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伯伦的诗里，每一个孩子的降临都是生命自有的渴望。他独占一片天地，抬起脚丫跃过繁花弥漫的长径，他清澈的双眸里流淌着神性的光辉，藏不住任何悲伤。多少时间溜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由着理性自动关闭了心灵的窗口；更多的人则陷入了生活的泥沼，不再醉心于欣赏这个世界；唯有小部分人能像罗曼·罗兰说的那样“在认清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似马斯洛推崇的那样怀着“健康的儿童心”拥抱这世界，笔者眼中的郭志平教授无疑属于这样的勇士。
这份儿童心源自生活却也和她的工作密不可分，作为一名优秀儿科医生，她爱儿童之心永远未泯。“她喜欢孩子，孙子也总黏着她，睡觉也要跟她挤一块。”交通大学电机系的倪教授这样评价他的老伴。50年前，她考入儿科系时，中国的儿保事业还只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50年后，她已成为我国妇幼卫生事业的领军人物，曾经啼哭不止的婴儿正茁壮成长。
郭志平教授在门诊工作
五分加绵羊的漫漫求学路
“考大学的时候还挺喜欢心理系，填了不少志愿，但后来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准念的。”
郭志平口中的他们这样的人，大多出身于20世纪40年代的知识分子家庭，仅因父辈有份体面的工资而被扣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纵使其家门，似那古老图书的封皮，沁润着阵阵书香，碰上选系要看出身的年代，也是枉然。
“谈不上是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大学生，一个读法律，一个读教育。祖父高中毕业后在海关谋职，祖母能看书，会罗马拼音，和祖父书信也都过得去。”在这种家庭环境下出生的郭志平自然有理由“轻描淡写”地将学习称作是她份内的事，成绩好也不足为奇。
学生时代伴随她最多的词就是“五分加绵羊”，五分是学苏联，成绩最好的给五分，绵羊是选特别听话的学生。当被问及自己是不是只小绵羊的时候，郭老微笑着颔首说“比较听话”，没有斗争心。
“我们考大学的那年正好是自然灾害刚刚过，考大学的名额只有之前的1/3，又是解放以后第一届不看家庭出身、政治情况，完全凭成绩考进来的，所以学校特别重视，不仅仅做医生还要做科研。”郭志平努力考入的正是当时录取分数较高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在郭老心里，有一串令她魂牵梦绕的结，乡土情结无疑是这千千结里的一个，她坦言选择二医而不是毕业之后进行全国分配的第一医学院，是为了留在上海，留在她爱的这片土地。
但要说到她和第一医学院的缘分，真像脚下拴着月老的红线，怎么也剪不断。“文革”后期，那份曾经的乡土情结又催促着1968年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农村的郭老踏上了返程的路，“考硕士是最简单的一条路，考取就回来了。等组织调你回上海难，还有调包的，就是明明是你的名额，被内部的人调走了。考试不会假，考取户口就回来了，那时真的没什么很大的理想，就想回上海”，绕了小半个世纪，郭志平回家了，回到第一医学院念研究生。
7年之后，时任上海儿科医院医生的郭志平得到公派去美国进修的机会，同事们眼中的她，是事业蒸蒸日上的女强人，但丈夫倪教授的眼中，郭教授只是个普通女人，会痛苦、会有难处、会生病。很少人知道在赴美之前，郭老刚刚做过子宫切除的手术，而这一切倪教授都看在眼里。郭教授奔赴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求学的这一年是艰辛的，“初到美国，我很害怕，因为觉得自己英语不过关，实验室工作经验不足，在中国计算机都没有普及更谈不上先进设备的使用经验。”在CDC（疾病控制中心简称）同事的帮助下，郭志平渐渐融入了他们的团体，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在美国，郭老总会去看树叶，“美国秋天的树叶特别美。”遥想家乡，异域的风景再美也比不上家里亲人的期盼，一年后她学成，按时回到了家乡。
郭志平的这条求学之路不断向前延伸，现在的她身兼医生和老师两种身份，但她仍对学习怀有一种敬畏的赤子之心，她时常以其导师著名儿科医生刘湘云的教导为戒：“做医生是没有8小时工作制的，白天上班要多看病人，那是本职工作。晚上才是自己的学习时间，养成晚上学习的习惯，所有的努力都在8小时之外。”
她的生活，平淡如水
上海滩上的女人，物质，灯红酒绿。可以像《长恨歌》里王琦瑶那样，带着旧时代华彩烙印，在新社会坚韧地生长；也可以活得像张爱玲那样带着上海小女人特有的清高和低调。可郭志平不同，她，如她日后的生活那样，美得细水长流。
在郭志平年少的心头，父母就为她播种下了宗教的种子，周日一家老小去教堂做礼拜，这种习惯已经嵌入了生活，陪伴她走过60多个春秋。对基督教的虔诚，无疑对郭志平的个性、人生、意志及价值取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郭志平的个性似水，唯有水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生活中的她很朴素，平时能吃鲈鱼，就不会去买桂鱼。按照她的话讲，“其实营养都差不多，何必要去买贵的呢？”工作中的她虽然资历深，却从不自夸，碰到疑难的病总不耻下问与同事讨论。交际圈里的她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从小就在女子学校就读，“这个女孩和那个女孩不讲话了，很常见的，我总是做和事老的那一个。”身为人妻的她，是个幸福的小女人，“我先生常开玩笑说，他就是我的秘书，除了不会做家务。”作为长辈的她常常教导孩子做一个普通人，清心寡欲。
然而，更让人羡慕的是，除了这些身份以外，郭志平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她的双亲仍然健在，所以郭志平每周都要花上一天的时间陪伴他们，四世同堂的和美真是羡煞旁人。在这种环境下，便不难理解为什么67岁郭老仍然能将生活厚厚的尘土擦去，怀着一颗儿童般纯粹的心去爱这世界，无欲无求却又坚定，“要知足感恩，要爱人如己，要诚实谦卑。”这一句教诲从郭老的爷爷辈传起，传到4岁的小孙子的口中，在这血脉延续之中，不断的是那扎根于信仰的对明天的热爱。
“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它伴随着我进入校园，走进工作单位”。
在郭志平看来，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育人很重要，他先应该成为一个人，再去想做一个好医生。面对现在医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她的这段勉励简单却很实在。对待病人，她说：“有其他医院的晚班医生，护士叫了五六次，都不来，这就是做人的问题了。如果是我在值夜班的话，都不敢熟睡，一直担心晚上会出什么事情”；对待科研，她说：“很多研究生做出来的课题重复性很差，仍然申请，这就涉及一个人的诚实问题了。”郭老认真践行着自己的信条，为同行树立了楷模。她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联合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控中心做的“关于WC3轮状病毒疫苗的安全性的观察”为例说明对待医学科研一定要非常认真，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无论阴性阳性都是有效的，最忌讳捏造。“那次观察的结果得到50%的有效性，和治疗小儿麻痹症的疫苗的近乎100%有效性相比要低很多，但不妨碍其受到医学界的广泛认可，这就是因为那是真实的数字。”
神所看顾的人是有福的
早已是耄耋之年的父母对郭志平的爱在那段跌宕的岁月里显得尤为深刻。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郭家的4个孩子都还在读小学或中学，“那时候，鸡蛋5毛钱一个，国内能买到的东西都很贵，我家在国外的亲戚常常寄面粉、黄油、白糖回来。”但靠这些接济仍不够，父母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长发育，总偷偷变卖一些家里值钱的东西，省吃俭用，就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让孩子吃饱。
“初一暑假，妈妈就给我一块布，让我自己做睡衣穿。寒假就学打毛线，绣花钩针基本都会。”别看郭志平家境良好，由于是长女，从小就挑起了家务的重担。提起她的一个弟弟和两个双胞胎妹妹，颇有带自己孩子的感觉。
郭志平大三的时候，开始搞“四清”。刚念了几个月的临床基础就开始闹“文革”，课都停了，郭志平心里很着急，只怕毕业后做不成儿科大夫。于是她就在晚上跟医生做中班，观察病人，帮医生抄方子，她随身带着小本子，记录医生时不时的告诫。
毕业之后，大学生一下子都被分配去了农村，郭志平也不例外。她在地图上找她被分配去的那个县。“我真傻，那么小那么穷的县，地图上怎么会有呢？”背上行囊去山西繁峙县公社卫生院的路郭志平永远忘不了，“换了四辆火车，两个长途汽车。最后一辆是卡车，没棚的那种。那是我第一次爬卡车，我就看人家怎么爬，先踩在轮子的当中、车胎的旁边，再爬上去。等我爬上去已经没位置给我站了，我就挤在一个角落，颠了几个小时，到了那个县，下车一看我的大衣上全都是土。”郭志平所说的这件大衣是她先生倪教授的，“我们家当时也被抄了，没厚的衣服，我先生1米78的个头，我穿上他的衣服，好长好长，袖子挽起来也能到这里。”郭老师笑着比划当时那件大得略显笨拙的大衣。
任何没有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体味过漂泊的人是不会懂得这份淡定，甚至是自嘲式的调侃的。13年前，命运再次将郭志平拖入苦难的深渊，她被诊断出罹患乳腺癌。“知道了以后，我把家里所有厚重的窗帘都洗掉了，只觉得癌嘛，没办法治了。”幸运的是，又一次，郭志平战胜了病魔，活了下来。事实证明神所看顾的人是有福的，郭志平跨过了人生中的又一道坎坷。回过头来，所有苦难已经被超越，有些已经得到了升华：“年轻人吃苦，是好事，我会拉风箱、生炉子、粗粮细作，所以我的适应能力比较强。”
好的医生一辈子都在走钢丝
“成为一个好人之后，光有好心是不够的，要做好医生你还必须要有过硬的技术。”
“在山西公社卫生院的时候，什么都得干。要接生，要给骡子踢伤的人缝针。”本科毕业后，由于“文革”，到各个科室的轮转实习没有了，郭志平多次谈起后3年没好好学习，她的心里一直打鼓，初做医生的时候，就怕给病人治坏了。“文革”后期很多好书都没有了，郭志平硬是把厚厚的一本内科手册抄了一遍。
除此之外，郭志平为了练就好技术，四处争取进修机会，以弥补受“文革”影响的后3年学习的中断。在儿科医院进修的过程中，小儿肺炎很多见，郭志平在那里学会了一套有效的治疗方法。后来她回到山西繁峙县，在当地的人民医院儿科工作，正好赶上小儿肺炎的大年，最终除了1例自动出院的孩子，全部患儿都痊愈出院。当时的郭志平非常高兴，也感觉到技术好对于行医的必要性。
回忆起在山西做基层医生的经历，郭志平对当时农村落后的状况和预防工作的不足很是感慨。县里头的人家大多贫寒，鸡蛋不舍得吃，留着跑到医院来换点药。在那里吃不饱饭的情况是家常便饭，当地的风气是吃不饱了就生孩子，因为政策规定生一个孩子就追加你一个成人的口粮，“那怎么行，只是解一时之忧啊，父母只管把孩子生下来，却不负责他们的成长。”山西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没衬衣，没毛衣，空的一套棉衣和棉裤，就这么穿着出门，所有小孩都在流鼻涕，但他们也不觉得这是病。这对郭志平的触动很深，更坚定了她选择在儿童保健专业上不断走下去的决心。
1992年，带着“农村婴幼儿喂养习惯，膳食调查及其改进”的课题，郭志平又一次踏上了去往农村的路，那时去农村做了大量的调查，农村的经济水平较之以往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却没有跟进，父母想过要给孩子吃保健品，却不知道怎么从食物中获取同样的营养，于是很多过了母乳喂养期的幼儿由于没有得到有营养的辅食而生长缓慢。“有一个孩子在他6个月时我去查他为9千克，白白胖胖，12个月后我去查他还是9千克。”这种情况甚是普遍，于是郭志平和她的团队准备了各种食物，如奶粉、少淀粉的午餐肉对婴幼儿进行喂养。在江西的农村，很多家庭买不起肉，她就教他们怎么因地制宜地用花生粉、蛋白粉做成营养食品喂孩子，这些努力对促进农村儿童的生长发育起到了源头疏通的作用。
在中国农村的调研使得郭志平意识到进行教育宣传的必要性，出生前6个月，孩子的生长良好，当母乳量减少或断乳后由于辅食添加不及时或质量差，疾病的增加使得儿童生长速度减慢，甚至影响到最终的身材，搞科研使得郭志平能从根源上对此进行研究，通过寻找影响小儿体格生长的因素，来发掘出有利的因素，减少不利的因素。在其专攻的“小儿生长发育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领域，郭志平前后共发表科研论文26篇，4次在国际会议上报告论文。“围产期因素对小儿生长发育的影响”、“小儿生长发育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这两项研究分获“上海市科技成果三等奖”和“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5年在北京参加第七届亚洲营养会议
网络的发达拓展了郭志平的职业辐射面，她受邀在一些在线咨询网站为患者答疑解惑，“原本看门诊一天只能看十几个人，现在的网络让医生与患者接触的机会更广了，我打字慢，但我很乐意参与这样的连线，所以经常是我口述，其他人或儿子帮我打。”
但科技是把双刃剑，“现在拍个片子，做个检查，好像谁都可以做医生，这是不对的。”郭志平认为先进的仪器代替不了医生的经验和判断，过去大夫一支听诊器就能走天下，肺炎、支气管炎基本不用拍片子，这样的经验是宝贵的，必须积累。“我还碰到过一个有心脏病的患者，说前一晚他差一点就死了，浑身冒汗，有窒息感。我听完他的描述，一听全是心肌梗死的症状。第二天我就让他儿子陪他去做心电图，查出来却是陈旧性心肌梗死，病房医生还抱怨说，我怎么把陈旧性的病人也送来。结果早上送去，下午又发作了，很遗憾没抢救回来，走了。”做医生就像是在走钢丝，每一步都不能出错，盲目听信仪器诊断，就像是在钢丝上闭着眼走。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施行，孩子在家庭中的受重视程度显著增加，儿童保健走向越来越重要的阶段已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但中国儿童保健的现状却仍然崎岖，郭志平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某同事去云南一个很小的县里参观，发现那么穷的一个地方有一座配备优良的妇幼保健院，不禁疑惑。打听一番才知道，从前这个县里有一个难产的孕妇，地方太偏僻送也送不出去，丈夫和丈母娘商量好，就用镰刀把孕妇剖腹了，结果母子全死，丈母娘和女婿都坐了牢。这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却是中国农村妇幼保健的真实写照。
国家需要人才，但关键是需要怎样的人才？这几年，郭志平在筹划建设我国妇幼保健专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作为教师的她不断思索儿保人才培养的新出路。“农村真正需要的是能扎根在那里的医生，不一定要高精尖的人才，但要有能解决问题和肯为人民服务的人才，“文革”时候的赤脚医生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可惜已经没落了，所以要寻找扎根在农村的妇儿医生，政策经济上的扶持都应该跟进。”
人的潜能是很大的，只要主观上有责任心加上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任务就能完成。科研、教学和医疗，三者相辅相成。在有教学任务时，郭志平认真备课，教授理论时她又将有关实验结果和同学分享，加深同学对学习内容的印象。同时，通过教学来指导科研实践，通过实践的结果来验证理论，在日常医疗中教会学生如何对待病人，反过来指导其进行科研。这个大循环下来，儿保的明天也能有后继者托起。
现在的郭志平，生活依旧忙碌，上课，看病，料理家庭，但却无比充实。回首过往，岁月可以洗刷去所有人类自以为可以拥有的一切，但是那一颗如单纯、善良的童心永远属于郭志平，属于这个爱儿童之心永远未泯的40后大女孩。
冯玲英，女，教授，1944年10月生，中共党员，籍贯无锡。主要从事儿童保健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擅长诊治小儿智力发育迟滞、多动注意力缺陷及学习困难等。曾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市儿科学会儿保学组副组长。1969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1982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87年获荷兰政府奖学金赴荷兰学习。科研方向为小儿生长发育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曾承担卫生部和计生委课题，已发表论文30余篇。合作科研成果主要有“小儿生长发育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获1992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0~6岁儿童智能发育筛查测验全国城市常模的制定”获1998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低出生体重儿生长发育16年纵向随访研究”获2004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