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3月20日上午9时，陈恭澍正在研究行动方案，突然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上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澍很懊恼，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根据陈恭澍的回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昏暗的灯光下，曾夫妇倒在血泊里，曾的前胸还汩汩往外冒着血泡，其状恐怖。何文杰吓得不知所措，要汪文惺赶快打电话报警。
十几分钟后，法国警察赶到。随后，救护车将曾仲鸣夫妇送到医院急救。
曾仲鸣送到医院后，伤势非常严重，但他神志尚清醒。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让人赶快拿来支票，一张张在上边签名。汪精卫从重庆随身携来的现金，都是以曾的名义存在银行，如果没有曾的签名，这些钱将很难从银行取出来。曾签完名后，便昏迷不醒，经医生全力抢救，仍回天乏术，死在手术台上。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右胸中了一枪，另两枪一枪在臂，一枪在腿，在医生的救护下，保住了性命。
当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了，但其余3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陈恭澍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此时，戴笠命令陈恭澍立即返回重庆。陈恭澍离开河内后，在河内的军统特务继续寻机刺汪。大特务余乐醒想了一个办法，将一种毒药放在一个小罐内，其中散发出来的气体可以致人于死地。他费了很大劲，将小罐放入汪宅的浴室里，但仍未能伤及已提高了警惕的汪精卫。另一个大特务曹师昂，曾和法籍妻子打扮成记者模样去汪宅探路，准备日后下手，但都未成功。
对于刺汪行动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面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
陈恭澍回到重庆后，戴笠始终不见他，即使两人进入防空洞中，也视而不见。两个月后，戴笠才召见陈，任命他为军统局代理第三处处长，到上海去主持工作，因为在上海，军统在与汪伪“76号”汉奸特务的较量中节节败退，希望他去力挽狂澜。戴笠还说，到上海后，要继续对汪实施制裁。
6.投敌叛国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汪精卫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以此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自己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经历这场劫难后的汪精卫，再也不计什么名利得失，最后毫不犹豫地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河内的冬天非常温暖，红花绿草，到处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体弱多病的汪精卫从寒冷的重庆来到这里，呼吸着湿润新鲜的空气，感觉良好，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可他在这里没住上几天，坏消息就接踵而至。先是举国上下口诛笔伐，一致声讨他叛国投敌；接着传来日本国内因各种矛盾激化，首相近卫突然辞职的消息。加之继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对近卫策划的“汪日和平行动”不感兴趣，主张用战争解决问题。这样一来，汪精卫便在河内被冷落下来。
当初痛下决心，准备脱离蒋介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哪怕是背上“汉奸”罪名也在所不惜，而如今却成为扔在路边的一只破鞋，无人问津。汪精卫十分着急和痛苦，再也无意欣赏周围春天般的美丽景色，吃不好，睡不安。
从此，汪精卫永远失去了在中国政坛上东山再起的机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抗衡的资本。这，也正是蒋介石所企盼的。
1939年4月25日晚，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秘密逃离河内，经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
1939年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的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11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对汪精卫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提出在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说：“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1939年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但日方的这个方针和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
阿部首相的新方针使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可能。汪精卫开始策划新政府的同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
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于1938年7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麿去年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
《要纲》的主要内容有：承认“满洲帝国”、给予蒙疆自治权对华北实行防共驻兵，允许日本军舰在长江沿岸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对兴亚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也感到不满。影佐帧昭说：“如果以此方案为基础与汪先生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政府的信义。即使汪先生接受了这个条件，和平运动也不会成功。”犬养健说：“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有附件等8件，好比一座大山压在汪先生身上，怎么能使他开展国内的和平运动呢？又怎么能使他得到中国民众的信任呢？”
汪精卫考虑再三，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汪给影佐回信说：“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以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拟东亚问题。”
7.枪伤复发
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3个文件为基础，表示很难接受上述3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的方针。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12月双方的谈判再开，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汪精卫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让步之一是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太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的治安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算恢复和平。
虽然日方的让步很有限，汪精卫最后还是接受了日方的条件成立中央政府。这是因为与以前国民党副总裁的身分相比，现在汪精卫的身价已跌为一个被政府通缉之人，不再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周佛海辩解道：“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南京市民们看到以前的国旗又飘扬在街头心里确有几分高兴，但看到国旗下的黄色三角巾心里又有几分酸楚。
1940年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此时日本的阿部信行内阁已经倒台，1940年1月16日成立了米内光政内阁。前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族院议长、以及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了还都仪式。仪式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里面挤满了文武官员和前来祝贺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礼服，武官身穿军装，但大家的脸上都没有表现出还都的兴奋。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
汪精卫的中央政权建立半年后，在以前密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谈判，签订了公开的《华日基本条约》。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此时汪精卫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一丝微笑，走下台阶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卫政府成立后首先进行的就是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加入他们的“曲线救国”行列。这个诱招行动虽然没有很大的成果，但也并非一事无成。到1943年8月，投奔汪精卫的重庆政府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余万，这些人都是不满蒋介石的政客和被蒋介石排挤的地方杂军。但1943年8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利之后，就无人再来投奔汪精卫政府了。
其次汪精卫深感以前没有自己军队的苦恼，决心组建一只自己的军队。汪精卫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汪精卫亲自兼任团长，陈公博兼任教育长，周佛海兼教务长。训练团的对象是收编的投奔他们的地方杂军，训练以3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为止。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汪精卫还得不到军队的绝对效忠，1943年日本显出败色后，许多投奔汪精卫的军队又转投蒋介石。再加上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这一切都导致了这个计划收效甚微。
然而，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共产党新四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经过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江苏、浙江、安徽3省的清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