脸盆脚盆饭碗，他表示“这有什么好分的，都是自己用的。洗一洗就可以了，轻装前进嘛！何必负担那么多！”。
手执柳叶刀的先生，是出色的医者；捧书握笔的先生，是优秀的学者；亦父亦友的先生，是儒雅的长者。
斯人已逝，唯其精神不灭，垂范后人。
张灵恩，女，教授，1938年5月5日生于杭州。1960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系，毕业后在儿科医院工作，先后曾担任儿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副院长、内科主任等职务。曾任中华急诊医学会儿科学组副组长、中华儿科学会急诊学组副组长、《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常务编委、《小儿急救医学杂志》编委等职务。1977～1979年曾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赴非洲多哥洛美国家总医院分院工作。1992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儿童医院PICU作为访问学者进修1年。多年来从事小儿内科的医疗、科研和教学工作，专业特长为小儿呼吸系统疾病和儿科危重症抢救。对小儿支气管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重症肺炎及儿科各种危重症疾病的急救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曾获得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主编和编写专著14本，撰写论文60余篇。参与编写《儿科学》、《现代急诊医学》、《现代儿科危重症医学》、《儿科急诊医学》、《小儿呼吸急救》等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