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近一年多来，朱惺公写过许多宣传抗战的文章，汪精卫和周佛海最早读到的是他发表在《华美》月刊上的《首先做除奸工作》。文章说，“要抱定宗旨，敌忾同仇，绝不与汉奸们妥协合作。假使人人都能把汉奸当作最大的敌人，而时刻注意他们的行动，揭露他们的罪恶，万夫所指的汉奸们，必将陷入他们的绝路上去。”汪精卫和周佛海读到这篇文章时，正是他们准备秘密逃离重庆的前夕。两天以后，他们在《大美晚报》的《夜光》上读到朱惺公的《菊花礼赞》。朱惺公写道：“我歌颂菊花，我钦慕菊花，我以为菊花生来就是一个战士。它挺起孤傲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时的细雨战，更和初冬时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菊花的百折不挠精神。”“菊花一名节花，又名更生。它真像现在的中国将从抗战中求取更生。菊本作鞠，花的抗逆精神是鞠躬尽瘁，至死不屈。”四月初，周佛海由晴气陪同来上海时，又在《夜光》版上读到了《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它连续介绍了汉朝不降匈奴的苏武、宋朝以死抗元的文天祥、明朝誓不仕清的顾炎武等十余位义士的高风亮节，以激发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热忱。五月的《夜光》上，发表了《中日关系史参考》十八篇文章，论述中日两千余年的关系，揭露日本法西斯破坏中日和平，呼吁团结御侮，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同时，发表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悼念在抗战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的通讯。这些褒扬鞭挞，爱憎分明的文章，对广大读者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对敌伪真是芒刺在背，恨之入骨。因此，六月五日周佛海嘱咐丁默邨和李士群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的名义，分别给《大美晚报》总编辑张似旭和朱惺公发出一封同一内容的恫吓信。信中写道：“自今伊始，台端主编之报纸，如再发现反汪拥共及反中日和平之文章，不论是重庆中央社电讯，还是贵报自撰稿件，均认台端为共党爪牙，希图颠覆本党及危害国家，断难容忍，则不再做任何警告和通知，立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训诫。如必欲一试我等力量，悉听尊便也。”
可是，《大美晚报》和朱惺公一如既往，毫不退缩，他们对汪精卫集团的谴责和揭露，更为尖刻和激烈。六月到七月，《夜光》刊登了《汉奸史话》，并加编者按说：“我们连载汉奸史话，是借古讽今。今天，有个比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汉奸更加阴险凶恶的大汉奸群，正盘踞在上海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汪精卫和周佛海为了出出这口恶气，由丁默邨和李士群指挥，派警卫大队第六分队长潘公亚带领二十个武装特务，于七月十五日下午袭击《大美晚报》编辑部及其编辑人员。特务冲进报馆后，不清楚编辑部设在哪间房子，临阵又有些慌张，便手枪乱打，手榴弹乱丢，编辑们一下子从后门跑个精光。特务们找不到攻击对象，就冲进排字房，将铅字架盘全部打翻。来不及躲避的五个排字工人，都受了重伤。这时，报馆外面的天主堂路上警笛四起。原来，正在巡逻的法租界警察闻到枪声迅速赶来了。特务们不敢久留，从报馆侧面的爱多亚路逃跑了。
“看来，《大美晚报》遭到袭击之后，它的《夜光》副刊仍然与我们势不两立，这就充分说明朱惺公的胆大妄为。”何世祯听周佛海讲到这里插言说。
“是的。所以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朱惺公身上，又先后给他发去四封信。”周佛海阴沉着脸说。
他们给朱惺公发去的第一封信是包裹形式，里面是一百张五元大钞，信笺上只有一句话：“劝君跟着我们走，荣华富贵无尽头。”第二封信里，除了一番恐吓话之外，还有一颗锃亮的子弹，第三封信没有只言片字，只装着一块沾满紫黑色血迹的破布；第四封信只有一把撕得粉碎的钞票，意思是“撕”。这是土匪惯用的黑话。绑票的土匪因勒索金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把绑去的人杀掉叫做撕票。朱惺公收到这些信，毫不客气，在《夜光》上一一回敬。他的第四封复信题为《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信中说：“对卖国贼我一定要骂，纵然是死我也要骂到底。这年头，到死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既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人何？余生为庸人，死为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两天以后，《夜光》发表了该报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章的诗：《生挽不怕死之惺公》，其中有这么两句：“坚贞不屈乃英雄，志士仁人终得仁。”第二天，朱惺公在《夜光》上欣然唱和道：“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充分表达了他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周佛海介绍到这里，已经气得脸色发青，愤然地说：“我们对朱惺公真可谓刚柔相济，仁至义尽。可是他，却越来越肆无忌惮，我们还能够容忍吗？何先生！”
“噢，朱惺公真是自己在讨死！”何世祯也愤愤然了，“他如此狂妄，的确令人难以容忍！”
周佛海望了汪精卫一眼，见他有难言之隐，就面向丁默邨和李士群阴沉沉地笑一声。这笑声从鼻孔里发出来，既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威严，也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他紧绷着脸，愤怒地说：
“那就请丁、李二位先生具体部署，立即行动。一定要干得巧妙，不能让法租界有任何空子可钻。时间，限制在两天之内。”他那坚定的语气仿佛钉子被牢牢钉进木板里，没有回旋的余地。
暗杀朱惺公的任务落在吴四宝、茅子明和张国震身上。三个特务在接受任务时，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现在他们默默地坐在吴四宝家里，却感到棘手难办，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见过朱惺公，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宝哥，你们不用发愁。”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把三杯热茶放在丈夫和茅子明、张国震面前。她认为陈璧君以哥称夫，既体现妻子对丈夫的敬重和恩爱，又体现女性的文化素养和涵养，也学着这么称呼。她若有所思地说：“我记起来了，干娘家的女佣石嫂，两年前在化学工业社当过女工，她一定认识朱惺公，也可能知道他住的地方。”她喜欢在身上喷香水，喜欢把脸上的脂粉抹得浓淡相宜，喜欢穿件能充分表露身上各条曲线的紧身旗袍，以加强女性的诱惑力。
“我的好太太，你真是雪里送炭。”吴四宝两撇粗黑的眉毛惊喜地一扬，两只大眼睛睁得更大了，粗大的鼻孔驴子似的咴咴作响。佘爱珍与他的匹配，好像鲜艳的花朵开在粗陋的岩石上。
茅子明听佘爱珍这么一说，脑子里弹琵琶，惊喜交集，高声叫道：“我的好嫂子，你给我们解了围！”
张国震也兴奋得血往上涌，好像在观看一场三起三落的足球赛，最后与自己感情相关的一方蓦地踢进一个球，惊喜地叫一声：“好！”
于是，由佘爱珍出面找季云卿的遗孀金宝，说要石嫂陪同吴四宝去化学工业社找位朋友，把石嫂接来了。为了避免石嫂的怀疑，茅子明和张国震没有与她见面。石嫂名玉英，年约四十，身穿阴丹士林布衣服，过多地刻在脸上的皱纹和粗糙的手，记载着她大半辈子的劳累。她与佘爱珍并肩坐在皮沙发上，双手扣在腹前，望着吴四宝，话声从略显宽大而仁厚的嘴里发出来：“姑爷去化学工业社找谁？不知我认识不认识？”
“找朱惺公先生，石嫂你该认识他。”吴四宝沉静地说。
“朱先生是画广告的，我认识。”石玉英不认字，也无暇关心社会上的言传，不知道朱惺公痛骂汪精卫集团的事，也不便打听吴四宝找他干什么，憨厚地说：“听人说，朱先生早已离开化学工业社，到《大美晚报》专门写文章去了。他住在北河南路二十五号，不知后来搬地方了没有。”
“噢！北河南路二十五号。该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吧！”吴四宝琢磨着说，“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被人诬告为共党分子，关押在上海市警察局，因为朱先生与警察局长卢英先生是好朋友，想请他出面在卢先生面前说说情。”“这可找中了！朱先生心地善良，待人诚恳，他一定会帮忙的。”石玉英爽朗地一笑，“先去报馆，还是先去朱先生家里？姑爷！”
“先去他家里。”吴四宝沉思着说，“如今办事既看人情，也看面子。为了引起朱先生的重视，与他见面时，你就说我是你的妹丈，是大华洋行的总经理喻明哲。爱珍也去，她自然成了你的表妹。如果朱先生问你现在干什么，就说在大华洋行做事。”
老实的石玉英，自然不明白其中的奸诈，欣然地说：“记住了，我按姑爷的吩咐说。”
接着，吴四宝来到他的办公室，对等候在这里的茅子明、张国震交待几句，要他们耐心等待。然后转回家来，换上米黄色纺绸长衫，带上深灰色的博士帽，将无声手枪塞进右边裤袋里。佘爱珍在绿色旗袍上，罩件没有里子的浅灰色西服，戴上金耳环，对着镜子照了照，感到自己的确像个阔太太之后，才依照丈夫的吩咐，把别人送来的好酒、食品和水果选了一批，装进一个皮料提袋里。下午三点四十分左右，他们乘坐小轿车离开七十六号大院，直奔北河南路。一路上，吴四宝依靠香烟的刺激助兴，沉醉在夺取头功和独吞三百块银元奖赏金的乐趣里。轿车穿过数条大街，在北河南路二十五号门口停住了。吴四宝走下车来，对驾驶员吩咐两句，就带着提着礼品的妻子和石玉英进入院内。这里住着十多户人家，吴四宝暗暗提醒自己，可得慎重。经向一个老太太打听，朱惺公住在最后一栋平房的东头两间房子。
“哟！那不是朱太太吗？快两年不见了，你还认识我吗？”石玉英刚转到平房的西头，相距三十余步，就一眼认出了正在门口洗衣服的年轻女人是朱惺公妻子。
朱太太赶忙起身，向石玉英望了望，欢笑地说：“嗬呵呵，是你呀，今天是什么风把石嫂你给刮来了！”她三十出头年纪，不高不矮，胸脯高耸，腰肢浑圆，脸颊丰腴，配上朴素的衣着，给人一种女运动员的健美感。她望着穿戴阔气的吴四宝夫妇，“这两位是……”
石玉英赶忙介绍说：“这位是我的表妹，这位是我的表妹丈喻明哲先生，大华洋行的总经理。他有事相求朱先生，特地要我陪同来拜望朱先生夫妇。”
“噢！朱先生吃了午饭就上报馆了，他说只看一篇文章的校样就回来。估计快回来了。”朱太太热情地说，“喻先生，喻太太，石嫂，都快进屋，进屋喝茶。”她原来只有初小文化，与朱惺公同床共枕十二年，如今也能在报纸上发表笔触生动的杂文了。潜移默化的熏陶，竟有这等神奇的力量！是的，韩愈早在一千一百多年前就下了断言：“目濡耳染，不学以能。”无怪乎许多人，总希望找个有学问的人做配偶。