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接受的宗教信仰更主要的是来自低层次的宗教观念及其表示仪式和方法，对于广大的信仰者来说，他们所传播的宗教内容也主要是通过仪式、方法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宗教伦理和思想观念。中国俗文化中所渗透的恰恰就是由仪式、方法中呈现的鬼神信仰，以及与之有关的宗教伦理。唐宋以来，在民间佛道两教并不像在士大夫中所流传的泾渭分明，而是常常搅作一团的。人们对于佛道并不是需要在其中汲取哲理的精华，从而理解消化进而获得一种安定淡泊的心境和生活乐趣，他们求神拜佛主要是为了求得心灵的宽慰，求得来世的幸福，解脱今生的苦难，解决现世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讲，信仰本身就是目的，不管信仰的是什么，应验本身就是最大的满足。总之，目的是第一位的。鬼神系统、仪式法术和伦理教义，构成了唐宋以后道教一套新的理论和实践的核心，使道教日益世俗化，并逐渐与士大夫所感兴趣的那一套向老庄归附，与禅宗汇融的哲理体系分道扬镳，成为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知道18方刻有挽歌的墓志已经体现出儒道释融合的趋势，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民间社会，从各种经典之间的复杂因缘转向石刻造像，我们会发现隋唐时期的佛、道关系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充满矛盾和斗争，而更普遍的情形则是和平共处、互相融合。如同北朝一样，隋唐时期的普通民众并不是宗教义理的专家，他们甚至并不关心佛教、道教的具体区别，在他们的心目中，佛、道二教都可能是有效的，它们之间并无难以逾越的鸿沟。从一般信众的角度来看，中晚唐时期佛、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合流趋势，其实一个相当重要的前提就是隋唐时期的民间社会中佛、道教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这三者的合流正是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所在。
由于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故在有唐一代，孝的思想在儒家观念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成为唐代统治者的主要治国理论之一。在唐代所见的万余方墓志当中，处处可见这种孝的表现，刻有挽歌的这些墓志同样如此，志文行间时时流露出这种思想。如《刘让墓志》：“夫人与二子及牛氏新妇等，以日计夜，割藏家财，终备殡仪。”
《孙昊及夫人关氏墓志》：“思掬育之恩，攀思增敢。孙男合得、小合，孙女八娘、丰娘等，哀敢四邻，供崇葬事。今克用咸通十一年九月廿一日再发灵魂，迁窆于府城西，买郭义地廿四□充新坟一所，约去府城西四里合，。” 《青府君妻万氏墓志》： “于是至孝相谓曰：祸斯酷罚，供侍无由，共崇同穴之仪，扶力备陈丧礼。” 《裴简墓志》： “生则事之，殁修泉礼，罄舍家财，同为葬事。”《韩延超墓志》： “典废者是世之常也，生死者是人之本也。生即乃事之以礼，死则以归葬为酬。” 从18方刻有挽歌的墓志铭和中古葬礼来看，国家用以指导官僚和民间社会的仍然是儒家的原则和精神，这从唐代的礼典和《唐令》中都可以得到反映。不过在私人丧葬礼仪的使用场合，常常是儒家和佛道仪式并用，表现出“儒学为体，佛道为用”的情况。
黄泉、幽都的观念成为民间信仰中主要的死后世界，最后再与佛教地狱观结合，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观念。唐代山西民间信仰的对象非常广泛，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功利性特色，同时还具有畸变性特征。山西由于地处内陆高原，自然条件较差，在古代人们抗御自然灾害和驾驭自己命运的能力较弱，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各种虚无飘渺的神灵身上，渴望并寻求神灵的帮助，以便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样就形成了在当地民间信仰中功利性色彩非常浓厚的特点。
中古时期在北方的广大地区，除吐鲁番等个别区域外，大部分民众可能更多的接受了佛教的天堂地狱观念，在唐人的丧葬中，除了中国传统丧葬思想的主导影响外，还明显的打着道家思想和道教神仙的烙印。这种烙印在中唐以前和中晚唐时期有相同烙痕，也有较大变化的印迹，总的趋势是越来越淡化。而从出土的刻有挽歌的墓志来看，在山西地区道教影响反而有强化的迹象。
敦煌写本宅经中的五姓人宅图和五姓家宅图中用八卦、八天干、十二地支表示方位，有天门、地户、人门、鬼门的讲究，有太一等神煞的排列，其内在心理因素就是建宅要象天法地，达到通天通神，以求得天的佑助，好让宅住的人享受人间福禄寿的吉祥。墓葬的道理与之相同，墓葬中的象征性框架往往显存于墓葬壁画和雕刻的图像程序之中，而墓志在墓葬中的方位则显示了它在墓中的存在和它的视点，也就是墓葬中专门为逝者灵魂设置的位置。不论是文字的墓志铭还是图绘的叙事画，这些对墓主生平的回顾往往强调其“公共形象”，形象的意义很可能在于向公众宣扬逝者本人的功绩，而这些功绩往往又是其子孙取得社会地位的一种重要资本。
法天象地这一传统自秦汉至唐宋而历久不衰，由于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象天法地思想的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人们企图把握和顺应宇宙运动规律的愿望。在古代人的思维中相信文字和图像具有一定的魔力，即相信凡是可写出、绘出的事物，在特定的宗教仪式转化下，即成为真实存在于此世或另一世界中的事物，这是古代宗教中再生仪式和死后世界信仰之所以能成立的根本原因。墓志铭由此可见不仅仅是对幕主一生的人生经历的总结，更是具有神秘意义上的一种特殊的随葬品。
整体而言，世人对于死亡保持一种排斥、惧怕之心，在许多墓志铭之中都可以见到这一类通用的词句，就是表达对逝者去世之伤痛。这种死后的世界观在墓葬中多有反映，生者不希望和逝者再有牵连，如“生死异路，不得相妨。地上地下，不得苟止”
等等。生者虽不愿与逝者有干系，却又希望能借逝者之助而得到好处。宇宙是一个彼此相连又和谐的整体，而且有着将天地人鬼贯穿一气的阴阳、五行、八方等基本要素，那么在天地人鬼之间就有共同的存在方式，天地人鬼之间也有可能发生神秘的但又是必然的联系与感应。方技、数术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一思想而产生的信仰与效应，它通过人们的联想与体验，创造出种种避凶趋吉的技术。
与对逝者的关注相对的，是对生者的期待。人的死亡，所牵涉的不止是逝者本身，尚有他的家属、子孙。在汉代的一些镇墓文和与之配合的随葬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要让逝者家属能够不受到不利之影响。墓葬不只是为了逝者，也是为了生者的福利。
对于各种葬历、堪舆之书，或下葬时日的占卜和墓葬风水的考虑也是以葬法对逝者的家属后代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为主要的对象，可见一般民众对待逝者及死后的世界，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为了生者自身的利益而发展出来的。
结 语
通过前文对于志盖上挽歌的分析，墓志上镌刻的代表宇宙系统纹饰的阐释，我们知道在唐宋变革的背景下，这些挽歌墓志的出现都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和特定的内涵。
1唐宋变革论影响下的唐中晚期及五代时期，民间对于生死信仰的多元化和世俗化倾向进一步加强，而挽歌墓志的出现即是其中的个案之一。这个时候，挽歌等丧葬礼仪表现的重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丧主而非逝者的身上了，“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
2挽歌在中下层墓志上的使用，说明本来作为礼法身份表现的丧葬仪式已经越来越成为一般思想与信仰的组成部分。民间生死信仰与儒家国家祭祀礼典思想的整合，中国传统鬼神观念与佛道尤其是道教思想的合流在民间信仰上的反映，这些都促进了中古民间祭祀礼仪的发展，从而使得这个时期的民间信仰具有了更为独立的时代特征。
而且，从中古丧葬礼仪来看，常常是儒家和佛道内容并用，即始终以儒家精神为纲，但佛教道教的仪式却自然融入其中，表现出“儒学为体，佛道为用”的情况。
3新见的挽歌墓志地区差异还比较大，只有在山西地区出土的墓志盖上出现了挽歌，说明这种墓志所表现出的民间思想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而这种地域特色也与山西地区在唐代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政治形态密不可分。
4刻有挽歌的墓志及其本身的纹饰组成一个全面的宇宙系统，另外墓志在墓室中的方位空间也有着深刻的文化思想内涵，在这个时空中墓主把他的一生功业都刻在墓志上面，以追求沟通天地永垂不朽的永生。墓志及其墓室代表着古人的思想信仰，通过墓志把墓主嵌入宇宙的镜框里面，这样一来墓志本身以及置放墓志的处所或者整个墓葬就化为墓主生平的纪念厅，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丧葬纪念碑。
（责任编辑：陈根远 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