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法国后，潘玉良先进入了里昂中法大学，补习一个月的法语。之后，她以优异的素描成绩考入了法国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1923年，她又来到巴黎国立美专，师从著名画家达昂·西蒙教授。在这里，她结识了徐悲鸿、邱代明等中国近代有名的艺术家。
在两年的学习之后，潘玉良得到了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教授的欣赏，被安排直接升入该系的三年级学习，成为这个学院第一位中国女画家。
得到这次宝贵学习机会的潘玉良，徜徉在艺术之都，画下了它那年代久远、气势恢弘的古代建筑，也描摹了很多绘画艺术珍品。在罗马，她成了学术权威琼斯教授的免费学生。1928年，潘玉良顺利从油画专业毕业之后，又考入了琼斯教授的雕塑班学习雕塑工艺。
学业上的一帆风顺，让潘玉良的艺术之旅非常充实和愉快。然而，艺术是门需要很多金钱和时间的东西。倘若没有经济上的支持，艺术家们很难度过生活的危机。事实上，从1928年年底起到1929年春天，潘玉良就面对过这样一次危机。
由于国内的军阀混战，中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供职于政府部门的潘赞化，此时也丢掉了海关监督的官衔，只在南京政府实业部找了个专员的闲职。心情实在不佳的潘赞化，这段时间便很少给潘玉良写信。加上留学津贴断断续续，这样，到1929年的春天，潘玉良已经一连4个月没有接到家信和津贴了。她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缺衣少食让她别说是从事艺术创作，就是走路、说话都感到吃力。终于，有一天，身体极度缺乏能量的潘玉良在画室出现了异常身体反应：她迷迷糊糊地什么都看不见了！
潘玉良的异常反应，引起了琼斯教授的注意。他关切地询问自己心爱的学生，当得知原因后，这位老师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对潘玉良说：“你一定要去治疗，画家怎么能没有眼睛？”随后，琼斯教授拿出了一些钱，并召集学生捐款，想方设法救治潘玉良的眼睛。可是，性格坚毅的潘玉良却犹豫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她没有接受这笔捐款。
幸好，不久潘玉良收到了欧亚现代画展评选委员会给她的汇款。在委员会寄来的贺信上有一则附言：“潘玉良女士，你的油画《裸女》荣获三等奖，奖金五千里尔。”这真可谓是雪中送炭！靠着这笔钱，潘玉良挺过了缺衣少食的难关，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和答辩。
就在毕业前不久，潘玉良与游历欧洲的刘海粟不期而遇。得知当年的学生取得如此好的成绩，老校长感慨万千。他当即写下聘书，邀请潘玉良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的主任兼导师。
1928年冬天，潘玉良结束9年异域求学的日子，学成归国。
这次回国，潘玉良先后举办了五次个人画展，每次都取得了成功，震惊中国画坛。这位学贯中西的女艺术家，无论在画功上，还是在意境上，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这一时期，她创作了大量名作，其中包括《我的家庭》、《瘦西湖之晨》、《白荡湖》和《春》等，都引起了画坛的轰动。
然而，就在国内的第五次个人画展上，潘玉良的名作、大型油画《人力壮士》却遭到粗鲁地破坏。不仅如此，画上还被人写上“妓女对嫖客的颂歌。的侮辱话语。实际上，这幅画中那几个裸体的粗犷男人，是在拯救快要被大石头压死的一朵小花，含蓄地表达了潘玉良对拯救民族危亡的英雄们无限的敬意。谁料，这幅名作竞遭此厄运，真是让人为之惋惜！
在家庭里面，回国后的潘玉良也没得到安宁！虽然丈夫一心爱着自己，可是潘赞化的大夫人却总是对她耿耿于怀，时常横加指责。为了不让丈夫为难，潘玉良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
和举办自己画展的机会，再次选择了离开中国，远赴巴黎，继续从事艺术创作。世俗偏见和旧家庭的逼迫，让潘玉良离开了自己深爱的故土。这一走，便是40年。从此，她客居艺术名城巴黎，再也没有回来过！
凉薄世间．丝丝温情
再次远赴重洋的潘玉良，内心是饱含苍凉的。那是一种对世间的凉薄有所体悟之后的生命感觉。试想，又有哪个女人，在接二连三的情感伤害后，不会作此感想呢？
可是，潘玉良毕竟是艺术家。在艺术的世界里，她幸运地找到了温暖和归宿，这可以说是她后半生全部生活的动力。尤其幸运的是，就在潘玉良二次赴法期间，她还得到了一个爱慕者的悉心照料，他就是王守义。
关于潘玉良后半生定居法国的生活，旅法画家贺慕群曾这样回忆道：“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纪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看来，潘玉良尽管有名气，却一直在生活上十分清寒。想想也是，她第二次到法国时，正值二战前夕，局势相当紧张，许多留法艺术家纷纷离去。战时别说是绘画所需的工具材料，就连日常生活都有困难。潘玉良那段时间的日子，一定过得艰难无比。
就是在生活困顿的时期，潘玉良又坚持着她的“三不主义”：
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定合同，她也因此被称为“三不女士”。这一点，自然反映了潘玉良个性的坚强。但是，一个艺术家，。可以不入外国籍，可以不恋爱结婚，但倘若不与画商合作卖画，怎么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呢？正因为这样，加上当时局势的混乱，潘玉良第二次的旅居法国，其实是举步维艰的。据说，潘玉良当时入不敷出，甚至只能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活。
王守义便是在此时走进了潘玉良的世界里。
王守义1895年出生于河北高阳，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是法国“旅法华侨俱乐部”的创办人之一。王守义是个踏实勤奋的人，由于吃苦耐劳又心灵手巧，他勤工俭学挣的钱常常比同学们多。他常对同学说：“今后我多挣钱，支援你们多读书，将来好回去为国家出力。”后来，王守义在圣·米歇尔大街开了一家中餐馆，取名“东方饭店”。虽然他当时并不富有，但时常接济有困难的同胞。
王守义是潘玉良在“中法大学”时期的同学。一直以来，他都十分钦慕潘玉良。看见老同学生活的窘迫，王守义更是义无反顾地提供了帮助。他常常去看望潘玉良，陪她到公园散步，中午就到他的餐馆用餐。据说，有一年潘玉良的画室漏雨漏到无法作画，王守义便买好材料，亲自为她修理、装修。无论是在潘玉良辉煌的时刻，还是在她落魄的岁月，王守义总是像一盏路灯一样，默默地照亮了潘玉良孤寂的旅法日子，给她带来丝丝温暖。
为了解决潘玉良经济上的困窘，熟知她性格的王守义便当起了“牵线人”的角色：他知道中国乐园的主持李林先生想要订购一座格鲁赛先生的雕像，便向他极力推荐潘玉良。经过协商，潘玉良答应做雕像，报酬六千法郎，时间三个月。
为了这尊雕像，潘玉良花费了不少心血。三个月过去了，雕像交由鉴赏家审定。鉴赏家看完作品后十分激动：“潘夫人，谢谢您！这座雕像，是我见过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我是格鲁赛先生生前的好友，他的形象我永远忘不了。我感谢您的灵巧木笔，再现了他庄严的学者风度和永远谦和的品格。真是栩栩如生！好极了！我们博物馆决定收藏它。”
就这样，王守义帮助潘玉良又渡过了一个生活的难关。
经济上的困顿刚过，国内的一个坏消息接踵而来。1938年初，潘玉良去看画展，突然听见一个报童的叫卖声：“号外！号外！日军占了中国首都南京！”
刹那间，潘玉良心都凉了。她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此时正生死未卜、危险异常。
当晚，潘玉良辗转难以成眠。在极度悲哀和痛苦中，她完成了一尊雕塑的革坯《中国女诗人》，以寄托自己对祖国和爱人的思念与关怀。
那几日，潘玉良饱受精神煎熬。幸好，得知消息后的王守义匆匆赶来，陪伴她左右，让她感觉到了阵阵安慰。
就在这段日子里，早已爱慕潘玉良的王守义向她求爱了。
那天，他俩一起去纳赛河写生。听见王守义的请求，潘玉良叹了口气说：“你太不了解我了。我只告诉你，我没有这个权利。我比你大十二岁，而且我早已成了家！”
王守义有些激动地说：“不！你在骗我，也在骗你自己。我虽然不了解你最早留法的原因，但我知道你第二次来巴黎是决定不再回去的。你有痛苦，有难言之隐，有不幸，这瞒不了爱你爱得强烈的人！”
听见这位正直善良的朋友这样说，潘玉良身子一抖，眼眶红润了。她苦笑道：“朋友，我不讳言，我有痛苦，但也有宽慰，那就是赞化和我的真诚相爱。我虽然和他远隔重洋，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回他的身边。”
此时，王守义明白了潘玉良的心意。他哭了，颤抖着声音说：
“好姐姐，你！……原谅我吧！”
潘玉良心生哀悯：“都怨我不好，惹你伤心，好兄弟，你恨我吧？”
这段爱情便这样无果而终。但是，从此之后，王守义和潘玉良的感情却更加坚实了。王守义一如既往地照顾着孤独的潘玉良，潘玉良也一直友善地对待这位善良的知己。
此后的潘玉良，在艺术创作上，进入了又一个高峰期。由于她有选择地师从一些艺术大师，同时又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形成了一种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他流派绘画的艺术风格和韵味。1953年和1959年，她的两次个人作品巡回展，在日本、比利时、英国、德国、希腊、卢森堡和意大利都获得了成功。1959年9月，巴黎大学更是把多尔烈奖奖给了潘玉良，这在巴黎大学的历史上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颁奖那天，巴黎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并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给了潘玉良。
这次获奖，成为了潘玉良一生之中最高的荣誉。可以说，这个荣誉的取得，是离不开王守义的照顾和关爱的。
在艺术上获得成功的潘玉良，如果说还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是想回到祖国，回到爱人潘赞化身边去。然而，国内接二连三的政治斗争，使她没有如愿。这或许便是她晚年最大的遗憾吧11950年，刚刚获得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艺术圣诞奖章的潘玉良，在《晚邮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中共重用艺术家，徐悲鸿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的个人画展，由官方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盛况空前。”
很快，潘玉良又收到了潘赞化寄来的信。丈夫在信中介绍了祖国解放后大搞建设的兴旺景象，并希望她早日回国。看见爱人热情的来信，潘玉良激动万分。她说不出有多高兴，恨不得马上回到祖国。
可是，由于当时潘玉良的巡回画展正在举行，不能立即回国，她只能暂时投入工作中去。谁知，就在那几年里，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丈夫的来信越来越少，偶尔来信也是片言只语的“政府英明，给我照顾”等等之类。到后来，干脆就音信全无了。
那时，潘玉良的内心充满了疑虑和恐惧。
一天，王守义给她送来了一张报纸，第4版上的一则消息让潘玉良一下醒悟。原来，国内正在打击右派，自己的老师刘海粟也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她心急如焚，连忙给丈夫写了一封长信，询问情况。
不久，潘赞化来信了。信中说：“刘海粟是右派，右派即是敌人，你我均应与其划清敌我界限……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
顿时，潘玉良明白过来：国内政治斗争如火如荼，自己回国的愿望暂时无法实现了。
1964年，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满心期待着回国的潘玉良，此时却又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她的归乡梦再次破碎了！而接下来的十年“文革”里，虽然有着周总理的安排，潘玉良也只能是梦里思乡，遥遥无期。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像束灿烂的流星，消失在了巴黎的夜空。临终前，她嘱咐王守义，将她与潘赞化结婚时的项链，以及潘赞化送她的一块银壳怀表归还潘赞化的后人。在王守义的陪伴中，这位“画魂”艺术家离开了人世。巴黎圣母院撞响了沉重的钟声，节奏悠扬、委婉，满含着一种莫名的幽怨。
“政府英明，给我照顾”等等之类。到后来，干脆就音信全无了。
那时，潘玉良的内心充满了疑虑和恐惧。
一天，王守义给她送来了一张报纸，第4版上的一则消息让潘玉良一下醒悟。原来，国内正在打击右派，自己的老师刘海粟也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她心急如焚，连忙给丈夫写了一封长信，询问情况。
不久，潘赞化来信了。信中说：“刘海粟是右派，右派即是敌人，你我均应与其划清敌我界限……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
顿时，潘玉良明白过来：国内政治斗争如火如荼，自己回国的愿望暂时无法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