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9日的杭州云气沉沉，走在路上能感受到南方冬天所特有的阴冷。朱启镕教授站在杭州殡仪馆的大厅内，久久凝望着遗像当中那个戴着眼镜、满头华发的老人。
而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郑培君教授已经接到了段恕诚教授去世的短信。他回想起1972年在儿科医院第一眼见到段教授的样子：已经全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上去俨然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1922年出生在河北定县，辗转于重庆求学，常年在上海工作，段恕诚教授不平凡的一生最终在杭州划下句点。而她生命中几乎全部的热情与岁月，都留在了儿科医院，留给了小儿传染病的事业。
出生将帅之家
1922年3月，段恕诚在河北定县的一个军人家庭呱呱坠地。父亲段绳武15岁从军，1929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47师师长，是蒋介石手下赫赫有名的一员大将。1930年段绳武辞官闲居北平，离开了当时混乱不堪的军界。其4个儿子先后染上肺结核，并发脑膜炎，最终全部夭亡；只剩下15岁的大女儿段恕诚与8岁的二女儿段至诚。
“七七事变”后国共二度合作，在武汉期间，段绳武认识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周恩来很重视段绳武对伤兵考察后的设想。总政治部在审查了他的报告后，决定派段绳武为“后方勤务部总政治部中将主任”，主管全国伤兵工作。
段绳武在各地设“荣军之友社”、“荣军职业协导会”等，并在重庆出版了《荣军之友》杂志，他因此被称作“中国荣军之父”。往后的日子里，段恕诚还常提起父亲的军人脾气和爱国精神，可见父亲在伤病军人身上所投入的大量心力，对当时年幼的段恕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冥冥之中，似乎也为她后来从医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20世纪50年代段恕诚曾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作为一名卫生战士加入志愿军，被派到东北边境待命。她曾经给儿科医院的学生们展示过自己当年的照片：照片上的段恕诚穿着志愿军军服，骑着马，英姿飒爽，意气风发。这段经历让段恕诚始终引以为豪。
风雪与炮火中的求学路
1940年7月段绳武在重庆病逝，年仅44岁。父亲逝世后，段家的家境十分困难。在父亲老友的帮助下，段恕诚继续刻苦地在张伯苓于1936年建立的重庆南开中学读书。她生前曾回忆，“这是一所非常进步的学校”。在她读书时，周总理就到南开做过报告。
1942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段恕诚考取了当时从昆明白龙潭迁往重庆歌乐山的国立上海医学院（简称上医）。这是上医从上海内迁后首次招生，共录取了20多人。当时的院长朱恒璧办学要求严格，每年淘汰成绩不合格者。到1948年毕业时，当初的二十几人中仅留下任芳碧、罗松儒、黄南卿、张全复、金永熙和段恕诚6人。
以后几年中，有不少陆续从全国各地包括沦陷区来到重庆的同学。香港沦陷后，香港大学医科更是由教授带领30余名学生集体转学来上医，分别插入相应的各年级。冬天的歌乐山风刀霜剑严相逼，刚开始漫天冰雪的景象让来自香港的学生格外兴奋，然后身上单薄的夏衣却也让他们冻得够呛。英国领事馆后来给香港的学生每人发了一件中式棉袄，身上是暖和了，腿脚却还是冰凉，吃午饭时只能端着饭跑回宿舍床上，把脚伸进被窝里吃饭。
当时虽然不用交伙食费，但饭食的油水少得可怜，段恕诚和她的同学们都是年轻人，饿得快，又没钱去买充饥的糕点饼干。不得已，段恕诚只能和班上的几个女生一起去厨房向厨师求援：“我们课间提早吃点饭，到中午就不吃或少吃了不是一样吗？”有时她们能得到厨师的同情，而那点微薄的“加餐”，也就是在课间加一点饭和一点菜汤。条件如此艰苦，不少同学撑不过去，身染重病。段恕诚清楚地记得，当年名叫杨思源的同学因为患上伤寒，耽误了两年后才插班学习；另一位名叫徐燕娟的同学则因为伤寒，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在纷飞的战火与恶劣的环境中，正是桃李年华的段恕诚强忍下了种种困难，依然艰苦地生活、学习着。考上上医以后，吃、住等均由国家负担，也不要交学杂费，而且当时的师资力量很强；可是其他教学必备的硬件却几乎一无所有。上课没有教科书，全靠老师在上面讲，段恕诚则在下面用质量很差的灰暗无光的土质纸张拼命地记。夜晚，段恕诚点燃桐油灯中的灯草，在昏暗的灯光下校对笔记，直到两眼充血，鼻孔被桐油烟熏得漆黑。上一班的同学有从上海带来的原版《人体解剖学》，段恕诚和她的同学们为了学好人体解剖学，都想着从他们手中买下这套教材。钱从哪里来？段恕诚和她的同学们只有去卖血。他们跑到学校附近的中央医院（当时上医的教学医院），医院的医生们见段恕诚小小的个子、瘦弱的肩膀，怎么也只肯抽她200毫升的血量，而别人一次都抽了400毫升。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准段恕诚卖血。
在上医下山的几条路上有一条被禁止通行，曾有几位同学误入被扣押，经学校和当局保释才得以出来。当时段恕诚一心读书，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根本不知道革命同志在那里艰苦斗争的情况，直到后来才知道那里是特务机关。段教授生前记录：“重庆上医宿舍里经常见到《新华日报》，对我们思想有影响，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当时重庆上医有地下党支部，计苏华是支部书记，在重庆曾受周总理亲自谈话教育。”对于党的认识，便在段恕诚求学的过程中由朦胧逐渐走向清晰。
铁面回春手，柔肠医者心
1948年段恕诚从上医毕业，成为了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儿科的一名住院医师。1950年7月，段又调往中山医院任住院医师，后任总住院医师。
1952年5月，段恕诚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成为儿科医院的一名主治医师。从此，往后的50年人生，她的所有心力都付之于儿科事业的发展。她的全部生命，都与儿科医院紧紧交织在了一起。
儿科医院的内科本来有3个病区，每个病区有3张隔离病床，共9张。有感染传染病的病人便被收治到隔离病床，有透明的窗户将其与外界隔离。当时许多小儿传染病还未受到控制：麻疹、猩红热、腮腺炎、水痘、小儿麻痹症、流脑、百日咳等病魔肆虐，都在严重威胁着孩子们的生命与健康。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当时有名的医生都对各类传染病颇有研究。时任院长陈翠贞教授考虑到这些因素，先由石美森副院长兼管传染科，1978年请当时任教研室副主任的段恕诚任传染科的主任。
不同季节有不同的传染病，夏季主要有乙型脑炎，冬季有流脑，包括其他散发的传染病，都使传染科在成立后始终人满为患。传染病本身高危和多发的特质，让段恕诚在工作中始终严格把关，未敢懈怠。周五为了主任查房，段恕诚早早地便会把病人的病史做好全面的了解，有什么疑问都记录在案。病人如果做了化验，拍了片子，哪怕没有出结果，负责的主治医生必须自己去化验室和放射科询问，段主任问起来才好有所交代。据儿科医院的顾新焕医生回忆，如果知道明天段恕诚主任要来查房，“从主治医生到病房主任都紧张得要死”。因为任何一个细节，段主任本身都已经非常了解，稍有疏忽，都会换来严厉的批评与斥责：“工作上不认真，她可是要骂人的！”
传染科的病房需要严格消毒隔离，因为腮腺炎、麻疹、水痘、菌痢、脑膜炎等传染病都有很强的传染性，稍有不慎，不但容易传染给其他抵抗力低下的小儿病患，也容易传染给医生。段恕诚非常注意这一点，严令不做好隔离不许进病房，必须戴好口罩，穿好隔离衣。当时的土办法还用尿布包扎袖口等开口，用完扔掉，消灭人体与病菌潜在的接触，避免交叉感染。每个病种有单独的隔离衣，不同的病种要换不同的听诊器。段恕诚常告诫医生们不许搞混，用完了必须洗手消毒才能用另外的，这样才可以最大可能地防止传播。穿好隔离衣后，段恕诚还绝对不许医生们在其他地方靠靠碰碰，只能腾空站直。隔离衣面料不透气，三伏天里，衣服里面的汗水往往涔涔而下，苦不堪言；但没有医生敢随便靠边小憩，以免被段主任批评。段恕诚还不允许查房、汇报、交班的时候讲上海话，如果说上海话当场会被打断，那是因为考虑到医务人员来自于全国各地，说上海话不方便开展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担任副院长的段恕诚教授与刘湘云院长在一间办公室，经常一起加班：审稿、阅读文献、准备会议事项……对段恕诚来说没有“周末”，周六、周日她也一直在医院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段教授年纪虽然大了，但早晨照样一早就进病房，比其他护士、医生还早，考察重病人的病情变化情况。段恕诚门诊的时候最大的特点是“慢”，慢得仔细，慢得贴心；一个上午她大概能看10个病人，往往要看到下午一点；而其他专家门诊的医生一般可以看30个左右。孩子都是家长的心头肉，有个头痛脑热的孩子，做父母的往往都焦急万分，痛在己身；段恕诚的仔细负责、对患儿的无微不至，让他们着急慌乱的心情能够得到稍稍的缓解。段恕诚知道大多数病人的家境不会太好，便千方百计为病人节约钱，用最有效的药，同时也要用最节约费用的药。
1978年来到儿科医院的张公惠教授评价道，段教授“对病人绝对好！”段恕诚对于小病人的关爱一是出于观察病情的需要；二是出于她喜欢孩子，关心病弱的天性。传染科不许家长探望陪同，衣食住行只能在医护人员的关照下进行。在段恕诚眼里，给孩子喂饭、喂奶、换尿布不只是护士的工作；如果医生不了解病人的进食、排便情况，对于病人的病情也就没有了发言权。
作为儿科医院建院的开朝元老之一，段恕诚可谓鞠躬尽瘁，功勋卓著。儿科医院原来有一栋3层楼房，一楼是传染病病房，二三楼是内科和新生儿病房。后来儿科医院兴建起一幢8层大楼，当时是段恕诚教授以儿童传染病的名义向卫生部申请的经费，但实际只有一二两层是儿科传染病房，上面的空间都给了内科；老的病房则改为实验室、放射科等。这栋大楼扩充了医院的空间，正规床位从120张左右增加到了330张床位，为医院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学生们眼中的段恕诚
郑培君是段恕诚教授78届的研究生。1976年“文革”结束刚刚恢复高考，郑培君也成为了段恕诚教授门下的第一个研究生，被开玩笑地叫做“老大”。而实际上1972年郑培君来儿科医院进修时已经第一次见到过段恕诚，当时觉得她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
顾新焕1982年3月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分配到传染科，对段教授的第一面印象也大同小异：“一头银发，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觉得挺和气”。
但很快他们便都发现，段恕诚教授和他们的第一印象并不太一样。
段恕诚对于病人无微不至，但对学生们却格外严格。学生的病史书写，她看得非常仔细，会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病史顺序、病情性状甚至标点符号、错别字的问题都会被一一指正出来。在主任查房的时候，段恕诚要求主治医生汇报病史，要能将病患们的性别、年龄（1岁以内精确到天，1岁以上精确到月）背出来。1978年来到儿科医院的张公惠教授笑道：“如果今天你值班的话就苦了，不到十二点不要想休息了。”
郑培君既然是“老大”，挨段教授的骂也最多。段恕诚批评人的时候不留情面，都是当众讲。郑培君说：“当时可能有点不太开心，人也大了，不好意思。但是现在想想，她教我的东西都记得，不会忘记。”段恕诚尽管严厉，但她的批评就事论事，“骂是爱护你，对你好，她绝对不放在心上。”
段教授教导学生，学医很重要的两点：一是对小病人要有爱心；二是观察病人要仔细。段恕诚只要在值班，看到病童哭，就会去安慰；对于病人，她从来“超级耐心”。郑培君教授说她“对病房里的小孩子、病人非常宝贝，查房的时候会顺便带着糖果，给病房的小孩子吃。她对于孩子的喜欢和爱护的心情都是发自内心的。”
何又谓“仔细”？以流脑为例，病人的临床表现之一是身上的出血点。有的病人进来的时候很少，但是不管少到几个，只要是出血点，段恕诚就要求对病人身上的每个瘀点都描画出来记录：有几个、位置在什么地方，以及住了一天后，明天出血点是不是有增多、增大的现象；如有大的瘀斑，记录要精确到零点几乘以零点几厘米。开始的时候医生们并不以为然，但段教授告诫道：“重症流脑短期内的症状就是瘀斑的迅速扩大，病人是有死亡危险的，而他们进来的时候瘀斑却可能不是很多。”之后张公惠在教导年轻的医生时，也会注意特别说明这一点，因为段恕诚主任当年的告诫，声犹在耳。
同样，在传染科里，肝、脾大的程度测量都是当时用自制的尺子（压舌板用橡皮膏贴好刻度）制作的。每个人都带着这把尺子，用甲紫(龙胆紫)划出肝、脾的形状印迹，每天比较，与进来的时候是不是有改善；又如食欲是肝炎病人的标尺，段老师要求记录食欲是否改善及前后分别的情况，甚至要精确到吃几口。她自己会带学生去喂饭，了解孩子的胃口变化到何种程度。在主任查房的时候，段恕诚会亲自给孩子换尿布，观察大便性状，了解排便的次数、量、形状。所谓对病人观察得“仔细”，便是从这些细节入手。
有一次张公惠在汇报的时候用了“好像是”这3个字，立刻引来了段恕诚教授的批评：“‘好像是？’你再去看看清楚，到底是什么！”她对于细节的认真和重视，让张公惠至今“耿耿于怀”。对于病情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记录，在段教授的严格要求下，最终变成了一种习惯。
学生有什么事情问段老师，她总会有个回答；或者暂时回答不了，过几天一定会主动给答案。但她要你做的事情她也不会忘记，没做到的话她也记得很牢。医院里都知道她脾气不好，看不顺眼的事情她就一定要讲，甚至要骂，容易伤人，但性格其实很爽朗，骂的时候虽然不客气，骂过也就算了，不会放在心上。
除了专业上对学生的严厉，段恕诚对学生还有爱护的一面。张公惠教授回忆道：“段恕诚教授生活中很关心我，当我身体不好的时候，还会买点奶粉送给我。”她出差回来会带些小礼品，送给张教授的女儿，还给病房的孩子。逢年过节她还喜欢把学生都叫到家里来，总是捧出许多点心，她自己不吃，全发给学生，还要学生带回去。
段恕诚的学生郑培君有段时间曾经离开医院，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工作。当时段恕诚对学生的行为非常生气，骂得很狠：“目光怎么这么短浅！现在的确是很艰苦，但作为一个医学研究生，不好好地献给这个事业，搞什么歪门邪道！”但各种优厚的条件对于郑培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当时根本听不进去。过年的时候去老师家里拜访，段恕诚总是要谈到同一个话题：“你回医院来！不要干下去了！”口气非常严厉。另外还跟他的爱人单独讲：“你叫郑培君回医院！”郑培君从心里知道，这对段老师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是她永远的心病和话题。自己对于医学事业暂时的“背叛”，从根本上动摇了她对自己的看法和信心。
郑培君坦言：“到国外去接受培训的时候反而是国外的人觉得很奇怪，做医生的不做医生去做一个雇员，因为在国外医生的待遇非常好。而中国国内的医生收入很低，没有希望。当时觉得这辈子大概六十块钱能涨到七八十块钱了不起了。”有时候郑培君拿物质回报作为对段老师的反驳。但段恕诚始终觉得，一个知识分子要能够甘守清贫，明明知道工资升不上去，只要她觉得这个工作是人民所需要的，就愿意做下去。她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活已经比人家好了。人不能只看着钱，因为要干的是一份事业。
在外面呆了八九年后，郑培君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回归医院。这一方面是段老师的坚决要求，另一方面也觉得整个社会在发生变化了，“能够像段老师这样坚守清贫的人，很少。”
杏林耕耘
从国外回国的同学见到段恕诚的学生朱启镕便会问起：
“段教授最大的心愿了了没有？”
“了了。”
他们口中段恕诚教授“最大的心愿”，便是她主编的著作《小儿肝胆系统疾病》的出版。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小儿肝胆系统疾病专著。小儿肝胆病学是段恕诚毕生研究的领域和方向，所以她对其极其认真重视。从20世纪70年代末段教授开始准备这本著作的提纲，直到2002年最终出版，中间走过了20多个春秋。
段恕诚教授工作繁重，之前与同济医科大学的董永绥教授合写，但写了5年也没能完成。直到晚年她才较多地投入到这本著作的编写中，但人年纪大了，精神也不好，便委托朱启镕教授一起参与完成。书的每一个章节都经过长时间的斟酌取舍：第一，要筛选写每一个章节的人，希望他在这个领域有所造诣，能够反映比较新的东西；第二，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内学术本身在发展，稿子可能落后于发展的速度，凡是过时的东西马上退回重新写。最终出版的时候段恕诚很高兴，抚摸着书皮说：“总算满足了我的心愿了。”最终，《小儿肝胆系统疾病》还获得了第十七届“华东地区科技出版社优秀科技图书评选”二等奖的荣誉，不负段恕诚20多年的辛苦耕耘，成为了儿科临床医师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段恕诚很重视在中西医结合方面，要求医生学习搭脉。在治疗过程中，除了采用西医治疗，还有用中医治疗。许多小儿传染病到现在为止没有特效药，但是中医可以帮助解决一些问题：退黄疸，治疗乙型脑炎、腮腺炎、麻疹等的药材或有中药成分，或采用中药蒸熏的方法。因此传染科特别重视中医，倡导中西医结合解决小儿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段恕诚创建了小儿感染病实验研究室，朱启镕教授和技术员顾新焕一起把实验室做起来。没有地方，就将一楼病房的男厕所改成小实验室。后来将枫林路老医院的一间病室做传染病实验室，很多研究生的培养、课内医生做课题研究都得益于这个条件，对学科研究、人才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有些课题的申报成功也得益于此。
段教授活动能力很强，业务水平又极其过硬，在中华儿科学会成立感染与消化小组时便出任第一任副组长，而组长是由成人传染病副组委兼职，段恕诚所起的作用其实就相当于组长，显示了儿科医院传染科在全国拥有最强的实力。段恕诚年事渐高后，多方面的工作都由朱启镕来接手。朱启镕教授感叹：“正是她打下了这样的基础，才能有我的接班，否则儿科医院要在全国争这样的位置是不容易的。她作为学科组组长，确实有这个能力。”
病房之外，白衣背后
段恕诚教授的爱人徐丰彦也是一名医生，是上医大生理教研室主任、10名一级教授中的一名，曾经留学英国，在生理学界声名显赫。在“文革”以前，徐教授的工资每月就有365元，而当时普通主治医生的工资只有60几元。徐教授的360多元钱工资加上段教授的100多元工资，收入不可谓不丰厚。
但段恕诚生活非常节俭。手绢洗破了，还在用；一碗咸菜炒毛豆可以吃好几天；有时要主持或出席重要学术会议，外面的衣服很光鲜，里面的内衣却都很旧了。学生后辈经常去她家看望她，总是带来好多东西，段恕诚也不知道怎么吃，冰箱里永远塞满了东西。时间长了，郑培君提醒她：“自己的生活还是要注意，这么多东西就自己吃嘛，老师您也太不懂得生活了。”段教授不以为然：“我现在挺好，天天吃山珍海味有什么意思。”她不喜欢那样的生活。她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不在乎也不知道怎么追求物质生活，心思永远放在儿科的事业发展上。
医院里开会或政治学习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总会有人起哄：“段教授，你今天请客？”“行啊！”段恕诚就拿100块钱请大家吃点冷饮什么的。“敲竹杠总是敲在段教授身上，”郑培君说，“她自己去吃冷饮什么的倒很少的。平时根本不用怕她，甚至可以开玩笑。但是千万不要在工作、学术研究方面被她抓住辫子。”
在同事和学生们的印象中，段教授也永远是干干净净的，一头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纹丝不乱。段恕诚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扮，还喜欢穿旗袍。等年纪大了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时候要坐主席台发言等，也讲究衣服的式样，但是不过分；有时候还赶赶时髦。
听别人说，段教授年纪轻的时候在儿科医院挺活跃的。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毛主席在延安倡导跳舞，段恕诚的交谊舞跳得就很好看。跳舞的时候段恕诚总是打扮得非常靓丽，穿着高跟皮鞋。郑培君记得很清楚，后来有一次在病房里开春节茶话会，大家都起哄，让段老师跳舞。段恕诚连连摆手：“多少年没跳啦，我不会跳！”最后还是禁不住大家的起哄，走了几个舞步，大家纷纷拍手叫“好！”那时候的段恕诚仿佛又重新焕发了青春的光彩。这个场景，多年之后，依然定格在郑培君的脑海中。
段恕诚家的电视机大部分时间是个摆设，最多用来听听新闻。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家里角角落落都堆满了书，想找个坐的地方都很难。段恕诚看的书全是医学类的书，包括《柳叶刀》等医学杂志；还有就是会议资料，或者别人所写的文章稿件。她对其他的书毫无兴趣，家里没有一本其他的小说书。那些重要的书和资料段恕诚都不让别人碰的，放在哪里她自己都能清清楚楚记住。大过年的，家里有客人拜访的时候，总是要把茶几上的东西整理掉才有地方放杯子，而客人也只是“在书堆里总算有个位置空余可以坐，如此而已。”家里堆不下了就堆到儿科医院的办公室，永远觉得没有空间放书。
段恕诚平时还喜欢养养小动物、小植物。段恕诚住的小洋房三楼有晒台，朝阳的地方阳光很好；小的不知名的植物，包括野草野花，摆满了晒台。平时买来吃的萝卜，把头的部分多切掉一点，也就放在土里养起来了。段恕诚还养小的热带鱼、小乌龟、小鸟……归结起来也就是一个“小”，因为它们好拾掇、好养活，医院的工作如此繁重，她没有功夫养猫养狗。惟一“上档次”的就是段恕诚爱养君子兰，家里的君子兰总是开得花繁叶茂。她非常爱惜君子兰，分株分出来一棵才舍得送人。每年君子兰都要换专用的土，段教授都会放在心上。
现在登歌乐山，还能在一块枝蔓缠结的石碑上看见冯玉祥先生当年给段恕诚的父亲段绳武将军的题刻：“能苦干，能爱人，能说出，能实行，大人物，段先生，殁太早，我心疼，岂独我，世同情，后死者，奋为雄。冯玉祥，民国三十年。”这段悼词放在段恕诚身上，竟也十分贴切。能苦干，能爱人，能说出，能实行——这也许是两代人共有的遗传密码，也许，也是深埋在一个平凡而传奇的医者血脉中的，不变精神。
张爱知，女，回族，1918年12月24日生，河南邓县人。1947年毕业于山东济南齐鲁大学理学院药学系。为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主任药师，组建并主持药剂工作40余年。受聘为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儿科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终身会员，上海退（离）休高级专家荣誉会员。
集几十年临床药学和教学工作经验，领导有关人员成功研制了20余种儿童用药新剂型。先后主编《小儿常用药物剂量手册》、《实用儿科药物手册》和《实用药物手册》，参编《儿科临床手册》、《上海市医院制剂手册》、《临床药学工作手册》、《不合理用药分析》（434例）等诸多工具书。其中《实用药物手册》颇受市场欢迎，目前发行量已达百万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