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手组建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前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药剂科，主持工作40余年，研制儿童用药新剂型20余种，主编、参编药学专著手册10余本；她见证和推动了儿科临床药学的萌芽与发展，培育出的药学人才也已在各大医院、药厂独当一面。
她就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元老”——张爱知。
药师之路
张爱知于1918年12月24日出生在河南邓县的一个回族家庭，父亲是商人，由于父母的朋友有不少从事医学工作，她从小受环境影响，也萌生了从医的愿望。10岁起，张爱知在湖北省培德女子中学(现为老河口市第四中学)接受了小学、初中的教育，这所教会学校不仅为她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也将仁爱、诚实等理念植入了她的心中，“为人诚实”、“与人为善”是陪伴她一生的人生信条。
此后她的学业一度中断，在母校培德中学当了两年老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于1939年随联中迁至四川绵阳，在国立第六中学完成了高中学业。就读
1945年与丈夫李德心合影
高中时，她把名字从“爱芝”改为“爱知”，取“热爱知识”的含义，人如其名，努力地汲取、转化、教授知识始终是她生命的主旋律。
擅长理科，兼之少时即对医学怀有兴趣，高中毕业后，张爱知选择了齐鲁大学医学系深造，然而对解剖尸体的不适应以及经济困难等原因最终将她推上了药剂学的道路。“那时候没有教科书，大家买来白报纸，裁剪好订成笔记本，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虽然艰苦，但学习生活还是十分愉快”，回忆起大学时代，张爱知笑言“功课还是可以的，不是尖子也是中间”，她出色的记忆力使得她在学习药剂学上如鱼得水。1945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张爱知完成了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与青梅竹马的同学李德心完婚，“我们是十年同窗，相爱相知，百岁携手，同心同德”，年逾耄耋的她这样描述这数十载的相濡以沫、不弃不离。
毕业后，她先后在南京明德女中、南京华东助产学校附属医院药剂科、中山医院药剂科任职，1952年4月，张爱知受朋友，也是儿科医院首任院长的陈翠贞推荐调至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担起组建儿科药剂科的重任，也开始了与儿科六十年难分难解的缘分。
刚刚诞生的儿科医院各方面资源都很匮乏，药剂科室当时才有不到10人，硬件方面也几乎没有什么设备，科研工作难以开展。凭借对药剂学的热爱与对陈翠贞院长信任的感激，张爱知全身心地投入了艰苦的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加点，中午和晚上尤其忙碌，由于人手不足，她要帮助门诊发药。张爱知带领药剂科的工作人员编纂译著、研制药剂、完成一个个科研项目和一篇篇论文，稳扎稳打地让儿科医院药剂科一步步发展壮大。
边读边写，从卡片到专著
建院之初，药剂科人员业务水平不一，手头也缺乏易于查找的药学资料汇编书籍，碰到临床医生询问用药上的问题时，往往要临时查阅有关书籍，不能及时解决问题。解答的延迟给医疗工作带来了不便，由于夜间图书馆不开放，在夜间抢救垂危病孩时问题就尤其突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全科人员的讨论，决定大家利用工作空闲时间，分工查阅有关药学的中外资料，包括各类专著、杂志等，并将相关事项摘录在卡片上，按药名字母编上顺序号。小卡片起了大作用，再有医生来询问用药问题时，科室人员通过查阅卡片立即可以解答，医生不会再因对用药的不熟悉而贻误治疗时机。
1964年，以这些文摘卡片为基础，又参阅了大量的医药书籍、杂志进行补充的《小儿常用药物剂量手册》诞生了，1966年首印的几万册很快售罄，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纷纷来信要求再版。在添加了大量成人用药相关内容后，《小儿常用药物剂量手册》变为《实用药物手册》，收录了成人和小儿各科疾病约七百种，手册的应用范围更大了。《实用药物手册》自诞生以来广受好评，成为许多药学专业人士的必备参考书，经反复修订，编排更加巧妙，内容更加翔实，至今已出到第六版，发行量达百万册，是张爱知倾注了最多心血的著作。
张爱知编纂、翻译了多部药学典籍、工具书，参与编写的著作有《实用儿童药物手册》、《临床药学工作手册》、《上海市医院制剂手册》等，编译的著作如美国〈Undersirable Drug Interactions〉(《药物交互作用与禁忌》)，〈Pediatric Infections Disease (1975)〉(《儿科传染病学》)等。一直就读于教会学校的她外语基础良好，查英语资料不成问题，虽然十年动乱中不敢看英语书籍、讲外语，功底却并未荒废，上述两本外文书籍都是她在“文革”后参与翻译的。编书的过程中，张爱知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经常对某些药的药理有疑问，这时候就需要查找大量资料和参考书，包括药典和有关手册。“查资料多半是利用业余时间，到上海图书馆、外文图书馆、上医大图书馆、药学会图书馆等地方”，在实验室工作谈及这些工作时常去的图书馆，她如数家珍。张爱知做主编最大的心得就是“一定要有责任心，要有耐心、仔细、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说得具体一些，“尤其是用药的剂量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查阅资料、编纂书籍这种一般人看来枯燥繁琐的工作，于张爱知而言却是乐趣所在。70岁退休后的20余年里，她仍然笔耕不缀，平时看的书多与药学相关，如〈USP〉(美国药典)，〈BP〉(英国药典)，看的都是英文版，她也看医学方面的书，“看医生怎么用药”。张爱知很喜欢的一本书《马丁代尔》是英国皇家药学会出版的，仅中文版就厚达2110页的16开大书，“60年代就有了，图书馆里有，买不起，几百块钱一本”，张爱知建议医院药房购买，开始时药房还不同意，“太贵了，这么厚又这么大”。“《马丁代尔》关于药学的东西讲的非常详细，我的新书都要参考这本”，张爱知言语间透出对这本经典药学典籍和其所代表的药学知识的无限热爱，“我看这本书也已经看了几十年了，现在还在看”，求知若饥，几十年如一日。
研制小儿剂型，投身临床药学
——“张老师，从事药学工作这么多年来，哪些工作最让您高兴，有成就感？”
——“最高兴的是做了二三十种小儿用药剂型，过去一直是用成人剂型，没有小儿用药剂型。通过我和同仁们的努力，创立了小儿用药剂型如有片剂、酏剂、合剂等，并送至药厂生产，有些一直沿用至今，这是我引以为豪，最有成就感的事。”
张爱知在医院药房研究改良小儿用药剂量时，往往将药片打碎，制成合剂药水用，并指派科室人员到病房去观察临床反应，不断作出调整。研制药剂要到上医的实验室，自己做好以后送到药厂，“比方说红霉素肠溶颗粒都是与药厂合作的”，遇到困难，就联合药厂的技术部门想办法解决，“药厂厂长都很好，很尊重我”，药厂也有不少工作人员是她的学生。麻疹小儿传染病全国大流行时，儿科医院在防治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张爱知亦参与其中，和药厂搞了一个小儿制剂，治疗了许多患儿。
那么张爱知配制新剂型的创意从何而来？——“在临床上遇到问题，再想办法解决”。从成为一名药剂师起，她就十分重视常被一般药师疏忽的临床工作，我国80年代初提倡“科教兴国”，临床药学作为新兴药学分支学科，在国内引起重视。儿科医院受上海市卫生局、药学会委托，专门负责儿科临床药学工作，由张爱知主持开展，她的工作重点自此转移到临床药学。1981年全国首届临床药师培训班，她带着学生周森麟、沈刚一起参与教学。
临床药学的发展让药师的工作有了质的飞跃，药师从被动的发药转为主动提供用药意见，“不再只是配药发药，现在要主动到病房里去见病人，指导医生开药”，她对临床药学在我国如今的发展感到满意，“药学系培养学生比较重视临床工作了”。
谈到药剂学研究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张爱知强调了业务素质、做人素养和工作态度，她以得意门生周森麟为例，“我当时委派我身边较得力的助手周森麟专门到病房从事这项工作，周为上医大药学系毕业，是高材生，其业务水平、外语水平和人品都很好，为临床药学工作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药师亦人师
儿科医院作为教学医院，张爱知一直都承担着教学任务，上医药学系学生毕业前要先来医院药房等处实习。在带教中，张爱知经常召开座谈会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除了培养他们常规的医院药剂科的日常工作能力外，还经常带他们到病房了解临床药学工作，组织他们参与儿童用药新剂型的研制工作。
张爱知注重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有些学生看不起医院药房，愿意到药厂去工作，她就跟他们讲：“药房是重点，是跟别人直接有关系的，在药房药剂学各方面的东西都有用处，到药厂就专门钻研某几种药了，医院是你综合能力施展的地方。”她会教给学生药房里各方面的知识，为了扩展他们的视野，还教学生阅读英文资料，“我那时候英文很好，像〈NEW AND NOFFICIAL DRUGS〉（新型非处方用药）这些书都是我自己买来给学生看的，现在还在家里，自己看，也教给学生看。”她指导后辈药师开展了对地戈辛酏、药物不良反应等有价值的研究，主要为他们提供中英文药典上的各类资料，也直接指导、解答各类问题。
她自己足以成为学生们的榜样，上班时编书、研究、带教，兢兢业业，将自己的药师生涯与儿科医院药剂科同时推向辉煌，70岁退休后对药学的热情也没有丝毫消减，一直坚持阅读药学有关的杂志、报纸，了解药学的新发展，翻译外文药典，对自己的著作也反复修订，精益求精。张爱知从来没有后悔过从事药学工作，也没有感到工作给自己带来了压力，对于药学尤其是儿科药学，她始终怀有强烈的兴趣与责任心。
由于全身心投入工作，她不太顾得上家庭生活，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儿女们。长女李必果长大后虽然没有从医，却同样怀抱医者之仁心，站上三尺讲台，让更多的技术工人懂得操作器械的安全知识。
她乐观、豁达、谦虚、仁爱，回望过往，常常谈到别人给自己的帮助，她仍然记得在战火纷飞的学生时代，“外语老师和生活老师对我们的关心如同对子女般”，工作后，“老院长刘湘云的医德、品德、待人接物、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深深感染了我，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榜样”。现已93岁高寿的她，听力和记忆力都有所消退，然而目光炯炯，令人想见当年神采。
张爱知的人生信条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却正是她一生的注脚，朴素而伟大：“活着，能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是我最大的快乐”。
郭怡清，女，教授，1925年2月25日生于山西太原。主要从事小儿肾脏内科疾病的防治和研究。曾担任过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肾脏学组副组长、上海市儿科肾脏协作组组长、《中华肾脏病杂志》、《中国实用儿科杂志》、《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临床儿科杂志》、《小儿急救医学杂志》编委。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从事与小儿肾小球疾病的发病因素相关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在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肾小球疾病以及提高小儿免疫力、解决某些疑难杂症及顽症方面取得成绩，并多次获卫生部和上海市科技进步成果奖，其中包括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的临床、病理及发病机制的研究，1992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入选“八五科技成果奖”，从事小儿特发性肾病综合征的免疫遗传学及频复发相关因素的实验及临床研究，1998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